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場空前卻未必絕後的大危機過去之後，我們變革的重點應當在於創造一個公平的商業環境，這是我們的期盼所在，更是一個商業社會應當遵守的規律。
（4）期盼2020：一個流通的體系
對於中國而言，一個流通順暢的商業社會的價值，甚至遠邁於技術、資本等因素，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是，當我們擁有了健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消除欺詐的商業環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環節時，無異於打造了一個流通的社會，這種社會中的低摩擦、低損耗，才是中國商業運行所最需要的。
主題介紹：中國為何如此高價——不能說的秘密——打造流通的體系
4.1：中國為何如此高價
在許多人的印象裡，作為世界上一流的發達國家，美國的物價一定是全球最高的。
這樣的觀點不無道理，因為從紙面上看，在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是3315美元，而美國的人均GDP為46859美元。除掉這種寬泛的數字不談，即使在相同的工作崗位上，美國人的收入大概是我們的12倍以上。
這個比率意味著什麼呢？比如我們一個年薪4萬元的普通白領，在美國就可以拿到將近五十萬左右，而國內一個年薪十萬的高級白領，在美國就可以獲得百萬的年收入。
掙的多，東西自然賣得貴，我們掙得少，物價自然相對便宜，因為有了前面的對比，因此產生這樣的想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真正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拿我們生活中最常接觸的物品來比較一下吧，在美國，汽油的價格是1.7美元一加侖，假如折合成升的話，大概相當於3.15人民幣/升，幾乎比國內的價格便宜一半。
在食品方面，一加侖脫脂牛奶的價格，折合成人民幣是每公升4.4元，而國內一公升類似的牛奶價格，居然要賣到7元，除了牛奶之外，像肉食、蔬菜等食品的價格，也普遍較中國便宜得多。
再來看看服裝，許多在中國被視為高檔品牌的服裝，在美國卻要廉價的多，比如一條LEVIS的牛仔褲，遇到打折的時候甚至只需要19美元，而在中國，相同的褲子竟然可以賣到上千塊。
更令人費解的地方是，在市面上的常見商品中，有許多商品都是在中國製造的，於是，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商品，在經過一番運輸、銷售的環節之後，在幾次加價之後，其最終的價格反而要比在國內便宜得多呢？
想要揭示這個謎題，我們就必須從商品的流通開始，進行一番細緻的探究。
4.2：不能說的秘密
同是一樣的商品，在中國和美國的差別，竟然有如此之懸殊，事實上，有關這種情況，其成因只有一個——中國的生產商，心甘情願將商品出口。
這樣的成因令我們費解，而事實上正是這種心態的存在，才引發了一系列事態的變化，而在這種心態的背後，既有我們可以一眼看透的因素，也有不可為外人道的「潛規則」。
先讓我們先來說一說前者。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中國的商業環境中，存在著極大的欺詐成分，著表現在許多貿易商寧願付出名譽的代價，也要拖欠貨款以換得更大的資金周轉空間，其往往導致生產商血本無歸的局面。
由此，造成了生產商在選擇貿易商的時候不得不慎之又慎，唯恐落入欺詐的陷阱，而這樣的惡劣行徑比比皆是，無奈之下，生產商只有在價格上一提再提，希望通過更高的利潤，來彌補可能遭遇的風險因素。
反過來，將商品出口，則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情況。當生產商和外商簽訂了合同之後，就絕不會擔心有這方面的風險，憑藉著國外進口商提供的信用證，生產商可以直接去進行抵押貸款，待資金到位之後再進行生產，隨著商品的運抵，應收賬款也就在同一時間進入了財務帳戶，完全不必承擔這樣的風險，由此，生產商寧願以較低的價格賣掉商品，也樂於和守信用的誠信夥伴進行合作。
第二點造成價格反差的原因是效率。
在中國，由於公共設施建設的缺憾，使得物流運輸大受影響，在運輸的環節中，高速公路過路費、汽油費、路段維護費、汽車修理費、以及罰款加在一起，其高昂的數額足以令許多微利商品血本無歸，於是迫於無奈的生產商與銷售商，只得在商品價格上加碼，以換回這部分損失的利潤。
如果僅僅在運輸這一環節上效率低下還足以忍受，在物流的倉儲環節中，積壓、損耗以及高昂銷售成本所帶來的利潤磨損，就更是巧立名目，敲骨吸髓，這一現狀的存在，也使得商品的最終銷售價格，大大高於其實際價值。
說完了顯性的因素，接下來的就是商家的潛規則。
在中國，同樣是一件商品，出口與內銷所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假如商家選擇將商品出口，那麼其除了能享受到政策上的傾斜之外，還可以坐收國家給予的出口退稅，於是，許多精明的商家就在此大做文章，將本應當在國內銷售的商品，打上出口的標籤，拉到國外兜上一圈甚至更多之後，再以轉內銷的方式放在國內市場上銷售，一出一進之前，其不僅賺到了稅收的差額，更將價格提升到了一個難以企及的新高度。
正因為有此三方因素的存在，同樣的一件商品，價格上存在天壤之別也就不奇怪了。
4.3：打造流通的體系
當我們瞭解的到現實狀況之後，也就意味著找到了期盼的東西
由於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存在，使得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的市場上關卡多如牛毛，由制度和國情所造成的成本異常高昂，當我們為內需不振而愁苦連天的時候，卻從未想過這樣的現實。
我們的民眾，正在以微薄的收入，消費我們自己生產的高價格商品。
由此我們認定，對於中國而言，一個流通順暢的商業社會的價值，甚至遠邁於技術、資本等因素，假如我們能夠自動將溝壑彌平，其對經濟所造成的刺激效應將會是無比巨大的。而時當經濟衰退、內需不足的時節，流通所帶來的價值，就更顯得珍貴。
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是，當我們擁有了健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消除欺詐的商業環境、公平高效的流通環節時，無異於打造了一個流通的社會，這種社會中的低摩擦、低損耗，才是中國商業運行所最需要的。
（5）期盼2020：一個民富的時代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時間裡，我們所期盼的目標就在於由政府及時做出調整，將經濟發展的目標及時撥回到民富的軌道上來，其終極形態在於盡快讓民眾富裕，及時建立起足夠大的中產階級階層，實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富時代，唯有這樣，才是在新一輪經濟衰退中保身避禍的唯一法門。
主題介紹：歷史上的福利經濟學——民富時代的來臨
5.1：歷史上的福利經濟學
有關經濟形勢的變化，總是出離大多數人的預料之外。
就在人們以為2008年的中國經濟將會迎來火爆的一年時，卻突然迎來了全世界經濟的低潮與泡沫。
在這樣突如其來的一場經濟危機中，中國實體經濟所受到的衝擊程度之大，甚至於超過了危機的策源地，許多行業、企業的生存，甚至成為了亟需面對的問題。
正如我們前幾章中所分析的那樣，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在於中國對於經濟變化的趨勢，缺少足夠的前瞻性與預測性，另一方面，中國特有的經濟結構缺陷，使得民眾難以實現富裕，也就難以形成足夠的需求，於是造成了我們的過剩產能，不得不依靠外部的需求來釋放，當國際經濟出現危機時，我們受到最猛烈的衝擊，也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那樣，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下的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是美國同行業工人的4%，這一數字僅僅相當於韓國1975年的水平，事實上，即使在墨西哥這樣的拉美欠發達國家，其生產工人的工資，也是中國工人工資的三倍有餘。
正因為如此，對於中國而言，由於民窮而導致的經濟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只有切實做到民富，才是中國未來的唯一出路。
當國家切實著力於發展國民經濟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個全民財富時代的到來。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故事，可以用來佐證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在聖人孔子門下，有一位名叫有若的弟子，根據根據《論語》的記載，魯哀公曾向他請教解決荒年國家收入不足的辦法，有若的建議是——在魯國的範圍內實行徹法。
所謂的「徹法」，指的是逢十抽一的稅收標準，也就是百分之十，而當時魯國的稅收額度是百分之二十，這種由多到少的變化，自然引起了魯哀公的驚訝與反對。
在魯哀公看來，百分之二十的稅收，尚且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更何況將稅率一下子降低一半。而對於這樣的質疑，有若的回答是：「如果百姓足夠富裕，國家怎麼會不富裕？如果百姓不富裕，國家又怎麼可能富裕？」
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對富民與富國關係最早的理論闡發。
按照這樣的觀點，國富的標誌，無非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在賬面上有大幅度盈餘，而這種盈餘的來源則是民眾生活、生產的盈餘，當國家對民眾盈餘的抽取超過一定限度之後，必然使得民眾的生活與生產難以為繼.
因此，爭取一時的「國富」，無疑會使日後國家的財政收入變得更加緊張，民眾貧困，國家也就自然無法實現富裕的政治目標。
反過來，假如民眾富裕，就會引發其消費的新高潮，從而使經濟產業進行擴大再生產，這樣一來，即便國家採用較低的稅收標準，也會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這也就是說，國家的富足，取決於民眾所擁有的財富總量。
5.2：民富時代的來臨
事實上，這一觀點的核心，正符合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福利經濟的概念，其本質是由國家來履行自身職能，在幫助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從中獲取歸屬於國家的份額。
就長遠的目標來看，國家在國家宏觀經濟中實行福利經濟的模式，勢必能建立起長效的發展機制，在經濟生活中與民眾站到同一個層面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標。
從道理上講，越是繁榮的國民經濟，就越是需要國家來為其提供環境上的保障，只有使環境足夠穩定，才能夠引發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反過來，只有國民經濟足夠發達，才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實物財富與貨幣財富，才得以支撐國家財政的穩定性，滿足國家正常的財政開支。
中國經濟發展的頭號障礙，正是基於內需不振所建立的，而其最深層的根源只在於民眾貧困，在於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
事實上，當我們的經濟以迅猛之勢增長的時候，我國居民的工資收入卻長時期在低水平線上徘徊不前。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顯示，在2000年到2005年的時間裡，中國的人均產出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63.4%，這一數字已經遠邁印度的26.9%和東盟的15.5%。然而，這樣高的增長率，卻絲毫沒有體現在工資收入的增長上，這也就說明，隨著財富分配機制的偏差，無論勞動生產率有怎樣的提高，民眾卻都享受不到這種提高的成果。
當我們的財富分配機制沒有能夠大規模地向個人和企業傾斜時，就意味著困境的出現。
任何困境的開端，都代表著調整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