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言
幾十年前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的前輩師長當中，不論就學問造詣的精深還是就道德修養的深厚來講，都要首推朱光潛先生。
我最早是在中學國文課本上讀到朱先生的文章的，文章的標題是《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當時我覺得文章寫得很有意思，讀起來引人入勝，絕想不到後來能成為作者的學生。作為一個曾經親聆朱先生教誨的學生，他那和藹而又嚴肅的面孔和他嚴格要求、誨人不倦的師長風範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隨著半個世紀歲月的流逝，這些印象不曾變得遙遠、模糊，而是顯得更加清晰、親切，終於凝成經常縈繞心頭的對恩師的深切懷念。
朱先生學問功底紮實深厚，寫作認真嚴謹。當年選進《北京大學國文選》的《咬文嚼字》一文是我讀到的第二篇朱先生的文章。朱先生非常重視文字的洗練，認為行文中一字之差，往往產生不同的效果。他說：「無論閱讀或寫作，我們必須有一字不肯放鬆的謹嚴。」又說：「更動了文字，就同時更動了思想情感。」朱自清先生稱讚朱光潛的文章「像行雲流水，自然極了」。又說「深入淺出的本領是孟實先生的特長」。（見《文藝心理學序》）其實這種文字表達的成功歸根結底還是來自作者在煉字上下的工夫。
文如其人。朱先生這種在寫作上不放過一個字的認真態度自然也反映在他的教學上。記得當年在他開的翻譯課上，每一篇指定學生翻譯的英文散文（所用教材是徐燕謀編的《現代英文選》），他在講課前都自己先譯出來，以便在學生讀出各自的譯文時，立即準確地給予改正。在翻譯課上，朱先生常常對學生講，在將原文譯成中文後，首先要問一問自己：「中國人有沒有這樣說的？」這個標準實際就是對嚴復所標榜的「信、達、雅」中「達」字所作的最淺近的詮釋。
朱先生在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的譯後記中說：「譯者所懸的標準只有兩個：第一是對原文忠實，第二是譯文盡量用流暢可讀的口語。」他在《歌德談話錄》的譯後記中講得更簡單：「譯者所懸的目標只有兩條，一是忠實於原文，二是流暢易讀。」朱先生多年前在翻譯課上要求學生的也正是這兩條標準。
朱先生是位嚴師，上課時不苟言笑，顯得有些嚴肅，但更是一位敦厚長者，對青年學生飽含熱情。他總是抱著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的態度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記得有一位同學對翻譯課不夠重視，作業做得不好，因而受到批評。事後這位同學到朱先生家當面請教。朱先生對他非常客氣，主動將自己的多篇譯文交給他看。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正是對他們的深切關心和愛護。朱先生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是一貫的。記得有一次我去他開的詩歌課旁聽，因為聽同學講上他的英詩課獲益最多。朱先生首先告訴我，聽他的課一定要有準備，不然隨便來聽是不會有真正收穫的。乍一聽來，好像要求未免過嚴，實際上朱先生是指出預習在學習中的重要性，而這恰好是一般學生所容易忽視的環節。
朱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中外文學功底很深的學者，稱得上學貫中西。他在解放前任北大西語系主任，除了在本校授課外，還曾在輔仁大學兼教唐詩。他在1948年出版的《詩論》中對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以及如何走上律詩的道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的研究由於與西方詩歌比較而富有創意。朱先生以自己對中西詩歌的第一手體會為根據，討論問題自然顯得切實可靠、令人信服。直到今天，該書仍然是一部研究中國詩學的重要論著。
一談到朱先生的學問，大家自然不約而同地想到他的美學，原因是美學研究伴隨了他的一生，是他最感興趣和下工夫最多的學科。朱先生一直關心文學與藝術，而文學與藝術的討論上升為系統的理論便是美學。在朱先生的美學著作中，有最早留學歐洲時期用英文寫的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回國後寫成出版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談文學》、《克羅齊美學述評》，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出版的大學教材《西方美學史》。正是這些著作奠定了朱先生作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美學家的地位和聲譽。
與此同時，朱先生還譯出了大量西方美學經典著作，其中包括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的《美學》（三卷）、克羅齊的《美學原理》和維柯的《新科學》等。可以說，就20世紀國內翻譯西方美學名著這項工作來講，朱先生的貢獻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其他學者。作為20世紀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翻譯大家，也許只有朱先生可以與19世紀後期的嚴復相提並論。
朱先生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副敦厚長者的風度。他對青年的諄諄教導，並不局限於課堂之內。從他早年發表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可以看出，他一生都是青年人的知心朋友。他寫給青年一封又一封語重心長、充滿感情的信，無一不是根據他自己對於人生的感悟，用淺近的語言講給讀者聽的。這些感悟都來自他親身的體驗，所以讀者讀起來感到十分親切，像是一位老朋友同你聊天。朱先生引人入勝的文筆更是吸引著你饒有興味地一封又一封讀下去。
美學對朱先生來說不僅是一門學問，而且是他觀察人生的重要視角，同他的道德修養密不可分。朱先生在《論美感教育》一文中，引用了英國詩人雪萊在《詩的辯護》中所說的話：「要達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徑是想像；詩從這根本上下工夫，所以能發生道德的影響。」朱先生解釋說：「道德起於仁愛，仁愛就是同情，同情起於想像。」還說：「儒家認美育為德育的必由之徑。……嚴格地說，善與美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從倫理觀點看，美是一種善；從美感觀點看，善也是一種美。……一個真正有美感修養的人必定同時也有道德修養。」在朱先生看來，美學與倫理學始終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只有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提供完美的人生理想。
朱先生在講藝術時必講到人生，而在講人生時又必講到藝術。從藝術講到人生，是說藝術來自人生。他說：「離開人生無所謂藝術，因為藝術是情趣的表現，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從人生講到藝術，是說人們要以藝術家的眼光觀察人生，做到超功利的觀賞。這樣人生才有情趣，才能從狹隘的功利束縛下解脫出來。
朱先生在《談美》一書的開場話中說：「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業。……藝術的活動是『無所為而為』的。我以為無論是講學問或是做事業的人都要抱一副『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偉大的事業都出於宏遠的眼界和豁達的胸襟。」我在「文革」之後，曾去他在燕南園的住所看望他。他說自己每天打一趟太極拳，晚上喝一點酒。看來他是過著一種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的生活。他之所以能夠保持平淡寧靜的心態自然得力於平素的道德修養。朱先生一生都在追求「藝術的人生」也就是「有情趣的人生」，所以他一直以求真務實的豁達開朗的精神去看世界，不管遇到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坦然處之。
朱先生的道德修養可以說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我想再也沒有比《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裡說的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松更能比擬朱先生的人格的了。的確，一棵蒼勁的古松顯示給世人的是耐霜傲雪、堅忍不拔、樹大根深、巍然挺立的氣度與品質。在朱先生身上這些品質可以說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記得在50年代初，大學教師剛剛開始改造，朱先生一時間成了被批判的「典型」、「重點」。但是他卻處變不驚，大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從容。事後也不為此耿耿於懷，而是表現出心胸開闊、豁達大度，照常上課。如果不是有深厚的人格修養，這是不容易做到的。
順便說一下，由於朱先生平時行文嚴謹，說理清楚，就連他在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中所寫的思想檢查，同學們讀後都覺得比其他教師寫得好，因為有些教師在檢查中往往誇誇其談，不實事求是，文字上也顯得零亂，一句話，文章的可讀性差了很多。
朱先生一生勤勤懇懇工作，從事教學、寫作和研究，幾十年如一日。他在歷次運動中，雖經受衝擊，多次受到批判，但他仍以其特有的睿智，走完了他卓有成果的一生，成為20世紀中國少有的道德學問都值得後世景仰的大師。古人說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朱先生有很高的道德修養，足為後世楷模，可以說是立德；朱先生一生從事教學工作，培育了不少人才，可以說是立功；朱先生一生著作等身，留下的著作有幾百萬字，可以說是立言。說朱先生做到了三不朽，絕非溢美之詞。說句實話，人們似乎更應該靜下心來，多讀一些朱先生的書。特別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寫給青年人的書信和文章。朱先生的文章淺顯易懂，是一劑並不苦口的良藥。他的書能向你提示人生的真諦，不讓各種引誘將你帶入迷途。讀他的書只會培養高尚的情操、藝術的情趣，讓人發揚仁愛和同情心，不要陷入貪婪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讀他的書不僅會增長你的學識，擴大你的眼界，更重要的是提高你的道德、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