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在我們目前的時代和文化中顯得很奇怪，甚至令人詫異，它們與現實生活幾乎是不沾邊兒的。這些有關精神世界的無稽之談指的都是什麼？「自身精神」和「周圍物質」的世界又是什麼？歐洲早就經歷了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的歷史時期，難道我們不是在這些時期之後、思想已經發展成熟的現代人嗎？我們難道沒有學過只有我們抓得住、看得見、聞得著、嘗得到的東西，只有我們能稱重測量的東西，才可以算是真正存在嗎？而這些正是手邊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可觀的經濟增長、豐厚的利潤率以及賬戶中的高額存款。與這些相比，那些道德行為、純粹的信念或者有美感的事物算得了什麼？為了美感而美感？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現在對人們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這個問題：我能由此得到什麼？
所以在資源充足的富裕國家裡，人們仍在繼續追求物質財富的增多，這是他們對發展壯大的本能所偏愛的實踐形式，哪怕自己對生活的滿意度不會因此而提高。人們就這樣堅定地繼續下去，對其他事物卻沒有了時間和精力。
經濟登場的時刻
歐洲人追求物質財富增多的行為比其他大洲的人更早，也更堅定。在近代史上，他們為自身的發展進行了三次有力的推動，分別是領土上、人口上和經濟上的。領土方面的推動將他們的統治區域——至少是影響範圍，擴大到了世界上最偏遠的角落；人口方面的推動引起了鏈式反應，使世界人口從1800年的9億預計增加到2050年的90億，在250年之內增長9倍；經濟方面的推動借助於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經濟活動的規模到今天已經令人難以想像。
相應地，當時也產生了與這三次推動相符合的觀點和行為方式。人們認為只有在物質財富世界中的生活才算得上生活，沒有物質財富，生活就是「悲慘的」、「粗糙的」、「毫無意義的」。人們把某個人在經濟方面取得的成就解釋成被上帝選中了，於是這個人的靈魂在未來就可以得到救贖。當時歐洲人努力追求的是進步以及使大眾獲得教育機會，但也在盡力將人們變成利益的附屬，尤其是經濟利益的附屬。整個世界是一個原材料的供應和銷售市場，那時歐洲人將這種觀點視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在這種物質和思想條件下，歐洲人對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的渴望得到了滿足，但是這種渴望在20世紀時與愛國主義的熱潮發生了重疊。實際上，每個時代的特徵是由國家而不是經濟決定的，所以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都沒有人想要為經濟利益而自我犧牲，但「為祖國而死」或者以其他方式對祖國進行援助，則是「幸福而光榮的」。國家發出號召，人們響應號召，這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將自己與「親愛的祖國」聯繫在一起，盡可能地與祖國融為一體，這對很多人來說就是生命的意義所在。德國人的這種看法，和法國人、英國人或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人都一樣。僅僅在20世紀上半葉，歐洲人就以祖國的名義發動了兩次對自身的致命攻擊，我們今天對此幾乎無法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這種自我攻擊畫上了句號。不僅深受納粹影響的德意志帝國滅亡了，受納粹思想影響的整個歐洲也沒落了。東歐成為蘇聯的轄地；在西歐，英國在認識到大不列顛帝國的衰敗後為自己定位了新的角色，法國和意大利經歷著一個又一個政府危機，西班牙和葡萄牙還因獨裁的恐怖暫時沒有緩過來，唯獨德國不用面對這些問題，它只要聽話就行。
在「二戰」結束前，充斥整個歐洲的民族主義並沒有完全消失，今天它也仍然存在，但和民族主義時期之前的宗教時期以及之後的戰爭時期一樣，民族主義、宗教和戰爭都不能再決定人們的世界觀和生活觀了。正因為如此，「一戰」之後失敗的事情如今成功了——聯合的歐洲形成了。那些以前狂熱堅持國家自治的民族主義國家形成了更大的跨國集體，即現在的歐盟。
可什麼樣的新準則可以或應該替代很長時間以來影響著——無論好壞——人們的民族主義呢？這個問題在所有歐洲國家，以不同的尖銳程度被提了出來。在東歐，蘇聯以有限的「社會主義救世說」泛泛地回答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思想和國際社會主義（或者說超國家社會主義）的團結可以填補民族主義的空白。然而這種方法並不適用於西歐，儘管西歐將「自由和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對等物，但這些只在一定條件下被西方用於意識形態上的拔高。
由此，經濟登場的時刻到來了。它終於從宗教、戰爭和民族主義的歷史陰影中走了出來，成了新的準則，也是西方國家對之前的種種失敗給出的回答。從這時起，經濟對人們及其世界觀和生活觀產生了影響，由此得到的結果是：人們無條件地專注於經濟增長、物質財富的增多和社會福利的享受。隨著民族主義的失敗，物質利益成了最新的意義賦予者。經濟就像之前的宗教或民族主義那樣，成了不可抗拒的天命。
而且經濟這一新準則特別適用於在民族主義時期比其他國家遭受了更多失敗的德國。德國人不僅摒棄了民族主義，還徹底反對民族主義。「二戰」後，美國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蘇聯忙著吞併東歐各國的戰利品，英國緬懷昔日的大不列顛帝國，法國期望著能再一次成為世界強國，而德國人被打敗了，在世界各國眼裡既渺小又醜陋，他們無事可做，只能清理自己戰後的廢墟。
因此，德國人在「二戰」後憤懣地重建自己的國家，沒有任何選擇餘地。德國人和其他民族國家的人一樣，期望能有一些引以為豪的事情，而這種自豪的來源和生活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經濟的成功。這樣他們便可以向世界表明，他們依然存在，他們沒有完全消亡。或許這也能解釋為什麼直到現在，德國人對「德國馬克」這個詞還有某種情感上的聯繫。
這種非經濟的因素，這種觀念和意志上的因素，在歐洲戰後的第一個十年中，對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對德國。物質財富增多不僅用於滿足物質需求，也是對被戰爭摧毀的民族的一種補償，所以德國憲法所規定的「社會聯邦國家」悄悄轉變成了「聯邦社會福利國家」，只通過與經濟相關的計劃就將西歐聯合了起來，例如歐洲煤炭鋼鐵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以及歐洲經濟貨幣共同體，儘管有些歐洲人對此仍表示反對。
如果今天大多數的德國人聲稱，沒有增長德國就不能繼續生存，沒有增長一切努力都等於零，但同時又說他們自己並沒有追求經濟增長，或者即使所擁有的比現在少些也是滿意的，那麼這種前後矛盾就是一種遲來的回應，是對時代準則變更有著深刻體會的回應。如今德國的年輕人也像年長一代那樣問自己：「如果沒有增長，經濟也沒有繁榮，那我們還擁有什麼？」儘管我們不一定需要更多的物質財富，但製造著它們，看著我們的國家能夠跟上世界強國的步伐，並成為第一出口大國，這就給了我們精神支持和自我肯定，而這也正是德國和歐洲需要的。
社會地位
人類發展壯大的本能慾望不僅使歐洲人，也使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人們開始追求物質層面的增長，尤其是經濟增長。而這種慾望又通過另一種本能慾望得以加強，那就是尋求認同和社會地位。在這一點上，人類和很多較高等的生物如狼、狗、獅子一樣，都很重視自身在群體中的地位，在必要的時候還會為此而戰。地位是重要的，很多事情都由它來決定。一個人如果得不到認同，就會變得鬱鬱寡歡。認同有激勵的作用，會使人感到快樂。沒有認同就沒有競爭，沒有競爭就不會促使人們獲得很大的成就，而如果成就不大，生活條件就會變得比較艱苦——而且是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上。因此，認同不僅對個人的富裕生活有著重要意義，還對社會的富裕水平有著反作用。但認同是怎樣產生的呢？怎樣來定義社會地位？怎樣對二者進行描述？
前不久，某世界知名的大型企業集團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來具體討論這個問題。集團領導層希望瞭解怎樣恰當地向員工傳達出對這兩個概念的重視，為此集團交流了內部的經驗，還特別徵求了專家的意見。所有的與會者都對這次會議的結論毫不吃驚。在我們目前的時代和文化中，能夠體現出認同的，除了很高級別的勳章、獎章和頭銜之外，就是物質方面的獎勵：獎金和補貼，更寬敞的辦公室，能在經濟方面獲益的提升，甚至是一部公車。沒有物質上的認同，人們會不以為意，因為它並不代表地位的提高，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它還有可能被人誤會成侮辱。另外，給予的認同必須是很明確的，不能讓別人誤以為是對他的不認同，否則企業的工作氛圍會被破壞，沒人得到認同或所有人得到一樣的認同都比那種不明確的認同要好。
這一結論反映出這些宣揚「平等和民主」的國家的基本準則。與表面現象相反，在這些國家中，「社會地位」這一項排在靠前的位置，還很有可能排在首位。整個社會，無論是幼兒園裡的孩子還是養老院裡的老人，都在進行著一場無情的地位戰爭，而這一戰爭通常在物質戰役中決出勝負。
在資源充足的國家，經濟弱勢群體最大的壓力之一就是不能參與這場地位戰爭。不久前，一位接受救濟的女士對德國某大城市的社會福利負責人解釋說：「貧窮並不可怕，我可以獲得生活必需的東西，可怕的是在富有人群中的貧窮，這樣就會被很多人瞧不起。」由此看來，像在德國這樣的國家，「貧窮」指的是沒有地位。這些國家裡的窮人不會挨餓或受寒，他們已經有了人類需要的基本物質資源，但正是因為他們只有這些，他們才得不到社會的認同，社會地位低下，所以更覺得痛苦。
而對於其他的社會群體，這場地位戰爭是波瀾壯闊的。幼兒園裡的孩子如果沒能認出某個名牌，在小集體中的威望就會降低，連他父母的威望都會降低；到了學校，戰爭變得更加激烈，並轉移到了流行服飾和最新的手機上面；長大成人以後，地位之戰更是進入白熱化的階段，戰爭不再圍繞著衣服和數碼產品展開，而是圍繞著汽車、房子、工作和收入。這當中到底什麼可以使人們對生活更加滿意、能幫助人們拓展更多能力，卻是無人過問也不能去過問的，因為這是戰爭，有關地位的戰爭，而在戰爭中人們是不發問的。
於是戰爭便開始了，人們吹著口哨，鬥志昂揚地去追求他們覺得應得的東西——社會地位。火車司機、醫生、垃圾回收工、教師、金屬品製造工人、樂團音樂家、幼兒教育者和大樓清潔工都加入了進來。他們中間沒有人敢說，憑著工作所掙到的錢和其他收入不能過上體面和富裕的生活。也沒有人能說出多少錢是對火車司機或醫生合適的薪水，因為合適的薪水根本就不存在。在罷工運動中，人們唯一的理由往往就是：其他人掙的更多。至於自己的成績、自己創造的價值是否提高，人們只會稍微注意一下。即使當自己創造的價值降低時，人們仍然會提出加薪的要求。其實這根本與創造價值無關，只涉及了在社會某一群體內的位置和社會地位，所以人們便認為總是有追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