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再也無法通過自己前期的利潤和企業的內部流動性來平衡當前和未來的資金需求，也無法像以前經濟繁榮時期一樣得到銀行「仁慈」的貸款，所以，一部分中小企業家不得不去接觸灰色金融，來獲得維持生存的資金需求，結果由於自己無法再承受高息負債的壓力而不得不廢業息工。另外一部分中小企業家看到出口受阻、銀行惜貸，就「自覺」地關門歇業，以保證不因自己在危機時刻的盲目投資而白白斷送多年打拼的成果。當然，還有一批中小企業家慶幸自己的客戶還能夠到期還賬，從而躲過目前流動性恐慌這一關，這樣，興許會迎來今後一個更好的發展空間。即便如此，他們也在收縮自己當前的經營範圍和規模。總之，這場「寒冬」已經造成了6.7萬多家中小企業的虧損和倒閉。今後，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週期拉長，如果再不及時地導入相應的「救急」措施，中國中小企業的受害面可能還會繼續擴大。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倒閉所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更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4萬億元的財政投入主要是在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民生改善的住房保障項目上，中小企業從中能夠得到的直接收益可能並不明顯。是否需要對中小企業也採取相應的財政扶持政策，這已經成為目前學界和業界共同關注並且頗有爭議的問題。我個人認為，中小企業之間差異性大，政府直接來參與鑒別和選擇的成本較高，副作用也不小。中小企業的活力關鍵還是在於政府能否從制度上去尋求變革，從政策上去扶持市場。
2008年11月，溫總理在廣東調研期間，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政策提出了四項具體的要求，並指出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一定要把中小企業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與中國經濟中長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結合起來。否則，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僅僅靠財政支出的幫助，即使熬過了眼前的冬天，但是，未來一旦再遇到外部衝擊的時候，我們的經濟還是會因為缺乏核心的競爭力和調整不到位的經濟結構而再次出現更為嚴峻的經濟滑坡問題。這樣中國財政政策的負擔就不可能得到緩解，甚至還有可能在中國經濟體系的內部產生更為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所以，在這裡筆者結合溫總理的四項要求，提出一些在實施中小企業政策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的問題和所需要的合理手段。
一是加快專業化的投資隊伍，來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為此，政府可以提供稅收上的特殊優惠和投資環境的針對性改善，以吸引更多的專業化投資隊伍去關注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因為如果沒有政府的信用保證和第三方專業化團隊對項目可行性的充分論證，而單純地去要求商業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資金扶持的「救火」工作，那麼，很有可能會由於商業銀行對差異化特徵十分明顯的中小企業無法進行好壞識別，而不得不採取防禦性的高息貸款措施，結果反而會因為「逆向選擇」的問題而大大增加他們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信用風險，從而導致銀行體系的不穩定。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中小企業目前的融資難現象，而放鬆對小額貸款公司和私募股權基金等的資質要求。否則，可能在短時間內，看上去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得到了暫時的緩解，但是由於這些金融機構資產質量的不斷下降，最後所爆發的信用危機一定會造成廣大的中小企業被今後更多的金融機構所邊緣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培養一大批由企業家和金融投資家所構成的優秀的專業團隊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中固有的差異化問題，真正挑選出將來能有自己品牌、市場營銷渠道和技術核心力的中小企業將是迫在眉睫的工作，而它們今後能夠不斷地健康發展壯大才真正是中國經濟保持永久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同時，廣大消費者，雖然沒有專業能力，但是在不斷完善的監管體系下，也能夠將自己的財富委託給這些專業化的投資精英去挑選優秀的中小企業，並從這些優秀的中小企業所表現出的出類拔萃的增長業績中，分享到比成熟產業中的大型企業所創造的利潤多得多的財富增長。所以，中小企業融資難是我們缺乏制度創新的一個暫時的必然結果，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則迫切需要一批專業化團隊去為廣大中小企業打開健康融資的通道。
二是政府在專業項目審核團隊的幫助下，有針對性地、及時地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財稅支持。尤其是在危機關頭，要進一步增加中央財政對優質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的投入規模，加大對它們的「一條龍」服務：從最初的貸款擔保到對結構調整、節能減排、技術創新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等方面的財政支持，以及在最後的產品銷售階段增加政府採購的額度和降低企業稅負等，以保證危機階段優質中小企業能夠生存下去。另外，我們要為優質的中小企業創造更佳的投資環境。比如，政府要擴大市場准入，鼓勵、支持和引導中小企業進入金融服務、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等領域，充分發揮優質的中小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力軍作用。
三是通過發展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和培育相應的專業化投資隊伍來支持中小企業實行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升級。因為金融市場對中小企業不僅提供投融資服務的功能和分散風險的功能，更關鍵的是，它能提高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功能。為此，政府要創造制度環境推動中小企業在專業化投資團隊指導下的聯合、兼併活動，從而強化公司的整體治理水平，並進一步提高與大企業的配套協作能力。一般來講，中小企業因為自身的抵押價值不充分，很容易產生濫用外部資金的風險行為。所以，在外部專業化投資者的監督下，中小企業的經理人才能做到更主動地去遵循市場規律，抓住時機，按照市場需求來調整企業產品結構、市場結構。否則，我們就無法通過一個完善的激勵機制去要求中小企業向專、新、特、精方向發展，以提高它們的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的能力。
四是政府要從財政支出中拿出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去加強和改善對中小企業的服務工作。尤其要落實好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的專項規劃，重點加強信用擔保和信用服務、技術創新服務、創業培訓服務、市場開拓服務、管理咨詢服務，加快建立健全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事實上，對中小企業而言，因為缺乏足夠的資金和優秀的人才，它們很難去顧及生產以外的增值活動和中長期發展戰略。所以，雖然看上去它們「船小好掉頭」，但是，因為缺乏能在暴風雨中力挽狂瀾的掌舵人，它們常常會使自己的小船在原地打轉，或任憑風浪左右拍打，直到最後被撞翻沉沒為止。
總之，我們一定要為中小企業創造能「雪中送炭」的激勵機制，而不能滿足於一些「錦上添花」的融資渠道；一定要追求能夠產生「體內造血」功能的「制度創新」，而不能只局限於出於「救命」目的的大面積「外部輸血」。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永遠無法進入以內需為支撐、以自主創新為主導的可持續發展通道，永遠擺脫不了外部衝擊的影響。事實上，讓早應該「退市」的劣質企業在這一輪的救市中「存活」下來，今後就會對優質企業的正常經營構成最大的威脅。早在20世紀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最初階段，一些從政府救市中「得益」的劣質企業和金融機構，不惜代價地與優質企業進行價格上的惡性競爭，結果破壞了市場價格，也破壞了市場誠信，最終更破壞了政府扶持優質企業來拉動就業和內需的初衷。
今天，我們一定要總結其他國家危機管理的經驗教訓，在政府對中小企業大力扶持政策的推動下，在不斷培育起來的外部專業化投資隊伍的幫助下，發揮企業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去應對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給我們所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要把解決當前困難和謀求長遠的發展結合起來，堅定信心、艱苦奮鬥，在最困難的時期實現自己新的突破和驕人的發展。
「危機」當頭中國更應該臨危不亂！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年底公佈的數據，2008年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了2.4%，創下22個月以來新低；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2.0%，漲幅創近31個月新低。這些物價指數的背後都釋放了同樣的信息：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已經滲透到了中國的實體經濟——企業投資的放慢、個人消費意欲的下降都對物價漲幅大幅下降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正是為了抑制中國經濟滑入通縮的風險軌道，2008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了2009年「保增長」的戰略目標。2008年12月11日，新華社的一篇評論員文章著重介紹了會議提出的五項工作任務。
首先，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都已經適應了外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但當今天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時，我們能否坦然地應對？而且，該如何正確地應對？
具體而言，中國的企業發揮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從事加工貿易，以外匯財富的創造來支撐企業的利潤和發展；中國的銀行機構習慣從貿易信用中獲取穩定的收入來做強自己；中國各地的政府部門充分貫徹了中央改革開放的意圖，通過各種優惠的政策招商引資，實現當地財稅增長和就業穩定的目標；中國的老百姓越來越意識到只有靠自己的勤奮和工作上的認真，才能夠滿足國外市場挑剔的要求，否則，造成了差錯就可能斷送自己穩定收入的前程，因為龐大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給每個人的就業壓力是其他國家很難看到的。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也在充分聽取各個階層客觀上所遇到的挑戰，最大限度地幫助企業、機構和個人承擔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風險，比如管理好匯率水平、採取結售匯制度、推行出口退稅、減免外商投資的激勵措施等，從而讓中國經濟迅速成長為僅次於美、日、德這三個老牌工業國家之後的世界經濟第四大國，而近期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更是無人能比。
但是，上述環節是可能發生質變的，比如企業受到各種形式的貿易摩擦的衝擊；銀行因為美國次貸危機也受到了貿易信用上的負面影響；地方政府因為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卻定位不明；《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政策實施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抑制當地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果；中國老百姓雖然在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拿到了人人稱道的經濟實惠，但同時也開始為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而擔憂起自己的未來，預防性的儲蓄和資產投資的衝動越來越明顯，中國政府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開始經歷著外匯占款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它造成了「實」（體經濟）衰「虛」（擬經濟）旺的不利格局。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還呈現出愈來愈明顯的貧富分化等問題。這些問題都讓我們開始反思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的那種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尤其是在今天，「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必須選擇的新的增長路徑。
這個選擇能否盡快見效，關鍵在於我們上上下下能否齊心協力。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形成的社會文化能否盡快接納這樣的轉變，哪怕每人承擔的成本高到出乎自己的預料，大家也願意同甘共苦。比如產業結構轉型所需要的企業重組，企業活力的重建所需要的新型穩定的「勞資」關係和公平競爭的國內市場，滿足國內差異化客戶群所需要的金融機構的服務意識和金融創新能力，（與中央）分「權」不分「家」的政治認同感對地方行政模式所提出的更高的改革要求，老百姓成為自己的救世主所需要的消費文化的轉變，這些都有賴於堅定的改革，尤其是在重民生方面，更需要中央政府在公共投資、收入再分配和依法治國等方面有較大的改革和突破。所有這些都是追求新的可持續發展模式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要求新的增長模式立刻就發揮出頂天立地的作用，成為抵禦全球金融大海嘯衝擊的防火牆也不現實。這就是為什麼評論中強調需要處理好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之間關係的依據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