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父親霍華德第一喜歡的事情是政治，第二喜歡的事情才是賺錢。
巴菲特的爺爺歐內斯特也喜歡政治。歐內斯特和霍華德父子兩人經常在餐桌上大談政治，兩人政治理念相同，都支持共和黨，越講越有共同語言，越講越投機，越講越滔滔不絕。
霍華德的弟弟弗雷德則相反，對政治一點兒不感興趣，越聽越無聊，越聽越沒勁。於是趁兩人聊得投機時，把桌上的大魚大肉吃個精光。吃完後發現，那兩個人還在聊個不停。弗雷德實在沒有辦法，說道：你們聊吧，我困了，往地板上一躺，呼嚕呼嚕地大睡。
歐內斯特長歎一聲：老三，你這個四弟是沒有什麼前途了。孺子不可教，豎子不足與謀。我看以後我們家族後代裡面，唯一有希望從政的，只有你了，好好努力，老爹我全力支持你。
誰也沒有想到，霍華德真的會走上從政這條路，走得相當遠，但非常曲折。
絕望中的努力
1941年12月7日早上，11歲的巴菲特跟著父母一起去西點鎮做禮拜。
開車回奧馬哈的路上，車上的電台廣播節目突然插播了一條新聞：日本人襲擊珍珠港。
儘管巴菲特當時只有11歲，但從爸媽激烈的反應中他也馬上明白：這是一件震驚世界也會改變世界的大事。
巴菲特的爸爸霍華德強烈反對以羅斯福總統為首的民主黨的政策，強烈反對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甚至認為，珍珠港襲擊事件的背後是羅斯福總統和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故意安排。因為唯一能夠讓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方法，就是讓日本人來襲擊美國，而且不能讓珍珠港的美國海軍事先知道。
1942年春天，共和黨總部給了內布拉斯加州分部一個任務，找到一個競選人，和當時的國會議員查爾斯·麥克勞克林競選內布拉斯加州在國會眾議院的席位。
要想打敗這位民主黨的眾議員，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第一，羅斯福在奧馬哈的支持率超高。奧馬哈有兩大支柱產業，分別是鐵路和屠宰業，尤其是屠宰業，僱用大量的工人，他們都受益於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刺激政策。
第二，麥克勞克林已經連任四屆，四次競選，四次全勝，在當地很有威望。
共和黨的政策不受工人們擁護，共和黨也找不出一個有資歷、有能力的能與麥克勞克林唱對台戲的競選人。
尋找競選人的任務落到了霍華德的身上。他找了一個又一個人選，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絕，原因很簡單：這是白白送死，沒必要。
競選人登記的最後一天下午，馬上就要到登記時間了，霍華德卻還是找不到一個願意出面的共和黨競選人。
難道偌大一個內布拉斯加州，成千上萬的共和黨人，竟然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參加眾議員競選？難道要讓民主黨不戰而勝？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不犧牲誰犧牲，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最後一刻，霍華德作出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自己出馬參加競選。
爸爸競選，全家總動員。
第一招，貼傳單。
一家人全部出動，在所有電線桿、電話亭等能貼傳單的地方，全部貼上爸爸的競選傳單。傳單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選霍華德進國會！
第二招，參加各種集會散發名片。
無論是最美的奶牛比賽，還是最棒的醃黃瓜大賽，霍華德和利拉都會跑去參加，見人就發名片。
其實霍華德性格內向，不願意和人打交道，但要拉選票，沒辦法，不得不出頭。
巴菲特發現，爸爸競選，媽媽比爸爸更熱心、更積極。一是因為老公有機會出人頭地，做老婆的自然開心。二是媽媽天生喜歡和人打交道，人越多，她越活躍。
利拉也充分發揮了三個孩子的作用，讓他們在集會的人群中跑來跑去，見人就說：叔叔（阿姨，爺爺，奶奶）請投我爸爸一票。
三個孩子特別積極，一刻不停地跑啊跑，說啊說。最大的動力不是對爸爸的愛，而是媽媽許諾，活動結束後，請他們吃冰激凌、玩摩天輪。
第三招，做節目。
當時電視在美國沒有那麼普及，最流行也最便宜的宣傳方式是廣播節目。
作為競選人，霍華德獲得了上當地廣播電台做節目的機會，節目有15分鐘長。
經過多次討論，形成節目方案，最後開始錄製。
前面10分鐘是霍華德的獨角戲，簡單地介紹自己，介紹自己的競選綱領，介紹自己當選後將會給內布拉斯加州的民眾帶來什麼好處。後面5分鐘是全家總動員。
爸爸介紹說：這是我的太太利拉，她非常喜歡音樂。
媽媽出場，演奏管風琴。
爸爸接著介紹說：這是我的大女兒多麗絲，14歲；這是我的二兒子巴菲特，11歲；還有我的寶貝小女兒伯蒂，8歲。
巴菲特，快過來啊。
爸爸，等一下，我正在看體育新聞呢。
我們一家為大家合唱一首歌曲《美麗的亞美利加》。
霍華德並沒有把這15分鐘全部弄成煽動人心的競選宣傳，只是平靜地簡單介紹了自己的競選綱領，一家人還來了一個家庭版的「同一首歌」。
沒想到，就是這短短15分鐘的節目播出後，一下子，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競選辦公室來了許多志願者，很多人不為別的，就是因為競選對手已經連任四屆了，看不慣。
第四招，作演講。
說實在的，霍華德性格內向，厭惡公開演講，可是要競選，最重要的活動就是演講，讓選民們瞭解你的政策傾向。所以，他尋找各種機會向人群演講。
不過，只要一談起政治，霍華德就怒火中燒，強烈攻擊羅斯福與民主黨：看看國會中那些告密的小人，那些勢利的偽君子，那些道貌岸然的神經病，幫他們買一張單程車票，讓他們滾蛋吧！
第五招，拉選票。
拉選票，就是競選人逐個拜訪選民拉選票。
拉選票有時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尤其是向那些很可能反對你的選民拉選票。碰上一些極端的人，可能當場襲擊你，有些競選人曾經當場喪命。
在南奧馬哈集中了很多屠宰場，屠宰業是奧馬哈繼鐵路之外的第二大產業，每年要宰殺800多萬頭牲畜，製成幾十億公斤的肉製品銷往全美各地。
屠宰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有兩萬多名工人，從數量上是絕對值得爭取的選民密集區。
屠宰業的工人大多是外國移民，情況最差的是黑人，還有捷克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大部分人沒有文化，大多數人不說英語。所以，要和他們交流非常困難。
更困難的是，這些工人都是民主黨的鐵桿支持者，因為民主黨的政策支持工人和工會。霍華德卻想來這裡向這些工人解釋，如果他當上國會眾議員，要投票反對這些工人們支持的法律政策。
一旦惹惱了這些工人，哪怕只是溝通出現誤解，後果會很嚴重。
這些工人都是干重體力活的，個個身強力壯、膀大腰圓。而霍華德是做股票經紀人的，體格肯定比工人弱得多，而且小時候患過小兒麻痺症，有些跛足，肯定沒有工人們跑得快，再加上前幾年患了心臟病，可能沒有開打就暈過去了。
儘管霍華德的演講攻擊火力猛得像大炮，但打起架來只能來兩下溫柔的「棉花掌」。
不過，霍華德卻有一顆很溫柔、很天真、很堅強的心。
很多年來，他一直隨身帶著一張小小的紙條（儘管時間久了磨得又軟又破），上面是他自己手寫的一段話：
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的一切由上帝掌控。我的身體絕對無法永存，但我的靈魂卻是不朽的。那麼，我還擔心、害怕些什麼呢？
死都不怕，霍華德還怕什麼呢？
為什麼霍華德非要跑到這些絕大部分都支持民主黨的工人中間拉選票呢？為什麼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
只有一個原因：霍華德是個書獃子，而且是個死腦筋、天真的書獃子，他認為，既然自己身為競選人，就有義務向所有選民說明自己的選舉主張，不管是贊成他的人，還是反對他的人，他都必須向他們說明。聽不聽是選民的自由，而說出來則是競選人的義務。哪怕是沒有一個人投他的票，哪怕有人會揍他，哪怕可能會喪命，也要去說明自己的競選主張，這是義務—死也必須完成的義務。
怕，就不是真正的競選人。
不過，做過股票的人都非常狡猾，最起碼會為自己留一條後路。霍華德的後路就是自己唯一的兒子巴菲特。
每天天不亮，霍華德出發去南奧馬哈的屠宰場向工人們拉選票之前，他第一個會叫醒12歲的兒子巴菲特：走，跟老爸去。
巴菲特不用出面陪老爸拉選票，更不是為老爸做保鏢，他的任務是預備隊：遠遠跟在父親身後，萬一有人動手打老爸，馬上報警。
巴菲特早已經偵察好最近的警局，一有情況，就會飛奔過去。
老爸挨打可能免不了，但警察趕過來，起碼能夠保住一條命。
巴菲特每次跟著老爸到屠宰場拉選票，都遠遠地站在大街另一頭，看著老爸不停地發競選傳單，不斷地和工人交談，有時聽的人多了，老爸還會演講上一陣。
老爸很淡定，巴菲特卻很緊張，兩眼緊盯著，兩手緊握著，兩腿顫抖著，隨時準備，一有情況就朝警局跑。
謝天謝地，巴菲特一次也沒有往警局跑過。
也許是霍華德正氣凜然，那些工人們雖然反對他的競選主張，卻並不反感他這個人。不過，巴菲特心裡卻認為，主要是運氣好。
所有人—包括黨內人士，包括所有家人，甚至包括霍華德自己，都認為他競選獲勝是根本不可能的。
1942年11月3日是選舉日，決定勝負的一天。按說霍華德一家應該非常緊張地等待結果，但他們卻非常放鬆。
霍華德已經寫了競選失敗的感謝信，恭喜對手獲勝，感謝支持自己的選民，感謝共和黨的支持，感謝家人的支持，感謝志願者的幫助，感謝上帝—下一次我會更加努力。
大女兒多麗絲認為爸爸競選肯定會失敗，那樣的話，第二天上學同學中肯定有人會嘲笑她，於是乾脆跑到市中心商場裡買了一個最新潮的胸針，提前安慰自己。
晚上8點30分，還是老習慣，全家上床睡覺，因為他們從不熬夜晚睡。
第二天早上，天還不亮，一陣猛烈的敲門聲。
霍華德先生，你當選了。
奇跡，簡直是奇跡！
在內布拉斯加州，羅斯福具有超高人氣，民主黨具有眾多擁護者，連任四屆的麥克勞克林具有超高威望，卻輸給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共和黨「菜鳥」候選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完成了，這印證了「沒有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為什麼呢？
失敗的民主黨人想不明白，獲勝的霍華德也想不明白。
也許是珍珠港襲擊讓原來一直相信民主黨的選民們一時出現了動搖，也許是過於自信的民主黨候選人太過輕敵，也許是霍華德真的從那些競選對手根本不屑於拉票的最底層的屠宰場工人那裡拉到了一些選票，反正結果是大家認為必敗的霍華德卻獲勝了。
即使知道勝利無望，還是要盡最大的努力。
這是爸爸給小巴菲特上的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
巴菲特認真分析研究所有股票，不管是自己想要投資的，還是根本不想投資的；不管是自己喜歡的公司，還是自己最討厭的公司，因為做投資就要研究全部所有公司的股票，就像爸爸競選要拜訪所有選民一樣，這是必須的。
特立獨行的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