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做媒的是我幼年時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來長途電話，語氣熱烈地介紹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講得跟我一樣好！……認識一下有什麼關係？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練練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兒園裡的小夥伴，從第一次婚姻中走出來的我即便對全人類都沒了信賴，對這女友，我還是有一句聽一句的。當然，對於一個年輕的美國外交官我也難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下午六時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準備晚餐。聽到叩門聲，我迎出去，一個大個子美國青年站在門口，脖子上的細鏈吊著一塊牌子，上面寫「美國國務院/勞倫斯·沃克」。我們握手的一瞬，誰也不曾料到這塊進入美國國務院的牌照將會是那麼一種下落。更沒想到，這個隨意的相會在我和勞倫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麼戲劇性的一筆。
勞倫斯的確操一口標準國語。一問，原來他在美國駐中國瀋陽的領事館任了兩年的領事。他的隨和、健談立即沖淡了這類會晤的窘迫。我掛好他的外衣後對他說：「抱歉，我還得接著做晚飯，你先在客廳坐一會兒！」
他笑嘻嘻地說：「我可以在廚房裡陪你聊天！」
他於是一條胳膊肘斜撐在廚房餐櫃上，跟我東拉西扯起來，三句話必有兩句會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還是頭回遇見。
不久，勞倫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領我去參觀各種博物館，從藝術到科技，從天文到歷史。一天，我跟他走過國務院大樓附近的一條街，他神色有些不對勁，那種天生的嬉鬧逗趣，忽然全不見了，眼睛裡有的只是警覺。他對我說：「你最好裝著不認識我。」「為什麼？」我納悶地問。
「我不想讓熟人碰見。」他有些尷尬地說。
「為什麼？！」我自認為自己還不至於使一個並肩走路的男人尷尬。
他支吾。
等我們在一個飯館落了座，我仍是耿耿於懷，半打趣地問他：「怎麼啦，跟一個中國姑娘走一道有傷體面？」他忙解釋，絕對不是因為我。他微擰眉頭，身子湊我近些，說：「你知道，美國外交官是不允許跟共產黨國家的人結婚的。」
我頭一個反應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
「有那麼嚴重？」我問。
「我希望沒那麼嚴重。不過在我們關係沒確定之前，我還是應該保護自己，也保護你。不然他們會來麻煩你的。」
我想，保護他自己該是最真實的顧慮，美國人嘛，保護自己，是頂正當、頂正義的一件事。我還是認為他在故弄玄虛，在他們美國人太過溫飽平和的生活裡製造刺激。
我笑了，對他說：「你是CIA（中央情報局）的吧？」
「不是。是也不會告訴你。」他睜著誠實的藍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覺臉上的笑容已狡黠起來。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話，我絕不會答應去見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國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紀律，跟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係，都要馬上向安全部門匯報。」
我又對著他瞅一會兒，才認定他不是在開玩笑。
「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關係。」我說，帶一點挖苦。
「我想辭職。」他說。我吃一驚：「值得嗎？」
「我寧願犧牲我的職業。」他說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這場犧牲的意味。對於精通八國語言的三十二歲的勞倫斯，做外交官應該是種最合理的選擇，甚至是僅有的選擇。辭去外交官的職業，無疑是一種不得已的放棄。
「就沒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嗎？」我問，焦慮起來。
他笑笑：「我辭職，比他們把我踢出來好。」
幾天中，我腦子裡一直盤旋著這個問題：難道我與他的結合必須以他失業做代價嗎？難道他在我和他的事業之間必須做一場哈姆雷特式的「是活還是不活」的抉擇嗎？好在我們並不在一個城市，距離可容我將這事冷靜地思量。我倆都想安安穩穩相處一個階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間的瞭解；另一方面，他必須暗中聯繫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發難，他不至於加入失業大軍。
一年後的一個下午，我如常來到學校，一進教室，幾個同學眼神異樣地瞅著我。我是系裡唯一的東方人，所以我習慣被「瞅」。然而這回卻不同。課間，一個年紀小的男同學跑到我身邊來：「你幹了什麼了？」
我反問：「我幹了什麼了？」
「上課前有個FBI（聯邦調查局）的傢伙來找系主任和幾個同學談話，調查你的情況！我估計他是反間諜部門的……」
那麼就是說，我正被懷疑為間諜？我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FBI怎麼會知道我？」
「聽說是因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資料提供給他們的！」
回到公寓，我馬上給勞倫斯打長途。的確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測試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對我倆關係的闡述中，他老實巴交寫上了「趨向婚姻」。
「你沒必要現在就講實話呀！你不是在爭取被派往羅馬嗎？」我急問。
「我們宣誓過：對國家要百分之百的誠實！」他答。
電話中他還告訴我，剛填完「安全測試」表格，他便收到去羅馬的委任書。我早瞭解到他對羅馬和意大利的嚮往。他還告訴我，他的意大利語已通過了考試。我的心似乎放鬆下來，也許美國在冷戰時期建立的規章已名存實亡，我和勞倫斯的關係或許不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太大的害處。我告訴他：只要能幫他保住外交官這個不錯的飯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攪。
「FBI？」他吃驚道，「他們找你幹嗎？」
「他們不是根據你提供的資料調查我嗎？」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測試表格是國務院安全部發的，FBI絕沒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聽錯了，把別的安全部門當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會這麼快——我剛剛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們已經找到你學校裡去了……」
我說但願我搞錯了，還希望這是那男同學跟我開玩笑。
然而，就在當晚，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別緊張，我是FBI的調查員。」他說，「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
我答應了，心「突突」直跳。這個約會辭令已很不美國化了；男人約見女人，首先該問女人何時最方便，由女人決定時間，而這位調查員卻指定時間、地點。掛上電話不久，鈴又響，拿起聽筒，竟然還是那位調查員！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勞倫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來。他的中文帶濃重的山東口音，我只得捧著電話認真應付他，心裡明白他的「閒話」不閒。
第二天上午，我準時來到了FBI的辦公地點，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十分鐘過去，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以標準的中文對我說，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來與我談話。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裡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者與被審問者的席位，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怵人。審問者倒是客客氣氣，不斷提問，我回答時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會兒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原本流暢地對答，變得越來越吞吐。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而邏輯是我的防衛。我看著他帶有白種人冷漠的禮貌的臉，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兩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他們都受到了FBI的盤查，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
我開始抗議，拒絕跟這幫調查員再談一個字。馬上，勞倫斯那邊感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口氣很急：「為了調查能盡快結束，請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個中國人，你們美國要做得太過分，我可以馬上離開這個國家！我以為美國是個最自由的國度……」我又悲又憤，啞了口。
「請你忍一忍，好嗎？等我們結了婚……」
我厲聲打斷他：「我寧可不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