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十的《冼阿芳的事》，則是一個南方版的《難腸》，所不同的是，冼阿芳開始的舉動並不讓人同情，作家採用先抑後揚的敘述，寫她的大包大攬，寫她的無所不在，但最後發現這個有點討厭的強勢女性不過是為生活所迫的無奈之舉，她的關愛、她的責任是女性的天性，也是支撐生活的本能。
荊永鳴的《北京房東》和付秀瑩的《無衣令》都是關於女性命運和住房的問題，前者寫女房東的故事，是北京人的故事，是有房者的故事。《無衣令》的故事有些讓人心酸，是寫無房者的故事，主人公外來打工，做報社的保潔工作，成了報社頭兒的「小三」，她的房東其實是她的情人，她向他出租青春和情感。無衣之慨，源於無房之痛。男性文化在這裡以城市的形態壓搾著鄉村女性的生命汁液。
鐵凝的《七天》也是關於底層女性命運的書寫，和《難腸》《冼阿芳的事》不同的是，《七天》書寫的不是悲情，而是對城市生活荒誕性的質疑，保姆布谷在短短七天之內發生了巨大的令人不可思議的變化，身高突然躥高，人也發生內在的變化。來自鄉村的少女在現代文明激素的催生下長出了不屬於她自己的元素。布谷是鄉村的一種象徵，保姆布谷的變異是現代文明對農耕文明的無形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