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也不過45歲，但是到如今，發達國家的人口預期壽命已經超過80歲。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但是，困擾西方社會的一大難題是人口老齡化。隨著婦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藥具的合法化，再加上持續的經濟增長，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世紀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嬰兒的出生率曾經有過一次井噴式的增長，這就是所謂的「嬰兒潮」，但結果是，那一代人的數量既比其父輩多，也比其子女多。等到生育高峰一代退休的時候，西方國家的老齡人口將會急劇增長。從現在到2035年，大多數歐洲國家65歲以上人口與18∼65歲人口的比例將會增加兩倍甚至更高。
如果年輕人的人口總是多於老年人，如果經濟能夠一直保持增長，那麼社會保障體系就能順利地運轉下去。但是，如果老年人的人口超過了年輕人，而且一旦退休的人多，幹活的人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放緩，這時候，社會保障體系就變成了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更為棘手的是，進入老齡化社會之後，一國的改革動力也會消失。一個年輕人居多的國家，能夠有勇氣和魄力作出暫時的犧牲，完成艱難的改革，但一個老年人居多的國家，就很難再作出調整。日本就是這樣的例子，在過去20年裡，日本走馬燈似的換政治領導人，但沒有一屆政府能夠拿出像樣的改革方案。而應對老齡化社會的政府政策，一是徵收更高的稅收或增加更多的社會保障支出，但這將帶來更高的財政赤字；二是減少退休福利，但這在政治上是很難實行的。唯一的希望可能是出現了突破性的生物工程和醫療技術的創新，人們的預期壽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這將釋放出巨大的潛在勞動力，困擾西方國家的老齡化問題很可能會得到緩解。
不過，即使找到了長壽藥，各國仍然會面臨人口變化帶來的社會衝擊。人種之間、民族之間的出生率差異極大，出生率較低的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則顯著高於發達國家。伊斯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大超過基督教國家。這種人口的漲落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國家的沉浮。
如果發達國家變成了老齡化社會，誰來為這些老年人打工，誰來服兵役？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必須補充更多的移民。美國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歐洲則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據估計，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國人將占美國總人數的20%。有個笑話說，一個外國遊客在靠近墨西哥邊境的美國小城買東西，跟小店的老闆講英語，小店的老闆馬上很不高興地說：「講西班牙語！這裡是美國！」在英國最流行的男孩名字中，穆罕默德這個名字排名第五。鹿特丹人口的40%信仰伊斯蘭教。到2015年，俄羅斯軍隊中一半以上的士兵會信仰伊斯蘭教！
到時候，車臣戰爭會怎麼打呢？
即使歐洲不被「伊斯蘭化」，也會被「非洲化」。移民的湧入從經濟上給西方國家增加了新鮮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卻埋下了內部衝突的地雷。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資本可以周遊世界，但勞動力卻只能困守家中。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會從全球分工中遭受損失，因為很多工作，尤其是非熟練勞動力的工作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是這些工人同時又是消費者，他們能夠購買到越來越廉價、越來越多樣的商品。這種收入分配的變化對政治的影響將是複雜的。當一國國內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最容易成為出氣筒的就是外國的勞工和外來的移民。結果，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很容易抬頭。種族之間的隔閡是很難用政策消融的，即使在美國這樣號稱是「大熔爐」的國家，即使共同生活了200多年的時間，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猜忌乃至敵意都難以化解。美國金融危機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齡化使發達國家在移民政策上舉棋不定，國際政治中的文明衝突滲透到國內政治的分歧分化，這會從基礎上動搖發達國家賴以立國的社會契約。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表面上說的是文明的衝突，其實擔憂的是人口消長對世界格局的顛覆。人口增長過快的國家往往經濟相對落後、政局不穩定。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青少年人數激增，城市化的進程將他們召喚到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們懷著美好的夢想到了城市，但是卻發現自己的容身之地是骯髒破敗的貧民窟。人類歷史上風雲動盪的時候，往往都出現了青少年人口激增的現象。據說，基督教的新教改革就是歷史上青年運動的典範之一，而20世紀20年代青少年人數的迅速增長，為法西斯和其他極端主義運動提供了生力軍。巴基斯坦的人口將從如今的1.58億增長到2050年的3.05億。如果這些國家沒有辦法為新增勞動力創造出足夠的就業崗位，就很容易引起社會動盪。
中國也未能置身局外。為了保證人口的自然增長，每個育齡婦女平均應生育1.7∼2.1個孩子，但是，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率總和已經連續10年低於這一水平。中國將會以更快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是「未富先老」。2005年，60歲以上的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11%，到2030年，這一比例就會上升到24%。調整過時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刻不容緩。中國的人口變化還會遇到的一個獨特問題是男女比例失調。目前全國男女出生比例為117︰100，有的省份甚至高達135︰100。到2020年，中國處於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3000萬∼4000萬。
男孩和女孩的社會地位到那時會有一個徹底的改變。到了那時，就不是「女為悅己者容」，而是「男為嫁己者容」了。男孩們需要使出渾身解數，爭奪稀缺的女孩資源。可以設想，在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中，男孩子仍然可以找到配偶，比如他們可以從比自己社會地位較低的家庭中娶走女孩，但是在婚姻市場上受到最大歧視的一定是社會地位最低的家庭中的男孩。這些男孩的經濟收入最低，甚至可能沒有工作；社會地位最低，很可能處處遭人白眼。多麼可怕的情況：有那麼多窮困的男孩，沒有工作、沒有錢、沒有老婆、沒有家庭、沒有希望、沒有慰藉。社會拋棄了他們，他們就會拋棄這個社會。
狂野地預測一下未來的世界：50年之後，歐洲將是一個伊斯蘭世界，美國將有一個講西班牙語的總統，日本將淪落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中國將會成為男用化妝品的最大消費市場。
扎進西方世界心臟的一根毒刺
大約十多年前，我剛剛到美國讀書。開學第一天，學校為我們這些「少數民族」留學生專門開了一堂新生輔導課（Orientation）。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輔導老師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我們說，到了美國得學會一個「最牛的詞」：ThepowerfulD。她說，你們遇到麻煩的時候，比如說停車停在了不該停的地方，警察要給你貼條子，你就說：「D…D…D…」，不等你把這個單詞完整地說出來，警察就會乖乖地走人了。什麼詞的力量如此之大？原來是discrimination，中文意思是歧視。美國人最怕的就是別人說他們種族歧視。
聽完之後，我不過是一笑置之。但是，慢慢和美國人接觸多了，才發現種族歧視的確是美國最大的禁忌。美國白人喜歡結交黑人朋友，熱衷黑人文化，喜歡領養外國小孩，喜歡下外國館子，喜歡信外國宗教，做這些是因為可以讓他們標榜自己是最沒有種族主義傾向的人。在美國，言語稍有不慎，就能被定性為「種族歧視」。有一次，我和高年級本科生一起聽計量經濟學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個「Λ」符號，興之所至，開了個玩笑，說：「這多像頂中國小帽子啊。」話音未落，一個華裔學生馬上正色問道：「老師，你剛剛說的什麼？」那個老師當時臉就嚇白了，他趕緊用了足足五分鐘時間，反覆解釋自己沒有任何要嘲笑中國人或亞洲人的意思。他是熱愛中國文化的，甚至還要舉例，說自己的孩子在幼兒園都學漢語。我在下邊，又想笑又感慨：當年「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將們的氣勢大概也不過如此吧。
從進步的意義上講，反對種族歧視，是西方人對自己過去幹過的錯事和蠢事的反思。一位美國朋友告訴我，美國白人之所以對黑人充滿負罪感，是因為黑人的祖先是被白人拐賣過來的，而不是自己主動選擇移民的，因此現在的白人感覺要為自己的祖先贖罪。誠哉斯言，不過要說起來，美國白人最應該有負罪感的應該是對印第安人，殺了人家的人，搶了人家的地。遺憾的是，美國人好像並不喜歡反思他們對印第安人的惡。我很想繼續和我的美國朋友探討這一問題，但他已經毫無興趣了。
這種反思很難說是徹底的，它不僅無助於解決少數民族的問題，無助於提升西方的道德水準，而且還正在使西方變得更加脆弱和無助。民族主義是西方人打開潘多拉盒子之後放出來的第一個惡魔，而當下這種對少數民族的特殊態度，以及西方流行的文化多元主義，就是盒子底部飛出來的天使。遺憾的是，這個軟弱的天使沒能收回惡魔，相反，她委身嫁給了惡魔。結果，惡魔不僅沒有消失，反而繼續繁衍生息。
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西歐陷入了小國林立、長年混戰的局面。民族主義本來就是在這種支離破碎的政治地圖上長出來的毒蘑菇。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然的產物，而是國家之間為了加強對本國居民的控制，而有意強化出來的意識形態，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硬化了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之間的差異，並不斷地挑起仇恨與屠殺。正如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引用的一本小說中所說的：「除非我們憎惡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正是在長年的征戰之中，才最終演化出了民族國家、民族主義。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原本沒有民族主義這種東西，西方征服了世界，也就將民族主義的毒牙種到了各個地方。巴爾幹半島號稱「歐洲的火藥桶」，這裡有異常複雜的民族和宗教。但是，當西方還沒有到這裡之前，當地的民族認同感相當淡漠，大家都相安無事。當民族主義被傳播到這個地區之後，戰火才開始綿延不斷。非洲的盧旺達，原本相安無事地生活著許多不同的部落。20世紀30年代，當時的比利時統治者非要把盧旺達人分成兩個民族，一個叫「胡圖族」，一個叫「圖西族」。電影《盧旺達飯店》中，一個西方記者問當地人這兩個民族究竟有什麼不同。據說，區分的標準是鼻子的高度和走路的優雅程度。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盧旺達大屠殺，西方引進的民族主義，又是始作俑者。
如今的文化多元主義，依然在硬化群體之間的差異。儘管這一主義已不像過去的民族主義那樣咄咄逼人，而是表現為隱忍和退讓，但其基因是一樣的。這種觀念要求區別對待少數民族，給他們更多的補償，給他們更多的自由。但是，善良的願望並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美國社會中的黑白界限依然分明，黑人不僅沒有感到滿意，反而變得越來越憤怒。問題出在哪裡？恐怕就是走了岔路。美國的創始人早已經提醒人們要「合眾為一」，美國一直號稱自己是「大熔爐」，結果呢，這個大熔爐變成了分離器。歐洲的情況比美國更差。
美國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移民國家之一，源源不斷的新移民為美國補充了新鮮的血液，但歐洲已經步入人口老齡化，一步步日薄西山。人口老齡化帶來了移民問題，但歐洲在這方面做得更差。一方面，歐洲的民族主義更加嚴重，尤其是一些激進的種族主義者又沉渣泛起；另一方面，為了遏制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歐洲的文化多元主義更加綏靖，更加軟弱。按照現在的人口變化速度，50年之後，歐洲可能會是一個伊斯蘭世界。如果歐洲沒有認真地思考如何融合和團結不同人群的問題，如何處理不斷萎縮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口和潮水般湧來的非洲、中東、中亞人口之間的矛盾，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歐洲將會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