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很多人因語言傳授的問題而要求國家制止這種情況，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這些缺陷在多年以後才會顯現出來，而那時國家的影響力已經起不到什麼作用。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兒童在成長階段顯示出語言方面的落後？專家給出的答案令人出乎意料的相似：「因為他們小時候沒有得到交流的機會。」很少有人甚至沒有人為這些孩子朗讀，孩子們也很少受到鼓勵進行獨立閱讀。在西方社會，人們經常對所有事物都缺乏時間、興趣和時機。父母要工作，晚上下班之後會很累，祖父母住得很遠，並且想要清淨，而教師的時間都是定量分配的，於是那些學得慢的孩子便越來越跟不上了，雖然人類善於模仿，但孩子們卻沒有了模仿的對象。一些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第二種乃至第三種語言，而很多人一輩子都在煩惱，他們在最早的成長階段錯失了語言能力的培養。
在很多家庭中，父母說得很少，朗讀得也很少，而在更多的家庭中，父母很少為孩子唱歌，很少讓孩子受音樂熏陶。科學界早就形成了一致的看法，早期持久的藝術和音樂培養會激發孩子的創造力，這不僅可以充實個體的生活，還可以使社會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其作用不可估量。不過現在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對這種作用熟視無睹，或者也只是在說「國家，你做點什麼」，然後國家應盡可能做到最好，要求每個孩子都學習一件樂器，
但這一措施對孩子的音樂熏陶已經晚了，而且也只是在學校中零星地實施。過去，幾乎每個鄉村教師都會演奏樂器，很多人演奏得都相當不錯。但如今的藝術和音樂活動大多是幻影，與其他領域一樣，西方社會在這方面只是消耗著前人留下的遺產。
「國家，你做點什麼！」孩子們將彎曲的脊背挺直，以便放鬆緊繃的肌肉。他們經常還沒上學就開始抱怨不斷出現的頭疼和後背疼痛，他們有嚴重的坐姿損傷，不能正常地控制身體的運動，也不能集中注意力。治療方法是簡單有效而且不用花錢的：「進行大量的身體鍛煉。」但很多人對此不理解，家長和孩子也都不理解。參加健身俱樂部和偶爾慢跑並不能掩蓋大多數人在逃避運動的事實。西方工業國家的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去進行運動，於是身體變得虛弱。比如人們要靠別人的幫助才能成功，這不僅是還人情的問題，也是彎腰能力和承重能力缺失的問題。對此，醫生給出的建議是：在小學階段，女生每天至少要走12000步，男生至少15000步。家長可以自己先這樣做，給孩子樹立榜樣。
通過在學校學習這種形式，國家不僅應該對社會在家庭和社交中所忽視的內容進行彌補，比如孩子語言能力的發展、對藝術和音樂方面的熏陶、體育運動等等，還應該展示給下一代如何正確地養活自己、使用刀叉、巧妙理財、「有能力、有意識」地購物，以及提前為今後生活中會出現的困難作好準備，比如患病、衰老或需要看護。另外，國家也應該教給青少年正確的社交形式，建立一種公平的、夥伴關係的相處模式。用一句話來概括：在學校這個機構中，社會無法在家庭和社交中教給下一代人的內容，應該由國家來傳授，即家庭教育和社交。當然，學校裡還有那些普通的內容，比如外語、數學、自然科學、歷史、地理和計算機知識等課程。
所有相關的調查都顯示出，現在有很大一部分人顯得極其無助，甚至到了生活無能的地步。學生沒有練習過不使用武力來解決衝突，他們不會自己做早餐，而年幼的孩子從未學過繫鞋帶——這些都不是例外情況。年紀大一點的人也好不到哪兒去，填寫表格、處理小病、平息爭吵、照料孩子——這些對很多人來說簡直就是難以跨越的大障礙。
如果社會排斥這些結論，並冠以「任何時候老一代人都擔憂下一代人」的說辭來安慰自己，這就是在自欺欺人。首先，這是不正確的，除了歷史上某些時期兩代之間有摩擦外，在很長時間內老少兩代都是和諧共處的；其次，人們在社會結構中感受到的矛盾並不是特別緊張的兩代人關係，而是兩代人不同的看法和行為方式造成的；最後，目前有1/4的學校畢業生沒有接受職業培訓，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都是不正常的，因為一大部分學生沒能達到社會的要求。也就是說，目前社會上正在經歷一場衰敗，其後果無法預料，這也意味著在工業高度發達的所有國家中，越來越多的人即便用盡辦法也無法再跟上集體的前進步伐，他們逐漸在中途掉隊了。
被苛求的社會
這是被苛求的人類、制度和社會。想要證明這一點，只需去體驗任何工業國家、任何大城市每天上下班時段的交通系統：人們在市郊鐵路裡擁擠著，主要的街道堵塞，列車有時延誤。在德國，每個僱員平均要花費一個半小時時間用於在辦公地點和住宅之間的往返。2002年，2/5的職員至少有20千米的上下班路程，1/7的人至少有60千米，此外還有使用公共交通的乘客。只有少數人覺得這種每天的往返不是什麼壞事——他們把這當成消遣，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種往返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舒適生活，因為這一負擔是失業者和殘疾人才有的。但人們想不出什麼方法來改變現狀，社會就是這樣組織運行的。
在到達辦公地點之後，很多人面對每天要做的工作也提不起精神來，滿心期盼著下班和週末，從週四中午便開始打算，想趕緊離開這個工作「磨坊」。如果調查德國僱員最想在什麼年齡退休，他們希望的年齡平均在61.1歲，而整個社會的人們則希望在法律規定的65歲退休，只有極個別人持不同意見，希望67歲退休。大部分人覺得65歲和67歲這兩個退休年齡都有些晚，但因為沒有其他選擇，才不得不接受65歲退休這一年齡規定。
很多人在工作中頗感壓力，他們感到疲憊、乏味甚至筋疲力盡。德國4000萬僱員中，有80萬人依靠按時服用精神類藥物來維持日常的工作，有200萬人會偶爾服用，有800萬人認為必要的時候需服用這些藥物。另外，還有一些人在工作中或工作後要靠大量飲酒來減輕壓力。
但精神類藥物、酒精甚至冥想練習都是不夠的，壓力過大的人表現為飲食失調，有恐懼、強迫或抑鬱症狀，並為此飽受折磨。根據技術疾病保險公司的調查，2006年在其公司投保的人中，7.2%的僱員患有抑鬱症，4.6%的人有嚴重的心理負擔，8%的人有身體形式症。其中女性患病人數相對較多，幾乎是男性的3倍，通常的解釋是女性更多承受了來自工作、家務和家庭多方面的負擔。目前因壓力過大而需要治療的人其數量呈跳躍式增長，越來越多的人在職業、個人或者其他方面遭遇失敗。
與這些失敗的人相反，社會上還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人。這些人年輕、健康、受過良好教育、吃苦耐勞或內涵豐富。他們堅持不懈地善用各種可能性，西方社會也給了他們前所未有的機會。他們可以從事有趣而且能獲利的工作，可以積累物質財富、擴充自己的知識，也可以去環球旅行並建立起各種聯繫。這些人漸漸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不僅遠離了那些明顯失敗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介於失敗和成功之間的大多數人。
目前，對這些介於失敗和成功之間的人還沒有明確的社會定義，但實際上他們在所有西方工業國家中已經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因為在專注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的社會中，存在的意義是通過經濟方面的發展水平來定義的，是通過收入來衡量的。這表明西方社會就像離心泵，將其組成元素從中間位置分離到邊緣。也就是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德國還有將近2/3的人屬於中等收入階層，約16%的人屬於高收入階層，足足20%的人是低收入階層。但20年之後的現在，高收入階層明顯高於20%，而低收入階層則超過了25%，相應地中等收入階層只佔到一半，並有不斷減少的趨勢。由此看來，西方社會正經歷著以收入和財產的多少為衡量要素的分化，兩端在壯大，而中間在縮小。
2008年，有56%的德國人有著優越甚至優渥的經濟條件，其中優渥的部分尤其在近代有了很大增長，而其餘44%的德國人經濟條件則不是很好，甚至非常糟糕。這種物質財富分佈不均的情況，人們很容易理解成納稅義務分配的不均。在德國，1/10有穩定收入的人承擔了一半的直接稅費，1/2有穩定收入的人承擔了幾乎全部的直接稅費，而剩下1/2的人則沒有強制的納稅義務。
不論這種稅務分配情況多容易理解，但如果有一半人口在發放麵包，而另一半人在蹭飯，那麼這種情況將不利於民主國家的社會穩定。這樣，社會上會出現躁動，而且躁動同時出現在經濟優越和經濟困難的兩端。2009年，77%的德國人對於貧富之間存在很大矛盾的現狀見怪不怪。富人覺得被敲了竹槓——政府從他們身上收取了太多，而窮人覺得被忽視了——政府給他們的援助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