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第8章
    我的母親是唐人街長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殺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釘在琴凳和舞蹈把桿上。她寧可吃隔年的鹹魚,也要省出錢,把她的女兒武裝到牙齒,從唐人街殺出一條血路。她終於把我對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敗盡。

    彼得的母親不用戒尺,用淡漠陰沉、帶有先知性的語調對他說:你沒有選擇,親愛的!

    每個成年的猶太人都有資格做孩子們的先知。幾千年來降臨在他們種族的苦難太多太多。沒有選擇,必須有備無患。必須做事留後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課選學最賺錢的學科:醫學、法律、金融、科學;萬一不行,第二手準備頂上去:音樂、體育、藝術。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氣也喘不過來,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為一個孩子活著;他是作為父母的志氣、希望活著。幸虧他母親的先見之明——眼下醫學學歷這張牌打不出去,他還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學一分鐘不超時,到時候就從忘我境界中一躍而出。有時菲利浦的兒子想和他搭訕幾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掙陪人閒聊的錢。

    我們從他學生家出來後會漫無目的地閒逛一陣。我會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廂去吃點心,黃浦江上坐乘涼輪渡(對了,我和彼得戀愛在早春,關係穩定後,夏天就來了),或者去墨海書局、商務印書館去看不要錢的書。彼得讀過所有的經典文學著作,但對哪一部都談不上酷愛。

    你看,我還是沒有讓傑克布出場。人老了,對過去的事情記得比當下的清楚。清楚多了。過去的事情再不好,談起來都味道不錯。

    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個世紀。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時的樣子。昨天你走了以後,我又仔細想了一下,覺得講述得不夠好。

    我必須回過頭把菲利浦的家介紹一下。菲利浦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國際單幫跑闊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傢俱和擺設,而住不下人。傢俱、擺設堆砌得能讓你的視覺窒息。南洋、西洋、東洋的東西雜陳一處,隨時隨地都有個影子般靜默的女傭在縫隙裡移動,為傢俱和擺設上無數的洞眼、雕刻、花紋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浦的太太有十多個用人要指揮,很少露面。菲利浦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是我爸爸的學生,在我這個故事裡沒他角色。我要說的是跟彼得學琴的小兒子。他叫溫世海,十六歲,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沒什麼特別,但有一雙特別的眼睛。這雙眼睛上下眼皮都已鬆弛,讓你想到他要麼有嗜睡症,要麼徹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溫家人都這麼叫他。從這一點看,我認定他沒架子,不讓人非得叫他「二少爺」。溫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紀似的,十分呆鈍。闊也能把人闊乏了。只有一些瞬間,當他說起日本兵佔了他朋友們的足球場,在那裡練兵,或者,日本兵把幾個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橋頭大廈(當時日本憲兵的監獄),要當抗日分子槍斃——這些個瞬間,他就有了另一雙眼睛,眼神是亢奮的,渴望走出常規,渴望奇跡。

    當今一個十六歲的男孩能幹什麼?還是讓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寶寶。最多頂一頂嘴,但不會有宏大的謀反企圖。那時十六歲的男孩子,已經幹得出許多大事,比如在日本軍征的糧食裡撒六六粉,從百老匯大樓頂層撒反日傳單。溫世海就是在一個乖兒子的偽裝下,夜夜忙著抗日的小男子漢。

    他每次在鋼琴課結束時,都想和我們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親、母親聊,他們太沒骨氣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勢力夾縫裡活得舒舒服服。他從我的一兩句對日本羅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擊性語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調,變成抗日的積極力量。可我就那麼點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戀愛上。

    你們到我們學校來參加音樂會吧,他在門口給了我兩張票。他上的是一所美僑學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國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們的音樂會很靈的,兩個女高音都灌過唱片!請一定賞光!

    這一刻世海的兩隻眼睛一點也不呆鈍,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嚮導似的。

    彼得熱切地看著我。希望我答應帶他去這個音樂會。

    音樂會規模不大,在學校的禮拜堂裡舉行。彼得看見一對對珠光寶氣的男女擁著一個個如花似錦的少年,便輕聲向世海打聽,那些男女是什麼名流。

    禮拜堂的門廳寬闊,擺出長條桌,上面陳列出冷餐。門廳的一頭,搭起一個酒吧。上海的各國美餚這裡都有。歐洲一片戰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檳照樣整船運來。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猶太難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屍體絆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國父母,把孩子的小屍首到處亂扔。這些抱怨者該到這裡來換換眼界。藏污納垢、蒼蠅如雲的上海包藏著這樣一個精緻高雅的上海,這兩個上海似乎從來不碰頭。

    學生家長裡有一個美國醫生,他在百老匯大廈附近開了一個私人診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聲地談論上海當地供應的生理鹽水和葡萄糖不夠乾淨。美國人嫌惡黑人和中國人嗓門大,而這位美國醫生的嗓門又讓他周圍的幾個英國人皺眉撇嘴。

    我笑著問他,能否把他手裡的公用銀夾子放回去,因為我需要用它取兩片弗吉尼亞火腿。

    他的大紅臉蛋更加紅了,對我誠心誠意道了一聲抱歉,我說沒什麼,我去過您的診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裡申請過口錄打字員的職位(我打字飛快,比彈鋼琴出錯還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當時是這麼告訴我的。

    那是什麼時候?

    去年秋天(那時候我正在為離家出走做準備)。

    後來呢?我為什麼沒有錄取你?

    我聳了聳肩。我心裡明白,被錄取的是第三名。只因為她是半個美國姑娘。她那亞洲的一半不明顯,稍一偽裝可以成個很亂真的純白人。

    我知道了!醫生說,紅而亮的大臉蛋上升到顴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僱用你!他藉著恭維吃我豆腐,也賴掉了種族歧視的嫌疑。

    其實沒什麼,我們唐人街長大的孩子,在這樣的事上看不開,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醫生面前。給他們介紹:這位是唐納德醫生,這位呢,醫學院優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鋼琴師的細長手指被唐納德醫生粉紅色、又寬又厚的手包住。粉紅色大胖手看起來就溫暖、可靠。彼得說他把醫學院的成績單帶到中國來了。

    唐納德問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診所去塗塗紅藥水紫藥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讓優等生屈才幹這個。週末會需要他做夜間值班的醫生,給為妓女爭風吃醋、打得皮開肉綻的水兵縫縫針之類。唐納德醫生心裡想得很美,這個誰也不要的醫學院優等生到他這裡,出賣的是廉價體力加腦力。

    我還想把彼得再推銷得好些,他已經滿口答應了唐納德。他在唐納德身後向我飛了個吻。雖然事情進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經把那份即將得到的醫助工資加減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個鋼琴學生要掙得多。多十塊錢。這樣他就可以租一套帶浴室的小公寓,一間給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廳兼飯廳打地鋪。他微笑著聽唐納德醫生講解著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對待偶然求醫的日本傷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納德醫生,而是從零開始的好生活。

    從唐納德醫生身邊走開,彼得到酒吧取了兩杯檸檬蘇打。一杯遞給我。兩杯淡青冒泡的飲料裡冰塊叮噹作響,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惡習,連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樣謝你才好?他高興得神魂顛倒。

    別謝我,愛我。我說。

    當然。他喝了一大口蘇打。

    我心裡突然亂糟糟的:他突如其來的好運氣似乎減輕了一點我的重要性。沒錯,從那個排泄都避不開人的大宿舍搬出來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會不會讓他從我身上分心?他是個敏感細緻的人,馬上就低下頭來看我的神色。

    他問我是不是哪裡不好。

    我說好得不能再好了。這是實情,只要他好,我還能不好?

    他說那就好。但他沒有完全信服。

    其實你該謝的人還有世海。我指指遠處:世海跟幾個同齡人正嚴肅地討論著什麼。溫先生、溫太太的票子顯然被他們的兒子自作主張贈給了我們。世海有一次對我說,他的父母既不懂音樂也不愛音樂,就是死逼他彈琴,死逼他比賽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時候母親才說實話:「叫阿海個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釘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腦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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