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一接到你的電話，我就知道他已經不在了。我聽說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國菜、聽二胡曲、過猶太禮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實我和他之間，並不是人們定義的那種關係。人嘛，總想在一個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慾的事。
好吧，隨你們的便。把「情婦」這個字眼用來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發窘的地步。沒有這名分已經夠受。你的書我讀過幾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說什麼，都不會照實出現在你書裡。幹你們這行的，非得添枝加葉，對此你們沒辦法。
首先要告訴你一個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猶太難民卸貨一樣傾瀉在碼頭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頓時黑了一大片的那個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猶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讓他們靠的岸。場面相當壯闊，不難想像這個以遷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遷移：三世紀猶太種族全體從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圖被抹煞，首都被更名。十三、十四世紀從英格蘭、從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趕盡殺絕。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猶太佬們站在甲板上，趴在欄杆上，陌生的上海撲面而來。你不難想像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兩百多萬他們的同胞被逐出俄國國境，就帶著跟他們一模一樣的憔悴和疲憊，向全世界各個角落四散。
有時候，在上海靠岸的遠洋輪嘩啦一下打開底艙，裡面裝成緊緊實實：一個巨大的人餅。那就是從集中營直接上的「貨」。這樣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會戴著防毒面具，用刺刀撥拉開上海本地猶太人的迎接隊伍，衝進底艙，把殺虱子、跳蚤，以及種種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藥粉慷慨揚撒。剎那間，一片黑的人餅就成了一片雪白。
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辮子的中國男人被消防水龍頭當街沖洗，沖得大醉般東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們從站著沖成蹲著，然後跪下，最後全趴成一片。
告訴你的這個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種人。這個上海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勉強把有英國國籍的塞法迪猶太闊佬看做人，猶太闊佬又把俄國流亡的猶太人勉強當人看，而所有這些人再把有錢的中國人勉強當人看，把沒錢的中國人完全不當人。再來看看中國人。中國人在這裡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強當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錫克人當「紅頭阿三」，把歐洲來的猶太難民當「猶太癟三」。假如中國有個說法是「三教九流」，那麼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義比較馬虎，卻都是和平主義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開進來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說：這下好了，打也打進來了，就不會再打了，讓西洋人來，總不見得不讓東洋人來。到了三八年大批猶太癟三來的時候，上海人誇誰家小姑娘漂亮不說她漂亮，會說：「這個妹妹像煞個小東洋！」
你大概知道，我當時是復旦大學二年級學生，修財會專業。學校內遷重慶的時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國舊金山去繼續學業。
告訴你們的這個上海有個最大特徵，就是氣味。氣味可不怎麼樣。成千上萬輛馬桶車走出縱橫交錯的裡弄，走過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濃稠的黃色液體。馬桶車向裴倫路的糞碼頭彙集，如同好東西一樣給仔細裝上船，順著臭墨汁一樣的蘇州河走去。河邊擠滿烏篷船，所有沒錢住陸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裡晃悠悠地洗涮、飲用、排泄。
什麼都不能打擾上海人過他們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艙一艙被殺菌藥粉撒白了的猶太癟三。那個時候我怎麼會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齒罵我年輕的繼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時，一艘遠洋輪的底艙打開了，其中一個叫彼得·寇恩的年輕人成了我這個故事的起點。
年輕的彼得。二十五歲，看上去更年輕一點，因為瘦弱，誰都能傷害他似的，也因為兩隻憂傷的六神無主的眼睛，任何時候都在等你現成的主意。發現他其實蠻有主意，是一年多以後的事。那時他的上海經歷及難民的嶄新身份使他脫胎換骨。那個時代一夜間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嶄新身份，不該脫胎換骨地去叛變、出賣或者反抗、犧牲嗎？三七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臨城下，中國軍人們要與陣地存沒與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們脫胎換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時候我和同學們往陣地上送裝著糖果和香煙的慰問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槍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
彼得·寇恩濃黑捲曲的頭髮上一層白藥粉，走出船艙，絕望了：船艙外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上海，廣漠的腥臭來自誰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艙裡好多少。
彼得是個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寬肩細腰，明目皓齒，看著你的時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暫，但你相信那一瞬間他什麼也沒幹就是專門在看你；所有的思維都空出來，把看到的你放進去。他走上碼頭，拎著兩個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張張猶太臉龐，一張張女性臉龐。女性都是些歲數一把的人，卻很沒出息的認為這小伙子對於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對其他女人來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關的繁文縟節時，我正在我父親在卡德路的房子裡預謀出走。
先要告訴你們，我的父親是誰。他是個值得問一問「是誰」的人。因為他是誰決定了我是誰。再決定我下面這段故事必將發生。我父親假如走到你們面前，你們會為他的體態、嗓音吃驚。其實他並沒有那麼高大，只不過他動作起來莫名其妙地佔地方，所以顯得高大。還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個人，相對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適。我繼母把這叫做「洋派」。可他這是裝的。他的樣子讓你認為他屬於倒頭就能睡著，一覺睡到大天亮的那種人，吃起來胃口特別好，好吃不好吃都不會挫傷他對吃的熱情。其實他失眠加胃潰瘍，兩種病都跟他過分敏感緊張有關。他也許不知道自己在裝，但我知道，因為我也裝。我要說這些，是因為這些導致了我的新身份：一個出生在美國，成長在中國，眼下正離家出走的女大學生。所以你還要忍受我跑一會兒題。
我父親出生在美國，家裡開洗衣坊。那時十個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個開洗衣店。不像現在，這又累又不賺錢的行當幾乎讓韓國人壟斷了。我們的祖先是客家人，長著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潑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臉。我父親的兄弟們把祖父留下的幾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遠也搞不清他們有多少抵押，多少貸款，永遠也搞不清是賠是賺。我父親是我祖父投資教育的唯一一個兒子。讀財會專業。出來好做事。報紙上天天都有招財會的廣告。我祖父貧賤慣了，一分錢學費都不能在我父親頭上白花。學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親學完財會很不走運，那年各校的財會畢業生大豐收，華人的公司裡的出納位置都是一個坑三人填。他聽說接著唸書可以白花學校的錢。只要不花他父親的錢，他不反對一個個學位念下去。這樣，他學出了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後。他突然覺得他懂了華人在美國為什麼混得那麼慘。那不賴他們；那是幾千年來中國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愚盲。父親那時知道一個叫馬克思的猶太經濟學家，他很喜歡他著《資本論》的文采，可《資本論》對中國也不幫忙啊。中國得從掃盲開始。
好，對我的家史我就說到這兒。
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十二歲。那年父親的朋友把他介紹到聖約翰大學，做政治經濟學教授。我父親是到上海之後，在男女方面才開竅的。其實上海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給自己放放假就來上海。再說，各國在上海的租界裡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風化也只能管到某條大街之內，而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圖總是留下死角和夾縫。所以我父親一來上海，才發現自己在風月方面是運道很好的人。
他最終挑了個年紀僅比我大六歲的女人。他們結婚時我十六歲。在娶這個女人之前我們有過無數次失敗的長談。等他的小夫人住進來，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處滾動著她的話梅核、五香豆殼的時候，我便威脅父親要住到學校去。那時我還在念高中。我指著父親的小夫人罵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點也不覺得我在罵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