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莊子》裡記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莊子的家裡很窮，到監河侯家裡借錢。監河侯說：「好的。我就要得到邑里發的很多金子了，那時我再借給您三百金。」莊子氣憤地說：「我昨天來這裡的時候，在半道上聽見有叫我的聲音，我回頭看看路上的車轍中，有一條鮒魚在裡面。我向鮒魚說，『過來，您是怎麼回事兒呢？』鮒魚回答說，『我是主管東海波浪的魚。您能不能給我一斗水讓我活下來呢？』我說，『好的。等我遊說吳越之王，引西江之水來迎接您，可以嗎？』鮒魚氣憤地說，『我離開了大海，無水可用，得到一斗水就可以活下來。您這麼說，還不如到魚市上去找我！』」
《莊子》善於用寓言來講述道理。這個故事講的是遠水不解近渴的道理，諷刺了那些迂腐無用的空疏之舉。古人在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論述。
【事典】
《淮南子》上說：「救助落水的人，給他金玉，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韓非子說：「已經餓了很多天的人，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後再吃，餓著的人必然等不及。」因此解決飢餓，不要指望寶鼎煮出的美味；搶救落水的人哪能等行步端正的慢性子。也就是說，治理國家要施行切實易行的方針，才能把事情辦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韓非子說：「人們常說智謀之人講的道理十分高深，即使是高智商的人理解起來也感到很費勁。如今制定普通人適用的法律，卻盡講些連智力較高的人也理解不了的道理，普通人又怎麼能明白呢？因此，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坐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後再吃的；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不會非得有了繡花的綢衣才喜歡穿的。由此說來，治理國家的事，要先做當務之急的事，再做其他事情。韓非子還說：「現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言談舉止怪僻的人，他們標榜冷僻的學問，講道理過於玄妙，不切實際。我認為，冷僻就是無用，太玄妙就是不負責任。
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養父母。侍奉君主、孝養父母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必須尊奉忠誠信義。若尊奉忠誠信義就不能不著邊際。可見太虛的道理，冷僻的學問，都是迷惑人的邪術。」韓非子還說過：「非要親眼見到別人是怎樣做才能明白的人，不能說是聰明的人，因為人是一一看不完的。」因此《尹文子》說：「君子不空談無益於治國的道理，不做容易做但沒有收效的事。因而他們論道，在各種政策、制度、權術的範圍內；做的事多與種田務農、行軍佈陣有關。這就是說，要做的是實際急需的事。」所以，小人爭論的都是儒家、墨家的孰是孰非，行事固執、偏激、虛偽。他們孜孜以求的只是名聲而已，因而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現在世上有些人，品行高蹈於眾人之上，辦事能力也在眾人之上，能言善辯出類拔萃，勇猛強健超乎尋常。但是，有這樣的品行卻不能用來教化人民；有這樣的辦事能力卻用不到急需的地方；口才出眾不去遊說天下百姓；勇力過人，卻無法在戰場上率領眾人浴血奮戰。這四種超群之處，如果不能被用於正道，往往成為禍亂的根源。
行善的人，使別人不能鑽空子，為所欲為；心思機巧的人，行事做得天衣無縫，讓常人難以插手。可以說這些是獨善、獨巧的人，但往往達不到巧、善的最高境界。因此我們應以聖人之理為貴，不能只逞獨善之能，要懂得和大家一起治理。行事當以合乎大眾為貴。《尹文子》說：「先知先覺，遠見卓識，可以說是亂世奇才。但太平盛世，這種人不值得以他為貴。知識淵博，而且能言善辯，可以說是聰慧伶俐，但英明的君主不會用這個標準去衡量臣下。目空一切，出淤泥而不染，可謂士大夫道德貞潔，但太平盛世不會用這個標準去教化百姓。所以，那些太崇高的道義準則，不能作為衡量百姓的標準。那些遠非大眾化的德行，不能推廣為一國的風俗。因此，若是國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住業績；軍隊強大，可以和怯懦的人並肩作戰。
不必非等古代英俊傑出的人物出現不可，而人能自主安排的原因，就是能按手下人所現有的德行、能力兼容並用他們而已。」《尹文子》裡的這些話，是認為聖明的君主不能拿先知遠見、博聞強記、傲視別人這三件事來作為教化的標準。若是讓百姓都依此行事、移風易俗，那是不可能的。如今只須自然耕作、自然生活，教之以行軍作戰，不覺中順其大眾。不提倡能力出眾，勇猛蓋世。因此，古代聖明之君以順勢應變來渡過難關。所以《淮南子》裡說：「能夠顧全大局的人既安逸又不會走入窮途末路；單憑心機詭詐行事的人一定毫無收穫。這些人，即使有離朱那樣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縫衣針，卻看不到清泉中的游魚。即使長著師曠那樣能分辨無數音調的耳朵，卻聽不清十里之外的聲音。因此，有時任用一個能力強的人，卻不一定能管好三畝宅院；若是遵循大道的規律，依從自然法則，天上地下都不難治理得井井有條。這就是識大局而渡難關的意思。」
要善於樹立法度來協調各種矛盾。《尹文子》裡說：「農民、士大夫、工匠、商人，無論在鄉里、在州縣，都是有差別的。農民和農民談論耕種收成；士大夫和士大夫談論道德修養；工匠與工匠談論製造技藝；商人和商人談論物價、利潤。因此士大夫大都品行端正；工匠都能相互提高技藝；農民也在閒聊中改進了自己的經驗；商人也增長了見識，不會折本。這就是所說的協調矛盾、各安其位。」
讓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平等相待，不產生隔閡，可以說是最好的治國辦法。因此叔孫通要制定禮儀，漢高祖說：「不會很難吧！」那時，叔孫通回答說：「禮這種東西，是隨著人情世態而制定的。」張釋之跟文帝談論治國的道理，文帝說：「講得淺近些，不要太高深，只要現在能實際施行就可以。」所以說，治理國家若是不從實際急需且可行的事下手，而以奇異為準，無異於讓餓了多日的人等待黃粱米飯和肉食，讓別人拿著金玉珍寶去拯救溺水者一樣荒謬。
古代，楚國的公輸般、宋國的墨翟，用木頭製造的飛鳶能飛上天，但不實用。漢代的張衡能使車的三個輪子自己運轉而無須外力，魏國的馬鈞能製造出會吹簫的木人，但若沒有實用價值，這些東西只是耗費精力、勞民傷財，害處多多。《莊子》說：「朱汗漫跟支離益學習殺龍的本領，花了千金學費，學成後，卻無處施展。」《尹文子》說：「治國的根本在於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其他方法，若不在這些之內，超出這些去弄別的，即使能統括天地，抓住萬物，也只是治國之外的道理，對廣大人民百姓來說，都是不切實際、毫無用處的。因此古代聖人把這放置一邊不提。」由此看來，做事在於切合實際，不應好高騖遠，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
【評議】
劉安在《淮南子》中說：「太陽、月亮普照萬物，無與倫比，但仍有它照不到的地方，這是由於它們高懸於萬物之上。油燈和蠟燭雖然光亮微弱，但世上卻不能缺少它，因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陽、月亮所照不到的陰暗角落。」由此看來，治國之策，貴在能普遍實行，此理由來已久。自古以來，聖君都會任用官吏，使他們各司其職，從而達到合作共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