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個夜晚，王阿花穿著白色T恤衫和藍色牛仔背帶褲，褲腿是一圈毛邊，雙膝還好，還沒有太千篇一律地掏兩個洞，而是磨薄了百分之七十，剩了些白色的緯線，如同神經一般牽住創口。她染了頭髮，染成了最深的李子的那種紫黑色。她的小臉蛋白得如同一片阿斯匹林，一邊吊一隻紅色的玻璃耳墜，晃來晃去成了兩大顆永不凝固的血珠。里昂眼裡，王阿花不再作為他的女朋友存在了，她這天晚上開始作為他的理想存在。她跟另一個棋手下棋，靜得如同坐在那裡死去了，只有兩個大血珠的耳環活蹦亂跳地晃，晃得里昂臉色慘白。他眼裡的王阿花可愛得命也沒了。他不動聲色，看王阿花在棋盤上戰鬥，竟然一反常態地指出了她的一步潛在的好棋。他說：「這樣走，蘇珊娜。」所有的人都吃驚地瞪著里昂——難道這小子突然忘了這裡棋族的門規？里昂站起身便走了出去。就像一隻犯了群規的雁，不等著雁伴兒們來轟它走便自己知趣消失掉。他在門外等了一個多小時，王阿花才出來，白衣白臉，一牙新月似地輕輕把手伸給他去牽。他們第一次來到里昂的住處。那夜，他們的事情正式結束了長長的優美序曲。
我看著里昂的側影，專注得睫毛如同暴風雨前的草尖。我的手在他下面稍稍一動，他便迎合上來，讓我們都換了個姿勢。他物質的生命專注在棋盤上，他其餘的生命專注於我。似乎這專注從我見到他不久就開始了。無論多少事插進來，都從沒有打斷這專注。
我這樣設想下面的談話——我說：「里昂，我告訴過你，我有一位未婚夫，我們很相愛，他為了我可能會有很大的犧牲，我是說，失業。我記得我告訴過你，美國國務院有規定，美國外交官跟來自共產黨國家的人發生正式羅曼史，就必須主動向安全部門交待……」
里昂會瞪著眼等我說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開一大堆的不相干，終於到達了事情的要領，而直到我嘟嘟噥噥全講完了，他還是找不著要領。他會繼續無辜地瞪著我，認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達差勁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領。我用了那麼多「因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邏輯。我有未婚夫，這和他有什麼矛盾呢？我將和我的未婚夫結婚，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愛，難道他里昂有半點企圖要取締，或者取代？我喋喋不休地在澄清一個對於他始終沒有混淆過的事情。他瞪著我，我明白他瞪著我的意思：從一開始我就以為你懂，現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裡去了，你的胡扯讓我想到人世間俗不可耐的那樁事情，人們管它叫「三角戀愛」。里昂會覺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講清自己的身份，這樣的強調不得不給他也劃個身份，而給他劃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對題。
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話嚥回去。
他突然回頭問我：「你渴嗎？」
我端起玻璃杯，裡面的冰塊叮叮叮地碰撞，發出迸裂的細小聲響。
他說：「要不要一杯血瑪麗？他們的血瑪麗做得特臭，只有萬不得已我才會喝。」
我告訴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堅持，但他看出我有一點分心，我心裡那股湍急的慾望攪得眼神渙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確的他；是想有個明確的動作來劃定我們的身份；是想延長這朦朧期，或想終止這朦朧期。我想說：里昂，我們這種秘密感覺最終是無法向我們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終將也會有一個不可抹煞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朧過去……而我知道這些話一旦說出口就會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樂、王阿花的畫、海青的雕塑都讓我有些懂得他們這類人：就是不去給情感、感覺、心緒，甚至行為、活動命名的一類人。他們尊重這些感覺和行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轉達給別人。世上有多少沒有名目的情感、感覺和動作啊！
我對於他們，或許是個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著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這手從七歲起開始，就把無法命名的感覺敲到鋼琴鍵裡。里昂告訴我，他是個很不怎麼樣的鋼琴家：當他每每意識到自己不能老老實實做個鋼琴家時，他就寬慰地想，我畢竟還能作曲；當他每每承認自己不能心甘情願寫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來時，他寬慰地想，我畢竟還能彈彈琴。他告訴我，他兩樣都很初級，因為只有程式化的訓練才能使人走向高級，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訓練。他說世上沒有一個旋律是獨立的，每個旋律都受其它旋律的感染，每個旋律的父親都是個失疑點。他跟我在電話裡不止一次地感歎：世界上要沒有這些經典作品該多好——它們像個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庫，向我們甭管多麼純潔的血統裡暗暗輸入精子，你永遠也鬧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來的是誰的雜種。
門口進來一對男女，男的穿著毛料大衣，裡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還是三件套的西服，領帶結得端正之極，扭頭、打嗝都不行。女的頭髮上噴了太多發膠，眉毛修得太整齊。一個律師（或會計師）和一個辦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師助理）。倆人一看室內的氣氛就對視一眼，都認為這不是他們來的地方：這地方不安全。他們聽說了一個有名的咖啡館叫「無出路咖啡館」，本想來探探險，如同文明人對非洲或南太平洋島國的賞光。但他們一進來就發現這裡的人不是在玩野蠻，是真格野蠻。他們個個抽大麻，創作得罪大眾的詩或畫或音樂，或者乾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專門跟大眾作對。
一個女子走上舞台，說是舞台，不過就是圈起的一小塊空地。白熱的一束光從她頭上澆下來。她打開一個紙卷，開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賣弄著無道理和無邏輯。她的頭髮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顏色，穿件深綠的天鵝絨短裙，腿上套著緊腿褲和帶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對進來不久的男女聽了一會兒女詩人的大麻嗓音，噁心地笑了笑。他們想，這些人認為精神世界靠他們推動呢！僅僅五分鐘，他們就受夠了這個著名的「無出路咖啡館」。最後看一眼把叫床認為是詩朗誦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個被燈光淋浴的綠衣女子瞇起眼，仰著頭，語辭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頭微微蹙起，調開臉。他也受夠了這類玩藝兒，他認為正是這類毫無天才、永遠不求甚解的一大批敗類要對前衛藝術的不良名聲負責。
里昂拉著我的手走出門。幾年前他就這樣拉著王阿花的手出了門，走到帶有大麻氣味的小街上。他這樣拉著我的手，使我誤認為我很年輕，年輕得還享受得起——對一份無名感覺還享受得起。
而他沒有像吻王阿花那樣吻我。因為我不是既幼稚又積極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調動到了最佳狀態，吻是離後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個立刻要追究後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點我們一同走出他排練的那家搖滾酒吧時，無言了好一陣。然後脫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這是開端還是告終。他仔細替我赤條條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說：「這手套就給你戴吧，我還有另外的一副。」
他沒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鬆弛而柔軟，少女似的，那吻卻極深極深。他對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覺，全在其中。
來到學校，系辦公室的門尚未開。我坐在地毯上，背靠著牆。地毯上有許多被煙頭灼出的小圓洞眼，有膠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還有可樂或茶或咖啡灑在上面的斑漬。大家比賽，看誰最不把成規放在眼裡，看誰破壞起來最酷、最帥。他們中趣味高的將成為里昂，趣味低的將成為那位朗誦性高潮的綠衣女詩人。他們或許會出來王阿花這樣的例外，情調頹敗卻非常優美。他們中或許也會有徹悟者，突然看透這樣的憤世嫉俗實質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這樣他們會浪子回頭，回到秩序的社會中，成熟為安德烈。我卻不知我將會成為誰。
我坐在地上，等待辦公室開門。我一直惦記著那兩封推薦信。等我發現自己變成側臥時，已是三小時之後了。我能在嘈雜聲中，在川流不息的腳步激流裡踏踏實實睡三小時覺，這事實讓我大受驚嚇。事實是我已經進入了**********的角色。里昂的藝術癟三生活方式已經開始感染我，是這樣嗎？否則我怎麼如此不顧我的中國體面，睡在文學寫作系最繁華的大街上？
翰尼格見了我就打著哈哈說：「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這大概是他空前絕後的一次機會看一個中國女人睡覺。
我面皮一老，笑瞇瞇說：「很好啊。」
翰尼格說：「行，進步夠快的。」
我說：「什麼？」
他說：「你剛到我班上上課的時候，自覺意識太高了，高得整個班都受罪。我想，這麼個嗲嗲的東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麼？這麼乖這麼嗲，肯定跑錯門了。肯定是樓下「娛樂管理系」主修會計的！那天你穿著雪白的絨線衣，雪白的球鞋，淺藍的牛仔褲，我想，你是我教書三十六年裡碰到的最乾淨的一個學生！」
我看看自己：我還是白絨線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著說：「那時候你很好玩，渾身都是自我意識。你沒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時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氣，生怕把你這朵蒲公英不小心吹散了。我當時想，上課前得先喝兩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識弄得我也自我意識起來了。」
我問他有沒有喝兩杯酒再讀我的「推薦信」。他說他不用讀，揮揮筆，簽了名就得了。他說著話便從抽屜裡拿出一個蘋果，很敷衍地請我吃，我一說「不吃」，他馬上「卡嚓」一口咬上去。然後他把兩隻四季不穿襪子的腳架到辦公桌上。他的腳跟他的人一樣五短，我想能買到這樣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兩塊價碼簽還沒撕掉，上面標著「＄69.99」。非常中產階級的價位。阿書和我的鞋沒有超過五塊錢的。
翰尼格教授喜歡用些怪誕的語句，說我的功課「有點蓋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說習作「幾乎了不起」。他把詞的極端級別前面加上個折衷的修飾，讓你懷疑他或許不願對他的褒獎負責任；你要是誤把這些話當成真的鼓勵，誤上文學創作的賊船，你可得自己負責。他非常慷慨地給你讚美，但你絕對不可以忽略他讚美詞前面的折衷。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對你的藝術前途持樂觀態度，但他這番樂觀卻一文不值。你要漏聽了他誠懇的折衷意思，自我膨脹到了真的幹起了文學這行當，釀成的悲劇你可只能自己收場。
翰尼格教授背著光坐著，兩個鞋底正面朝著我。他每咬一口蘋果，逆著光線我可以看見他牙齒在果肉上濺起的細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葷腥，大致靠水果、生菜過活。他這樣素淨的飲食已吃了十來年，把身體的污染控制到最低點。但他卻抽著一個大煙斗，常常在課間休息的十分鐘裡，急急忙忙上到樓頂平台，在那裡一煙鍋接一煙鍋，迴腸蕩氣地抽上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每次上他的課，課間大家都在餐飲室吃夠喝夠，混到身上僅剩幾個鋼蹦兒才回教室也不會遲到。
我對他毫不負責的稱讚滿口說著「謝謝」。
我突然說：「你認為我下學期的獎學金怎麼樣？」
他沒料到我會突如其來地務實，兩個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無端的抖動，使我看見＄69．99旁邊的減價印痕，紅色的墨寫上去的。在芝加哥爛污的雪裡行走，這些痕跡仍能保持著清晰是怎麼回事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遠不像看上去那麼大大咧咧，他在雪地裡穿的是雙舊皮靴，進了辦公室才換上新鞋。他給人襪子也顧不得穿的馬虎隨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實，他其實是個充滿細節的仔細男人。因而他馬馬虎虎地誇獎你更不能當真，那做出來的馬虎比真馬虎更可怕。我一句實質性的發問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動作，想在拖長的咀嚼過程中想出招兒來對付我。
我說：「你能到系主任那裡幫我說句好話嗎？」
他嚥下蘋果，拿起餐紙，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說：「我可以試試。」
「我覺得我這學期成績突出，文字的發表量也該算大的，不是嗎？」我說。
「當然當然。不過，在學院刊物上發表，並不是太了不得的事。」他說。
「得承認並沒有太多人能在學院刊物上連續發表兩篇小說。」我笑瞇瞇地說，聲音並不強勁，有一點曖昧的弦外之音。翰尼格教授和我一同出去吃過一次午餐。那是三個月前了。午餐後他邀請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參加一次文學聚會。他為自己的慇勤打著哈哈開脫，說一個像我這樣的遙遠國度來的外賓可以使那場聚會去掉些省份氣、本地氣，增加些國際性。我忘了我胡謅了些什麼托辭，只記得從那以後翰尼格不再把我的作品當好的典範帶到課堂上去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