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趙翼說：「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其實，趙翼的話只說對了一半，「江山代有才人出」固然不錯，但李白、杜甫的詩卻至今流傳萬口，代代吟誦不絕。
什麼是經典？經典就是那些經過歷史的淘汰而永不過時的東西。智慧的經典也是一樣，那些小謀、陰謀、邪謀、詐謀往往都隨著歷史的更替而煙消雲散了，而那些大謀、陽謀、正謀、仁謀卻作為民族文化的精華保存了下來，並深深地影響著民族的發展與民族的性格。
兩漢時期（本書所講述的年代也包括三國、兩晉時期，為敘述方便，統稱兩漢時期）是中國智慧極為重要的發展階段。先秦時期，中國文化處於發端階段，中國的智慧也剛剛定型，中國謀略文化的特點也才初步形成。時至漢代，尤其是到了漢武帝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國土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擴展和強化，中華民族從此得以完全確立，中國的智慧也在這一時期完全確立了自己的形態。
可以說，兩漢時期的智慧事典為後世提供了可供效仿的範例，是雖經萬口流傳而又永不過時的智慧經典。
縱觀兩漢時期智慧的特點，主要應體現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是英雄與時勢的關係，一是書生與政治的關係。應該說，這兩個問題是中國智慧的根本問題，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其他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什麼樣的人才算英雄？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如對於漢高祖劉邦，不論在當時還是以後，一般人都認為他是西漢的開國帝王，對於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然而，距漢高祖不遠的大史學家司馬遷卻「不以成敗論英雄」，毫不客氣地將劉邦描繪成了一個流氓，而將他的對手項羽描繪成了一位失敗的英雄，在此，評判英雄的標準出現了重大分歧。其實，這裡是兩個不同的評判標準，一個是一般的現實評判標準，一個是文化理想的評判標準。應該說，這兩個標準都有自己的合理之處，只是看我們需要哪一方面罷了。
書生與政治的關係歷來是一個爭論不清的問題。孔子是至聖先賢，但他一生仕途艱難，很難稱道他有卓著的政績。西漢與東漢之間的王莽新朝，大概也是因為王莽的「書生氣」而短命的。兩漢期間，真正的書生也大多難以建立政治功業，如董仲舒，雖然他的學說當時就被官方採用，但他一生卻仕途蹭蹬，潦倒而死。原來，書生只能站在現實的前面搖旗吶喊，為現實指點前進的方向，若讓他們進行實際操作，恐怕難以成功。
其實，書生本來是不應該參與實際的政治操作的，但在傳統社會裡參與政治的很多都是書生。這就使書生的文化理想往往與政治的現實原則產生矛盾，如何處理好這一矛盾，就成了治亂成敗的關鍵。搞書生政治，政治就會混亂；而以政治壓制書生，政治則最終會失敗。二者之間必須取得一種微妙的平衡，否則，就難以出現所謂的治世。
有萬夫不當之勇者並不一定是英雄，一怒而使流血遍地的人也不一定是英雄，英雄是那些善於辨識時事、順應時事乃至創造時事的人；什麼是書生？能博聞強識、吟經誦聖的人並不一定是書生，能搖唇鼓舌、下筆千言的人也不一定是書生，書生是那些心有存主、胸懷遠大而又洞察世事的人。這兩種人，是人生的兩種狀態，在他們的身上浸透了傳統智慧的精華，這兩種人，在兩漢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酣暢淋漓。即使兩千年後的今天，如果能夠探得其奧秘，仍會使我們感到驚心動魄！
人言亂世出英雄，卻不言亂世出書生。其實，書生與英雄是亂世中的孿生姊妹。沒有英雄，書生便不得展示自己的才能，而沒有書生，英雄恐怕也難以建立功業。若能將英雄與書生合為一體，將是再好不過的事了。
作為中國智慧發展的最為重要的階段，兩漢時期的智慧故事最為豐富、曲折、精警和動人，對於這一寶貴的精神資源，我們應當深思而慎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