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紀下半葉，這一趨勢不僅停止了發展，還被顛倒了過來。由於大量移民有著不同的文化，西方工業國家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所形成的文化特徵被重新佈局。傳統的民族文化彷彿進入了深刻變革的磨坊，而磨坊的輪子不知疲憊地咯吱轉動。這種變革意味著什麼呢？人們當時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或者將這個問題壓制了下去，所以直到近代，它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才通過政策和媒體而為人所知。在全球化、21世紀人口狀況和其他條件的影響下，德國人、法國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會怎樣發展？
既然大部分移民還堅持使用家鄉的文化和語言，只有少數人願意完全接受同化，那麼在未來就會產生前所未有的新文化形式。現在人們還說不清這一文化形式是怎樣的，也沒有認真思考過，而且這種文化也只顯示出了很少的特徵：它不會是全球統一的或只是多文化的，它應該不特殊，有助於形成同一性，而且絕不僅僅是歷史上某種形式的繼續。
另外，人們不僅要在各種本地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搭起橋樑，還要實現文化的多樣性。儘管這期間幾乎所有西方工業國家都為此付出了努力，但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宣告：「我們實現了！我們現在知道要怎樣進行了！」因此，人們可以估計出這一挑戰的規模。除了一些幸運的嘗試取得成功之外，還有大量的嘗試會很不順利，有時看上去問題好像沒有變少反而變多了。目前，社會上到處都是針對移民的惡意洩憤，很多移民都感覺當地居民不喜歡自己或至少沒有接受自己。在德國，有2/5的移民有這種感覺，1/7的移民甚至覺得對德國完全陌生，其他歐洲國家的移民也有類似的問題。
如果還沒有提出對移民問題的全面解決方法，那麼21世紀對西方人來說（也不僅是他們）將是相當不舒服的。事態現在很緊急，因為站在與全球人口發展明顯不同步的角度來看，移民數量在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中將明顯增多，但目前為止政府和大眾只對這一趨勢進行了有限的關注。他們一直都相信，移民會在某種可靠的程度上將一個國家的物質富裕水平提高，這就已經足夠了。可很晚他們才認識到這是種誤解，於是又通過大量努力來控制移民過程和融合過程，但已經出現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人們根本沒有完成學習過程。
通過移民實現物質富裕水平的提高，這在西方工業國家20世紀下半葉經濟和人口條件下是一種幼稚的錯誤算法。從現在起，人們面臨的是更難以實現的要求：對於移民，並非要聯合、混合或一起相處，而是要實現不同文化的融合。沒有人真的有這方面的經驗，何況這些應該相互融合的文化有時還截然不同。這與以前使傳統國家中的移民融入20世紀下半葉的任務不一樣，但人們可以借鑒一下其中的經驗。
這種文化融合的成功似乎有三個特別重要的因素：第一，那些不願意在移入國家不斷被融合的移民，人們應該像對待暫時停留的人那樣來對待他們，雙方都可以省下融合的努力，也可以省下當地居民為此的支出；第二，對於持久的移民來說，學習當地的語言要成為一種義務，還要進行考試，而沒有實行這項措施是如今很多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第三，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人們都不可以對這些一直在某個國家停留並願意成為其一員的移民有任何歧視。
21世紀將出現很多新的情況，將出現移民風潮並由此發生文化變革。在外來文化的壓力下，德國、法國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將不斷變化。但人們不必消極地忍受這些變化，而應該積極地去塑造它們，因為這些變化不會經常發生。人們不僅要看到其中的危險性，更要抓住機會，這樣才能從新文化形式的產生過渡到文化的進步，而這將促進21世紀非物質富裕水平的提高。
新的年齡界限
即使21世紀的移民風潮會使西方人及其文化發生變化，人口和文化也不會因此而年輕。不斷向老齡化邁進的社會最多通過移民稍微放緩一下速度，但這種趨勢卻不會改變。一個民族通過移民而變得年輕的假設，就如同有規律地使用一款護膚霜可以保持青春永駐的假設一樣，都只是幻想。如果德國打算穩定目前老齡化的人口結構（有些人已經視其為「過老」的結構），那就必須在未來幾十年中，要麼讓每位有生育能力的婦女在一生中平均生下4個孩子，要麼就每年吸收360萬年輕移民，但這些都不太現實，也不值得為此而努力，所以西方工業國家的人們必須作好思想準備，按照今天的標準在一兩代人之內生活在一個已經老齡化的社會中。
有些人覺得這是悲慘的，「未來的前景多麼暗淡！」另一些人認為這是輕率而不負責任的，「66歲退休之後才能開始個人的生活！」還有一些人很清醒，「來吧，讓我們去建造適合老人居住的住宅！」其實人們在這裡考慮的還不是過去200年中巨大的財富贏利。大多數人確信在其子孫未長大之前，人類不會發生大量的死亡，而且自己有機會在健康的情況下變老，甚至變得很老，但這一想法對個人和集體的觀點與行為方式卻沒產生多大影響。個人和社會都沒作好思想準備，來接受人類壽命的大幅提高。很多人一下子活到了八九十歲，但他們的想法和行為幾乎與前幾代人沒有區別。前幾代人的壽命只有現在人們壽命的一半那麼多，而且經常因為傳染病或傷口化膿而在嬰兒床上或幹農活時去世。這些人存活的時間很短，到60歲時就已經有理由說變老了。但是如今呢？
絕大多數人健康、有活力的生命被極大地延長，但人們還是像一兩百年之前那樣，將60歲以上的人視為老人。人們在40歲的時候就說「由於年齡的緣故很難定位」，45歲已經是官方的「老年僱員」，很多人在50歲時開始朝著退休的狀態調整。在德國，人們平均要在工作35年之後退休，至少是61歲，而退休之後平均還可以再活18年，一些人還要更長壽些。
大多數人利用這被延長的壽命來做的事情就是——退休，這等於將一半的生命都依賴於某種社會福利援助體系。大多數人的必經階段是：首先不可避免的是作為兒童和青少年，然後作為受教育者、小學生、大學生，最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退休人員和領取養老金的人。
人類被延長的生命竟遭到如此可悲地利用！而它本來可以帶給人類更多的可能性。儘管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職業生活的暫停時間，無論間隔多長、時間多久，哪怕在生命結束時選擇這一時間，這也是人們自己作出的決定。但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在完全有能力自我供養時就要進入通過他人援助而生活的狀態。這也是在西方工業國家中，人們對於由納稅進行資助的法定養老保險體系根本上的疑慮。
這裡要提醒一點，任何上了保險的人並不是為自己的晚年繳費，而是為上一輩老年人。起初德國人並不是這樣設想的，但大約在一個世紀之前，法定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就轉化成了它當時的性質——救濟制度。誰因為沒有工作能力而不能再養活自己時，比如年齡限制或其他原因，誰就應該享受到集體的救濟。
最初實行這種制度的時候，大多數人要在工作能力明顯喪失之後才能領到退休金，出於年齡原因而退休要到70歲，這是之前人們對工作能力總體上的假設。但當時人類的平均壽命只有43歲，所以很少有人能得到退休金，而且退休金平均也只發放幾個月。一段時間之後，立法人員將「65歲」規定為不能再工作的上限，但未達到這個年齡上限前就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口比例還是很大，而且領取退休金的日子很短，因為大多數人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去世了。
然後世界迎來了一場人類壽命的革命，它使今天60多歲的人與幾十年前50多歲的人的生產效率相同，即使年過70歲也完全有能力維持自己的生計。但政府和社會針對這一進步採取了什麼措施？它們對此熟視無睹，仍抓著幾百年前的年齡界限不放，而那只適用於當時的人口、經濟和社會福利情況，今天早就不再可行。大多數人身體和精神狀況還相當於20世紀70年代核心職業人口時就「被退休」了，政府和社會對此的解釋是：因為他們年齡較大，所以沒有了工作能力。同時，政府和社會又強迫年輕人為這些還有生產能力的人提供福利援助。人們不能對年輕人提出這麼高的要求，而對於年老的人來說這有失體面，因為人們就像對待兒童似的來幫助他們，當然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目前在德國，人們主要討論的是以67歲作為退休年齡，一些亟須改進的政策由此也變得明朗。法定退休年齡逐漸提高，到2029年由65歲變為67歲，預計那時人類的平均壽命會還再提高三四歲，但如果沒有相應的調整，人們的退休生活會延長到21或22年，這還是在工作35年之後的時間。
現在追求這種目標的是精神和思想還置身於19世紀的組織機構和社會群體，它們將過去那個時代的社會結構、生活條件、思想感情轉移到21世紀來，還驚訝於人們不再年輕卻仍有活力和勞動效率，並在實際尚未衰老之前就先認定了自己已經沒有工作能力。要知道，墨西哥人平均工作到74歲，韓國人要到70歲，日本人是68歲，冰島人是67歲，葡萄牙人為66歲，這些人完全沒有想過在退休以前由子孫後代來供養，而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西方工業國家卻堅持這麼做。這些國家的人們被政策所誤導，相信有權利對這樣的福利供養提出要求，可實際上他們並沒有。
因此，21世紀生活富裕水平的很大提高表現在，人們根據想像力、能力和喜好來規劃自己時間充裕的生活，並在力氣用盡之前，不會被社會貼上「依賴社會福利供養，獨立生活能力有限」的標籤，更不要給自己貼上這種標籤。幾百年前的年齡界限劃分已經過時，即使真的存在這樣的界限，也一定會被人質疑，而且由於健康高效的生命階段變長，人們也必須將劃分的界限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