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Google的大門，我站在台階上往遠處看去，對音樂產業、對由傳統唱片到數字音樂轉型的宏大場景，一時茫然。這一歷史的畫軸才剛剛打開，根本看不到盡頭，更多的是混亂的場面以及各種喧囂的理論。但有一點是明確的：背後的Google今天表達的意願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奇跡。這個奇跡會給我們帶來更多更大的奇跡，直到最後實現我們成立巨鯨公司的初衷和夢想——參與建設正版數字音樂產業，好的音樂人和音樂公司受到我們的尊重並得到金錢回報。這是一幅多麼美好和諧的音樂盛世景象啊。
其實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巨大的恐懼緊隨巨大的貪婪，巨大的逼迫無暇緊隨巨大的自大和黑暗，在今後的兩年中時時跳出來，讓我學習，讓我成長。無常時時讓我明白，走向陽光燦爛的一面對創業和人生是多麼重要。
當晚，半夜3點鐘，誦經一遍之後，我才得以安靜下來。萬籟俱寂。我心中依然疑問重重：怎樣才能說服四大唱片公司和唱片產業同意做免費的音樂搜索下載呢？之後很久，我才意識到「說服」兩個字是完全錯誤的，我根本不能說服；我有何德何能，能夠說服四大唱片公司和唱片產業？
第二天一早醒來，外面藍天白雲，隔著窗戶彷彿能夠聞到外面清冽的空氣。北京越來越好了。
我想，和唱片公司的溝通也許可以從我對音樂的熱愛開始。為什麼喜愛音樂？我不知道。我從小就狂熱地喜愛音樂，也許是因為它總能一直給我帶來一些盲目的自信和快感。記得創辦普淶時是在學院路的二層小樓辦公室裡，我半夜起來，放一張「九寸釘」的雙張專輯「TheFragile」。「Frail」序曲之後是「TheWretched」和「TheDaytheWorldWentAway」，每當放到這裡，我都會調大音量，發出巨大的聲響。一片徹底的黑暗之中，我在地板上赤足狂舞。音樂本身就足夠令你飛翔，音樂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我就是其中之一。是崔健的音樂改變了我的人生。到今天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我在北大28樓路過水房第一次聽到《一無所有》時的震撼，就像有一扇窗戶猛然間打開了。
我和盛軒已經開始收集一些資料，包括互聯網廣告的基本情況，並且大致描繪了數字音樂未來發展的可能，然後同章明基商榷。
第一次同四大唱片公司的溝通得到的答案基本是「NO」，或者「很難批准」。免費下載以前從未有過，都需要總部批。
SonyBMG中華區當時負責數字音樂的楊惠瑩也是個音樂愛好者，她最早在台灣做過DJ，翻譯過維珍唱片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Branson）的傳記。如果有任何機會去推動數字音樂的發展，她會不遺餘力。她的初步評估是：「很難，ｍission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務）。SonyBMG是世界上非常優秀又相對保守的兩個民族——日本人和德國人合夥開的。這需要在商業模式、邏輯上非常有道理才行。」之後她因為身體原因離開了公司，但我們仍是音樂上的好朋友。
EMI旗下數字音樂的負責人周倩儀富有創新精神，極具親和力。從巨鯨和EMI合作的第一天起，她在每次會議中總會提出很多產品和服務的好創意。但當時EMI總部正在經歷重大重組和人事變動，所以，那段時間內任何新的改革性的提案都很難被總部批准，甚至很難找到人來批准。當時EMI也因為和百度率先合作了免費試聽服務，而備受其他唱片公司的指責。在會中她對我說：「Gary，我們願意支持；但建議從免費試聽開始，下載還是要收費。」
華納中國負責數字音樂的頭兒是張健，一個有著豐富互聯網經驗（曾供職於騰訊）而且理性的職業經理人。他從IT行業加盟華納，就是為了「做更多的事情」，「能讓事情發生」。我和Google的Alan在東方君悅酒店的咖啡廳裡第一次和張健談起此事時，他的反應是：「對免費模式我們是有很大擔心的，也許有些新歌可以用市場推廣的方式提供一些免費下載。」Alan聽後很擔心，說只免費試聽，用戶體驗根本無法與盜版競爭，並且再次強調Google會投資巨鯨，會以長期嚴肅的合作推動來建立一個正版網絡音樂產業。張健說：「確實如此。但現在大規模推廣免費模式也可能傷害到我們已有的生意模式，如收費、包月、試聽、無線，甚至CD等。」
環球中國之前的總經理梁康妮來自香港，她熱愛下雪的北京，是一個真誠而又執著的人。後來的她雖然做了職業生涯中一個令人瞠目結舌（也可以說危險）的舉動——出任百度娛樂事業部總監，但她仍然是令我尊重的職業女性。此前我已安排她和Alan在「張生記」見過一次了。我總是可以輕鬆地從樓下咖啡廳買杯咖啡，在會議室裡和她面對面地討論。咖啡喝完，我們還沒有理出頭緒，她說：「這種變化太大，而且怎麼賺錢？如果總部要求每一個下載有一個最基本的保底PPD價格，比如現在是0.40元人民幣，你的廣告價格要高到多少才能賺錢？」
總之，在第一輪的接觸後，我們的感覺是我們又一次像過去10年裡的探險者一樣，在通往頂峰的道路上碰到同一塊牌子，上面依然是那4個字：「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