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包車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條街時，已經接近午夜。我不能確定彼得家具體在哪個門洞，因此只得站在帶陽台的那一邊弄堂裡，等著運氣降臨。也許碰上晚歸的鄰居，會告訴我寇恩家的門牌號。一個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夜晚，只是舞台調度相反。我那時真是個無救的小布爾喬亞。
弄堂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只有一家開了盞蠟黃的燈，燈下無非是個讀書或者玩兒單人牌戲的夜貓子。
我越站越冷，腳指頭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狹窄的夜空不時飛過幾架飛機。我顧不得臉面了，跑到那家有燈的門口去按門鈴。應門的是一個俄國男人，五六十歲，一個多毛臃腫的身體，一個多肉的腦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靈機一動，脫口就抱歉，說自己按錯了門鈴，以為這是寇恩家的門。俄國男人問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麼。他卻說，寇恩有兩家，前面弄堂裡還有一家。這條弄堂裡的寇恩剛死了一個兒子。自殺身亡。彼得·寇恩嗎？不，好像叫大衛·寇恩。
我想起來了，彼得在講到他們的奧地利故居時，總說大衛養了一隻鴿子，一直跟著他們的火車飛……大衛在院子裡的蘋果樹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衛到鄰居家向那對寵愛他的老夫婦告別，但他們沒有開門……
我都不知道俄國男人什麼時候關上了門。也不知道我在關上的門前站了多久，面孔離門只有半尺。大衛才十八歲呀。大衛還有一大段人生沒被啟開，就不願再去啟開它了。大衛都不給我一個見面機會，就走了。
我對自己猛烈譴責；我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彼得，我在這兩個星期裡幹什麼？陪著傑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廂，逛猶太難民區，聽他大而無當地發有關迫害、有關種族的宏論。這兩個星期的歷史應該改寫：我和彼得全家相會，跟大衛聊得很開心，聊美國的拳擊和籃球，聊百老匯膚淺快樂的歌舞劇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園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遼闊，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圓滾滾的屁股。我可以讓他看到他們家並沒有那麼無助，或許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條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國了，不是嗎？一旦買得起船票就去，然後寇恩一家整盤棋都活了，不是嗎大衛？……
設想一下寇恩家現在的氣氛吧。我該做什麼？最應該做的是讓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靜靜地把最無法忍受的忍受過去。換了我，這時有個外人來囉哩囉唆地安慰我，我會對她說：饒了我，別理我吧。
我又回到靜安寺大街上。國際飯店門口也沒有一輛車。這可有點不對勁。我鬼使神差地走進門，上了電梯。我不想立刻回去睡覺。彼得的弟弟自殺了，我需要定定神，理理心裡的頭緒。進了酒吧，我坐了一陣，希望能碰上一個不太討厭的男人請我喝杯葡萄酒。結果我自己買了一杯最便宜的酒，緊一陣慢一陣地想著彼得一家的不幸。哪裡冷清也冷清不到國際飯店，這天夜裡酒吧卻沒幾個人。美國人英國人走了，法國人日本人不會停止過日子啊。他們過日子就必須來這裡消遣，交換消息，拉扯生意關係。清晨時分，我有點睏了，走出飯店叫了一部黃包車。
我記得黃包車從國際飯店跑出去兩百多米的時候，身後的黃浦江邊響起驚天動地的炮聲。現在我告訴你那是炮聲，其實當時我根本聽不出那是什麼聲響。天崩地裂，五雷轟頂，就是我當時的感覺。黃包車伕「哦呦」了一聲，身子向後仰，兩腳使勁搓著地，生怕車子在減速時翻掉。與此同時，我不知自己在叫喊什麼。我一定叫喊了什麼。車伕停下來，回過頭看，嘴巴張得老大。炮聲把我的聲音壓住了。我一定喊了什麼，因為車伕飛奔起來，從大馬路拐彎也不減速，人和路面跑成了七十五度斜角。家家戶戶都裝聾作啞，炮聲裡，一條街的玻璃窗都在咯咯吱吱打戰。
炮聲停止了，黃包車伕的喘息聲在我知覺中越來越響。車子停在一大攤污水旁，路面陷進去一段，積下了頭一天傍晚的雨水。熟悉的鄰區在此時完全是陌生的。所有窗子黢黑緊閉，所有觀望的、恐懼的面孔大概都藏在窗簾後面。
還沒走進家門就聽見無線電尋找波段的嘈雜之聲。
見我進門，傑克布從沙發上欠起半躺的身體，兩束目光拒我於千里之外。他搖身一變成了主人，對我要開審。他說什麼理由都不能贖回我的過失——日本剛剛轟炸了美國的珍珠港，美國和日本開戰了，這樣的時候我出去找死！他急得喝下一瓶滋味如下水道污水的烹飪黃酒！
凱瑟琳和顧媽都幫他的腔。炮響的時候她們發現我不在臥室裡，都急瘋了。兩個女人見我毫髮未損地回來，叫著說天真冷啊，同時縮起身體抱緊胳膊各自回去睡了。世界大戰發生在這一刻，但她們看不出它的重大意義，也看不出事情還能往哪裡惡化，米價還能往哪裡漲。
我也正要上樓，傑克布走上來。他的勁頭加酒的勁頭，一下子全在那一摟抱上。他重手重腳地緊緊抱著我，就像扳手擰緊鏍絲帽那樣，緊得微微哆嗦。他和我都穿著厚厚的冬衣，但那哆嗦還是哆嗦到我肉體裡。傑克布的表白就是這樣，沒有甜美語言，但讓你從骨頭縫裡都明白他表白了什麼。他問我怎麼能在如此危險的夜裡跑出去。我說美國總統一定都讓日本的突襲弄得措手不及，誰會預知這個夜晚藏著那麼大的禍心。他不放過我，說這是個天天有人莫名其妙被捕或失蹤的邪惡城市，難道一個年輕正派、精神正常的女人可以隻身來往的嗎？我說我有爸爸，不需要第二個爸爸。
這種時刻，一切都大亂。有些東西是扯不清的，意願非意願，理性或感官，你以為你恪守心靈的從一，但心靈也是肉體的一部分，心靈首先是血肉組成，到了傑克布和我緊密相偎的一刻，什麼也扯不清了。
我最不懂得自己的，是常常在傑克布面前流眼淚。這時他任憑我流淚。我不告訴他我為什麼流眼淚，但他知道我的淚水是為夜裡外出得到的某個消息而流。無非是某人死了。每天都在死人，死人是項不新鮮的事，門口街上剛剛看到一隻手伸上來接你施捨的一個銅板，等你一個差事辦完回來，拿著銅板的手已變了色。難民營裡常常有人死去，草蓆擺出的零售攤子，某天換了主人，新主人告訴你攤位被他買下因為老攤主死於阿米巴或傷寒或猩紅熱。
我昏昏地睡在傑克布懷裡，他靠在沙發上，一個肩盡量給我做個好枕頭。這個肩被我睡得麻木僵硬，睡得一攤口水。
天亮後，外面馬路上有無數只腳在走動，走得急促整齊，似乎整個上海都是操場，所有人都在操步。後來知道，那是日本兵正在開進租界。
傑克布出去了，一個多小時後從外面進來。他早上沒有洗漱修面，隔夜的鬍子長黑了他半張臉。他手上拿了幾張紙，上面有皮鞋、布鞋的腳印。我發現那是日本人撒的傳單。「因為同盟國的錯誤以及日本方面的處事不當，日本與同盟國之間已十分不幸地拉開戰幕。」
我第一個念頭是，必須馬上拿到傑克布的護照，帶著彼得逃走。不然就太晚了。也許已經太晚。我白費心機，把傑克布帶回來，一切都成了一場荒唐玩鬧。
我再次出了門。傑克布堅持陪我出去，我哀求他別管我。他突然問：是誰死了？我一愣，然後說：一個朋友。我以為他還會問下去，但他只嘟噥了一句「sorry」。我又說：是自殺的。
他看著我。
街上的人個個眼發直，看著日本兵一列一列走過，打著他們難看的旗子。一時還看不出今天比昨天更壞。滿地都是傳單，白色紙張落在屋頂上，樹梢上，大街小巷，在服喪似的。一架直升飛機朝著人們揚起的臉轉動著螺旋槳，同時飄出一個白色條幅：不准混亂！……不准製造傳播謠言！……製造混亂者必當法辦！……
奇怪的是照樣有賣大餅油條的攤子在路邊擺開。也有黃包車上來向我攬生意。路面上的糞跡也證明馬桶車剛剛通過，昨夜降臨的世界性大災難並沒有阻塞上海的新陳代謝。不知為什麼，這些給上海帶來惡名的馬桶車轍使我感動，給了我一切都還活著都還在蠕動的證明。
我跟彼得見面是租界淪陷的第二天。那天發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毀了一艘英國軍艦，降了一艘美國軍艦，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戰時俘虜）。日本兵佔領了沙遜大廈，佔領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動產業。我在早晨七點多來到彼得家的弄堂，用傳呼電話把他叫了下來。我們相擁而立，無言了很久。
彼得還沒有梳洗，睡得一側面頰上全是枕頭的褶皺。我看著那一半面頰，好心動。似乎只有愛人才會看見這片臉頰，因為它不會公開，是體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訴他，什麼都怪我，我該早點來安慰他的家人，讓大衛不至於想得太絕，對自己幹得太絕。現在想來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歲的我真覺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話就告訴他，千萬別急，我從沒來得及撤走的美國女同學那裡打聽到，即便上海和美國的航路中斷，我們也可以溜到澳門，從哪裡乘船去葡萄牙，再轉道去美國。然後我說：我知道大衛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點吃驚，似乎想問我是聽誰說的，但馬上又抿緊了嘴。誰告訴我的有什麼重要呢？我們慢慢往裡弄口走。裡弄盡頭的光線好得多。
彼得說全家沒一個人意識到大衛會想到絕處。大衛一直安安靜靜，用推車幫母親把加工成的綢傘從楊浦區作坊運回來，仔細地一個個地檢驗瑕疵。十八歲的大衛從母親那兒掙零花錢，拉一車陽傘，掙五根煙錢。
大衛是在難民大宿舍養出的煙癮。
誰也想不起大衛顯露過任何異常。父親從輪船底艙出來之後，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暈厥病，無論是過馬路，坐馬桶還是登樓梯都會隨時暈倒，所以大衛盡量不離父親左右。
大衛每天下午六點左右，都拿一個竹籃去不遠的菜市場買菜，那時蔬菜都是殘枝敗葉，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場中段，都會碰到個六十多歲的老爺子，賣一種梗子又厚又長的綠葉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衛有時從菜場一頭走到另一頭，竹籃仍空著，不是菜太貴，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認識。走過去走過來，老人筐裡的菜還是賣不掉。這天老人對他招招手，說他的菜橫豎賣不出去，不如送給大衛。大衛問他，為什麼他的菜賣不出去，老人說上海人吃不慣這種陰溝裡都能活、冬天也凍不死的長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難逃到上海，住在一個炸塌的房院裡。沒有足夠的土地種其他東西，只能種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著兩筐菜來，運氣好的話他能賣點錢。到了市場落市，他無論如何挑不動剩下的菜走回閘北。大衛的上海話只夠他和老人聊這些，關於老人的孩子們怎樣了，是活是死，他都沒聽懂。
老人總是笑瞇瞇地看著大衛，用下巴點一點破爛棉鞋前面蔫頭蔫腦的菜，要他全都作禮物收下。大衛若放下幾枚零錢，老人便做出一張老虎臉，奓起髒兮兮的鬍子。老人的這些禮物給彼得母親做成各種燉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黃油，陰溝裡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衛自殺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帶了一籃菜回來，什麼異常也沒有。
誰都無法猜想，大衛怎樣對父母「就會好的，只是暫時的」這類話聽夠了。或許，他自殺的念頭產生得很早。也許在奧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車上就產生了。他看著他的鴿子一程一程跟著火車飛，便萌發了不如一死的閃念。或者，在他認識一個中國的賣菜老人之後，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國老人那樣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讓他明白，他的忍受僅僅是開始，還有多大的餘地。人對於忍受原來有如此驚人的潛力。他可不要發掘自己的潛力。老人對他那樣笑瞇瞇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這樣的微笑，對所有忍受下來的和將要忍受的如此寬厚不計。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從皮夾子裡拿出來，遞到我手裡，只說了一句話：大衛是服毒死的，為了防止蚊子消滅臭蟲，彼得母親的六六粉儲存非常豐厚。他從家裡拿了足夠的毒藥，獨自去黃浦江邊飲盡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