即便在行業嚴重萎縮的2002年，中興的合同銷售額依然保持了20％的增長，而同期華為的合同銷售額出現了13％的負增長。泡沫破滅之前的1999年，華為的年合同銷售額已經是中興的240％，到2003年，這一比例已經降低到127％，甚至有人開始討論中興何時重新超過華為，而美國《商業週刊》則將中興評為此間「全球成長最快的電信企業」。
這次停頓持續的時間比預想的要長。直到4年後的2004年，全球電信業才重新走上復甦之路。這時，人們才開始認真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所有反思中，美國《商業週刊》的發現最為引人注目：危機爆發之前還名不見經傳的中興竟然是此次危機中最大的受益者，它憑借連續3年34.1％的複合增長率成為此間「全球成長最快的電信企業」。
在互聯網泡沫開始破滅的前一年，也就是1999年，中興的年合同銷售額和主營業務收入分別只有50億元和25億元，而且這些收入絕大部分都來自固話領域的交換與接入設備。但僅僅過了4年，公司的合同銷售額和主營業務收入已經分別增長到252億元和160億元，其中來自無線設備（系統和終端）的收入已經佔到公司收入的近70％。中興已經是一家名副其實的無線通信設備商，在快速成長的中國移動通信設備市場佔據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一直以來，中興的一個主要對手便是同樣來自深圳的華為。中興在萬門交換機的商業化上比華為稍晚，到1999年時，華為的年合同銷售額已經是中興的240％。但在整個電信業的逆境中，儘管華為的表現相當出色，中興的表現則更為出色，到2003年時，華為與中興的合同銷售額之比已經降低到127％，甚至有人開始討論中興何時重新超過華為。
儘管中國電信業的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在這期間也出現了停滯甚至萎縮，2001∼2003年的增長率分別為15.3％，-15％和6.4％，但這並不妨礙中興在此期間從國內獲得強大的增長動力。即便在固定資產投資嚴重萎縮的2002年，中興的合同銷售額依然保持了20％的增長，而同期華為的合同銷售額出現了13％的負增長。
這一方面要歸功於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採取電信牌照有償拍賣，而是通過行政命令無償劃歸指定的運營商使用，同時，在3G建設上，中國沒有急於採取行動。這些都讓中國運營商的財務狀況更為主動，因此在放緩固網建設的同時，並沒有減少在更有前途的移動通信上的投資。
它們的問題主要來自內部。在2000年和2002年，中國先後進行了兩次電信重組，前一次是將中國電信旗下的移動業務拆分出來，成立了獨立的中國移動，後一次則主要是將中國電信分拆成南北兩大公司，即新的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重組無疑使投資計劃滯後，但從長遠看，又都為中國電信業此後的成長注入了強心劑。
另一方面，侯為貴的「保守」使中興避免了陷入西方公司那樣的衰退，從而可以抓住隨時降臨的機會。儘管他沒有像任正非那樣寫文章強調危機意識，但當西方設備商們沉浸在關於寬帶和互聯網的神話之中難以自拔時，從中國西部走向這個充滿狂躁的行業的侯為貴卻始終保持著一絲低調的謹慎，他寧願失去機會，也不會輕易去相信這是真的。
「寬帶建設與寬帶應用是兩碼事，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電信市場，與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不能盲目跟風，處處照搬國際電信廠商的做法。寬帶、數據業務雖然在那些經濟發達地區會率先應用，但短期內，在國內大部分地區，以話音為主的通信業務還會有相當穩定的增長。」他不斷給公司中那些鼓動激進的人潑冷水。這種冷靜很快就將帶來回報：當其他公司紛紛放慢步伐以應對環境的惡化時，中興的好時光才剛剛開始。
不像任正非那樣總是急於追趕行業潮流，侯為貴習慣於採取一種「試試看」的姿態，不輕易肯定或否定任何一種可能性。兩家公司幾乎同在1996年前後開始多元化佈局，而且幾乎都在無線通信設備（GSM/CDMA）、數據通信、光傳輸、電源、視訊等行業進行了嘗試，但華為很快就賣掉了電源業務，全心投入到光傳輸和GSM/WCDMA等主流的細分市場，並且迅速成為全球主流的光傳輸廠商之一。相反，2000年時，中興仍然在嘗試，僅在通信電源和視訊等配套性的產品上獲得了一些經濟效益，而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傳統的交換機與接入網業務。
這一策略也在此後常受詬病，它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使中興錯過一些重要的機會，但一旦整個行業被高度的不確定性所籠罩，中興這種開放姿態的優勢就顯露無遺。巧合的是，中國電信市場在此後幾年恰恰處於這種不確定性之中。
2000年正是中國移動通信爆炸式增長的開始。儘管此時中國的固話用戶已經是移動用戶的兩倍還多，但移動用戶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固話用戶。此前固話用戶數從1978年的將近200萬增加到4000多萬，用了將近17年，而移動用戶數從幾乎為零增加到同樣規模，則僅僅用了5年時間。1999年，固話用戶數僅僅增長了不到20％，但移動用戶數的增長卻超過了100％。
就在這一年，從中國電信分拆出來的中國移動正式誕生，而另一家移動運營商中國聯通則早在1994年就已經成立。隨即，中國移動在香港通過再融資成功募集了75.6億美元（3年前公司尚隸屬於中國電信時，就已將廣東與浙江兩省業務在紐約和香港實現了上市），同時中國聯通也在香港和紐約成功上市，募集資金達到56.5億美元。1998年，中國移動的用戶數就超過了2000萬，兩家運營商都為新時代儲備了雄厚的資金和足夠的商用經驗。
不確定性主要來源於這樣的現實：現有兩家運營商採取的是以諾基亞、愛立信等歐洲公司為首的設備商提供的GSM設備，但以高通（高通公司，簡稱高通）為首的北美CDMA陣營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進入中國市場的努力，而且也已經推出了相應的試驗網絡。
與此同時，期望在快速增長的移動市場分得一杯羹的還有在財力上強大得多的固網運營商。儘管它們沒有移動牌照，而且在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獲得牌照，但它們採取了一種類似打擦邊球的方式，即引入在北美、歐洲和日本都已經有一定市場的無線本地環技術，以減緩客戶流向移動運營商，為未來進入移動領域作準備，1997年，在浙江推出了第一個試驗網。
在這三種力量中，GSM顯然處於絕對優勢地位，不但名正言順，更重要的是，由於它早在1992年就首次商用，並在1995年前後進入大規模商用，在市場上處於絕對佔優的位置；而CDMA則到1995年才首次進入商用，1998年後才進入大規模商用，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只有GSM的1/4左右。小靈通雖然在技術上很落後，但被認為比GSM和CDMA的輻射都要小，符合健康的需求，何況由於它的研發成本很低，加上可以避開中國政府對移動通信話費標準的監管（特別是實行單向收費），使得它獲得了通話費比GSM和CDMA便宜得多的優勢。
對中興而言，最理想的選擇毫無疑問是GSM。公司也的確一度希望在這個領域大幹一場。從純粹產品研發的角度看，它的確做到了。1998年它才真正大規模投入這個領域，1999年晚些時候便拿出較為成型的產品，並拿到了中國政府頒發的入網證。但當它嘗試著將產品賣給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時，卻遭到了冷遇，這兩家運營商顯然對於採用沒有經過市場檢驗的產品尚存有顧慮。另外，這一時期可觀的ARPU值，即單位用戶平均話費額，使它們不必在設備和建網費用的多寡上過於敏感，相比而言，它們更在乎系統的質量。比中興稍早拿到GSM入網證的華為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運營商們的顧慮並非毫無道理，即便在全球範圍內，GSM也處於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不像程控交換機的孕育時間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上，技術已經達到近乎完美的地步。另外，愛立信等西方公司的公關或許也起了作用。
在將中興從一家來料加工企業鍛造成年合同銷售額超過50億元的中國主要固定電話設備商的過程中，侯為貴深深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作為一家中國公司，要想在中國市場上打敗西方公司，就必須充分利用土生土長的地緣優勢，比它們更虛心地聽取客戶的意見並更快速地採取行動。
「客戶永遠是對的，他需要什麼，你就應該給他什麼，而不是先造出一個產品，然後去尋找可能需要它的客戶。」他總結出這樣一條屢試不爽的規律。相反，西方公司則力圖將用他們的標準製造的產品原封不動地賣給中國運營商，而不願作出任何有針對性的改動，這樣做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由於中興已經同固網運營商建立了更為緊密的關係，這有利於侯為貴針對他們採取傾聽策略。幾乎是從1997年決定向無線通信轉型開始，中興就將固定網絡的無線接入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這對中興而言，是一種順理成章的選擇，它讓公司可以嘗試著利用既有的客戶關係。儘管基於CDMA的無線接入方案不久後被政府叫停，但當1999年的重組開始後，中興很快就從小靈通找到了切入口。
「我和固網運營商進行了溝通，知道他們對進入移動市場有強烈的需求，而從短期看政府不可能剛剛將移動業務從中國電信剝離出來，很快又給中國電信發移動牌照，小靈通技術在日本的成熟應用讓他們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用戶規模。」他力圖以此說服質疑者。
從一開始，這樣的質疑就沒斷過，而質疑的主要焦點便是小靈通的技術落後。這種質疑最後很可能對中國政府主管部門的心理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確，如果不考慮固網運營商在短期內無法獲得移動牌照的事實，在全球運營商都在積極投資3G的背景下，進行這樣的投資很難擺脫重複投資的嫌疑，而且中國提出的3G國際標準TD-SCDMA已經獲得認可，中國政府必須為其預留足夠的頻率。但同時，即使出於固網運營商上市融資的需要（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先後於2002年和2004年上市），中國政府又不能不網開一面，以使投資者對兩家運營商的未來更有信心。
於是，從1997年第一張小靈通試驗網開通，到2001年年底有條件允許小靈通在遵照「不得在京津滬穗四地開展業務」這一底線的前提下存在，並承諾不在2002年年底之前收回小靈通所使用的頻率，中國政府對小靈通的態度始終搖擺不定。其戲劇性可以從幾乎為小靈通而生的UT斯達康這期間的股價表現上略見一斑。
2000年3月3日，UT斯達康公司在納斯達克掛牌當天，升幅高達278％，創下當日納斯達克股市升幅的第二高紀錄，而這期間正好是小靈通通過當時的中國信息產業部專家評審委員會的認定。同年5月底，信息產業部的一紙關於小靈通項目緩建待審的發文卻將UT斯達康擠到了生死線上，其股票狂跌45.92％，總市值一天蒸發掉了200億元人民幣。但隨後政府關於允許小靈通有條件存在的表態又令其市值在一天內回升了100億元人民幣。
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少數人喜好之上的隨意性，讓大多數曾經指望在這個領域大賺一筆的廠商，都在不久之後開始放棄，習慣於主動出擊的華為尤其受不了，很快在反對聲中放棄了小靈通，轉而繼續做「技術含量更高」、可以向3G過渡的CDMA450。中興的興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但即使在最悲觀的時候，侯為貴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判斷，保持著「試試看」的心理。
但就在全球通信業墜入深淵的時候，轉機卻不約而至：市場的力量和TD-SCDMA遲遲達不到商用標準的事實，讓政府最終不得不採取了一種聽之任之的態度，隨即小靈通的價格優勢很快得到用戶認可。1999年，中國的小靈通用戶還只有幾十萬，但到2003年上半年這一數字就已經接近2000萬，而同期開始大規模商用的中國聯通CDMA則晚了將近一年才達到這一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