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看法在幾代人心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人們甚至無法說清，到底是工作為了財富增多，還是財富增多為了工作。增長和工作，工作和增長，二者對人們來說構成了一個整體。雖然增長和工作的關係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緊密，但實際上它們也是有聯繫的。如果經濟繁榮，就業情況通常會不錯；如果經濟萎靡，職位往往會缺乏。
工作佔據了很多人生命中最長的一段時間，是人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年老、生病或需要陪護時擁有足夠經濟能力的前提，所以它在一個時代和文化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工作有兩方面的作用：個人通過工作為集體創造價值，又通過工作分享集體創造的價值。也就是說，工作將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緊密相連。
工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使個人與社會相聯繫，使個人成為集體的一部分。人們首先會通過工作來定義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個人是誰？是個好母親？好父親？忙碌的人？或者樂於助人的鄰居？這些定義都沒有錯，也都有它們的意義，但在我們目前的時代和文化中，這些內容都無法與工作以及由此得到的收入相提並論。
由此人們能得出什麼結論？工作能否由手段變成目標，而且是追求自身的目標？它可以這樣改變嗎，應該這樣改變嗎？是不是只要產生了工作，或者只要能保住工作，人們就應該將增長和工作帶來的副作用與消極後果自動地忽視？
以上這些都不是假設的反問句，而是德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現實寫照。在這些國家中，很多工作雖然帶來了經濟增長，卻沒有實現富裕，增長和富裕脫節了。這種沒有實現富裕的增長只起到了保證就業的作用。
這方面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德國的煤礦業。儘管根據地質考察的實際情況，半個世紀以來德國人不再開採用於出售的煤炭——這使得德國市場上的煤炭比世界市場的同種煤炭貴了將近3倍，但煤炭企業只是在慢慢地縮減規模，直到今天還在營業。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職位。1958~2008年間，由納稅人繳納的大約2000億歐元稅費用在了保住這些煤礦行業的職位上，而煤礦工人在某些年份甚至能拿到6萬歐元的年薪。
採礦工作所涉及的各方面都在消耗著德國的資源。首先，礦工辛苦開採出的煤炭人力成本極高，政府要給予很多補助才能為其找到買主；其次，採礦活動給礦區的人們帶來的危害將持續上百年。而如果停止開採，礦工可以盡早從事新的工作，開始新的生活，並且可以免去對當地居民的危害，減輕所有納稅人的負擔，但是政府卻不願停止。礦工們不得不盡可能長時間地耗在這一從先輩那兒繼承下來的職業上，因為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僵化，人們只懂得去保證就業，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給礦工帶來收入、補貼福利、社會關係以及社會地位。
這種僵化問題的另一個例子是德國政府在2009年鼓勵報廢汽車並為之提供補貼，這是用來緩解經濟危機的一項措施。為了能使工作職位——這次是在汽車製造行業——保留下來，政府對報廢汽車的行為進行補貼，主要的方式是人們在購買新車時可以免除增值稅或得到補助，由此一共有大約10萬輛大體上性能良好的汽車被報廢。政府當然是從納稅人身上得到所需要的補貼資金的，這也意味著剝奪了納稅人自身發展的一部分能力。更確切地說，政府在進行再分配——從納稅人主體到任意選擇的消費群體。這一措施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破壞，但政府卻能容忍，因為畢竟這是和就業情況相關的。這種情形有些像戰爭，將財富毫無意義地毀掉，然後又進行恢復性的重建。儘管由此可以帶來足夠的就業機會，但並不能創造新的財富，富裕程度並未提高。
為了增長而增長，為了工作而工作。增長和工作，有時甚至消滅了富裕，破壞了人類的生存基礎！人們顯然是在作繭自縛。
起初，人們只是想把《舊約》中的詛咒——「人類只能辛苦勞作來養活自己」——從自己身上消除，至少將這詛咒緩解一下。這個願望是可以理解的，於是人們從取得很小的進步開始，獲得的成就越來越大，而工業化的到來更是加快了人類前進的步伐。從幾十年前開始，人們逐漸實現了很大的跨越。
人們實現進步的思路大體是相同的。具體地說就是人們努力提高生產，以在一塊耕地上付出較少的勞動而獲得同樣的收成，或者付出同樣的勞動而獲得更多的收成，當然如果兩者都能實現是最好的：付出較少的勞動，獲得較高的回報。這就代表著生產力的進步，它通過人類的智慧和對非人力資源的利用而得以實現。而在工業化時期對生產力的促進過程中，還有資本起到潤滑劑的作用。
很多人不停地思考如何進一步減少勞動付出，同時提高產值，他們想出了方法，而且這些方法的效果是驚人的。例如在德國，與100年前相比，目前的人均勞動量已經可以——以有效的工作時間計算——減少到一半，而產值則提高了5倍。也就是說，現在每小時獲得的利潤是20世紀初的10倍。
這樣的進步仍在繼續。在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生產力每年大約可以提高2%，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少用2%的時間而創造出相同數量的財富，或者以相同的時間而多創造出2%的財富。於是，經濟便增長了。
歷史經驗表明，通常這種生產力的進步效應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勞動量的減少，二是經濟利潤的提高。但在這期間，生產力的進步對發達國家的影響會越來越小，因為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支持這麼高的生產力。人們對為什麼會缺乏需求還有爭議，對於解決的方法也沒有達成一致，有人認為要進行有利於經濟困難階層的再分配，有人則認為應該進一步放鬆對生產和消費的調控，還有人認為要對個人和公共的貸款放鬆要求。
但這三種提議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不能可靠地起到作用。首先，再分配模式的實質是讓富人拿出錢來幫助窮人，但很多富人並不總是那麼慷慨大方；其次，過去幾年的經驗已經表明，放鬆調控的模式其作用非常有限；最後，放鬆貸款要求的做法在這次危機中已經被證明是荒謬的。一旦缺乏需求，而生產力的進步又使得勞動量減少，那西方工業國家就要面對勞務市場的問題，就像滑雪者要面對即將來臨的雪崩。所以為了保證就業，人們就不能停止對經濟增長的促進，無論對額外增多的產品是否存在需求。
以汽車行業為例，大量汽車被生產出來，卻擁堵在大街上或停靠在廣場上，這難道不是汽車行業中的過剩產品？其他行業的情況也和汽車行業類似。實際上大多數人的胃和箱子都已經滿了，但政府用刺激的手段使胃和箱子被塞得更滿，使更多的物質產品被消耗，這是種不尊重市民的做法，它在剝奪市民的權利，就連那個值得懷疑的關於保住工作職位的觀點都不能為此辯護。在一個經濟狀況良好的國家，不是消費者自願去購買的商品，根本就不需要生產出來。
對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方面來說，現在正好有機會摒棄在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價值創造結構和分配結構，並針對大眾的收入、福利補貼和社會地位發展出符合時代的新結構。經濟增長的主要目的是保證就業——這種觀點不僅已經過時，而且本身就是錯誤的。21世紀的人們絕不能再接受這種觀點。
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預算
根據社會上普遍的看法，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預算也只有在經濟充分增長時才能獲得穩定，其收支才能平衡。特別是在社會保障體系這個問題上，人們拿得出證據：根據人口上的變化——具體說來就是所有西方工業國家和其他一些國家急劇上升的老齡人口比例，僅社會保障一項，在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中就將承受巨大的費用壓力，而減輕這一壓力就需要很好的經濟增長率。
這個看法有它正確的一面，因為老齡人口的增多不僅會導致日常補貼部分的支出加大，還會使健康和護理部分的費用更快地增多。80歲的人不會比70歲的人得到更多退休金，但他們會比70歲的人更容易生病、更需要照顧。另外，隨著醫學的進步，保健方面的費用需求也會增多。但我還是要問，從這些情況中能得出什麼結論？難道就是國內生產總值要不斷增長，才能使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預算的壓力不會過大？
這當然是克服人口方面的挑戰——其實不只是人口方面——最舒服的一條路，但我們可以走這條路嗎？人們應該付出大量努力來提高勞動人口的生產力——這部分人口的數量正在減少，以便滿足趨向老齡化的社會對於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預算逐年增多的需求，同時還不能使年輕的幾代人付出在財富上無法承受的犧牲。但這裡所說的生產力提高並不等於經濟增長。
不過，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限制，這一目標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將難以實現，而且也不能完全依賴這個目標。西方工業國家的人們應該作好思想準備，在經濟產值沒有獲得增長的情況下保持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預算的穩定和平衡。這也是完全可行的，為此人們只需要徹底改變體系結構，並改變對優先權的設置規則。在這方面人們已經開始著手了，例如推遲到67歲發放退休金。德國在這方面已經漸漸醒悟過來，不過它還處於這條長路的起點。
貧窮和富有
現在很多說法都能煽動起物質富裕國家的人們對經濟增長的追求，這些說法對於戰勝貧困都有很強的情感上的衝擊力。誰忍心在寒冷的冬夜將無家可歸的人拒絕在溫暖屋舍的門外，誰又能無視那些吃不飽、穿不暖還在上小學的孩子？不只這些人，還有很多人第一眼看不出有經濟困難，不是也有所需求、需要幫助嗎？為了他們，經濟不是也應該繼續增長嗎？
這樣的說法表面上是明智的，實際則不然。因為在富裕的國家，消除貧困只能通過更平均地分配國內生產總值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將其增多。一個國家是貧窮還是富有，對其貧困人口的比例只有很小的影響。就像在德國統一之後，原民主德國的貧困人口比例比原聯邦德國低，但原聯邦德國的窮人，生活標準卻高於原民主德國的普通市民。
類似的情況還有對經濟效率差別很大的國家進行的比較，如美國和土耳其、荷蘭和匈牙利以及瑞典和捷克。美國的人均產值是土耳其的4倍，但兩個國家都有1/6的貧困人口；荷蘭和匈牙利兩國貧困人口的比例都是7%，但荷蘭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匈牙利的兩倍；瑞典和捷克也是一樣的情況，儘管經濟效率有差異，但貧困人口比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