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美學中許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於不同於西方的一分為二哲學觀的「一分為三，三生無限」的中國古代哲學觀。西方的一分為二的哲學觀強調矛盾兩極的對立、鬥爭和轉化。這種一分為二的哲學觀，認為對立、鬥爭是主要的、絕對的，事物的發展就是矛盾的兩極對立、鬥爭的結果。因此，矛盾的兩極的和諧是暫時的、相對的。而「一分為三，三生無限」的哲學觀則認為，世間萬物由陰、陽、中和三種形態組合，它強調的是守住中庸，揚棄兩極，它認為矛盾的兩極都是片面的、暫時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實的、理性的、永恆的、長久的，這一點與西方一分為二的哲學觀是相反的。例如在自然與人類的關係問題上，中國歷史上有「天人相分」與「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揚棄天人相分，天人相鬥。中國的一分為三的哲學觀，從不像西方一分為二的哲學觀那樣，認為是對立兩極推動萬事萬物的發展，相反它認為是「中和」這種第三種形態產生、孕育萬物，正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無限。
在這種「一分為三，三生無限」的哲學觀指導下，中國美學一直緊守和沿用「中和」美學原則，無論是精神與物質的關係，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人倫規範準則的確立，以及藝術自身的虛與實、形式與內容，都始終按照這種「過猶不及」的中和原則予以塑造。
由於受「中和」的哲學觀的影響，中國美學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質性的，這點又與西方不同，西方一直在思索尋找各門藝術自身的特質，例如繪畫、雕塑、音樂等各個藝術門類，均有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國卻從未尋找這種特質，各門藝術都是相關聯存在的，例如詩歌韻律美的講究，使中國詩歌與音樂一直相連；同時詩歌與繪畫相連，中國古代的文人畫，都是提倡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並且詩歌直接與書法相聯繫，字畫是連為一體的，中國國畫線條藝術也與書法藝術直接相關。同樣，詩也與舞蹈、戲劇、雕塑、建築等都相聯繫，反之，這些藝術部類，也與自身以外的其他藝術部類緊密相連，它們是融為一體的。它們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質性的存在。
其次，中國古代美學受歷史主義傳統影響深遠。
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強烈的歷史主義意識和傳統，同樣中國古代美學也不例外。這種狀況用中國人自身的話語來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這種歷史主義的思維邏輯，帶給中華文化以下特點：一是經驗的理性。中國人文文化幾乎都是經驗性的積累，它們是案例式的，百科全書式的，它們沒有發展成西方的所謂「規則、規律」式的科學的抽像演繹，沒有發展成西方的條分縷析的理性分析，但它們卻發展成「經驗的理性」、「實踐的理性」、「歷史的理性」。二是這種歷史主義意識開啟了一個崇拜古人聖賢，解釋、註解古人聖賢經典的「經學」學術文化傳統，「經學」是古代中國一門極為重要的學科。
中國古代學術及審美等文化的原創性都是打著古人聖賢的旗幟進行的，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改制」式的。同樣中國的審美文化，也具有濃厚的歷史積澱。這種歷史主義傳統也導致了兩個趨向的發展，一方面是忠實於真實歷史的歷史主義；另一方面，卻又是偽造歷史的偽歷史主義，正所謂「六經注我」。三是這種歷史主義意識支配下，「保存」、「繼承」重於「發展」和「創新」。因為「發展」就意味著後者要否定前者，今人要否定古人，這與歷史主義背道而馳，而「保存」、「繼承」則不同，它能使古人、聖人長期地高高在上。因此，中國審美文化的輝煌成就，如魏晉的書法和美學理論，唐宋的詩文，明清的小說、戲劇等，在這種歷史主義意識的包裹下，變得更加不可超越。
深厚的歷史主義積澱，是中華審美文化的特質，同時它也日益造成了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交流的障礙，因為要瞭解中國的審美文化，就必先瞭解中國的歷史，中國幾乎每一部審美文化作品都是它悠久歷史的再現和演繹，都融入了太多的歷史內容。
再次，兩次外來思想的浸染和衝擊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
朱光潛先生有語曰：「我國土生土長的原始宗教是巫教、道教和儒教，魏晉以後南亞的佛教逐漸輸入中國，幾有喧賓奪主之感。」中國歷史上曾受到包括佛教在內的兩次外來思想的浸染和衝擊，另一個就是馬克思主義。這兩個外來思想入主中國，並構成主流意識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佛教和馬克思主義都不是在中國本土上產生的，但他們對中國的思想和文化都構成了巨大的影響，並深深地融於中國文化。
佛教和馬克思主義儘管不同，含義殊異，但它們都給中國帶來其本土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質，這就是「信仰和思辨」，由於古代中國追求實踐的理性和歷史主義，使它們並沒有發展到像西方那樣，頂禮膜拜外在神祇。嚴格地說，在佛教引進之前，中國是一個無神論國度。它們從沒有把外在神祇主宰自己命運和未來的思想變成個人信仰，變為民族的主體意識及意識形態。但在魏晉時期，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當時中國社會處於極度動盪和苦難之中，使得佛教這種非理性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有了合適的土壤，它們漸漸地被國人所接受，東晉末年梁元帝曾將之定為國教。佛教給中國文化帶來深刻的影響：
一是它直接拓展了中國的雕刻、繪畫等審美文化藝術發展的空間，一批演講佛教教義的作品應時而出。因此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一枝奇葩。
二是佛教的非理性主義構成了中國審美文化的內在特質。中國文化基本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哲學、倫理、社會、政治的價值理念文化，一類是審美的文化，在中國的價值理念文化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歷史主義的、理性主義的、儒家的倫理道德價值學說，始終佔據主流地位，但是在審美文化中，卻一直是由非理性的文化主宰。這兩種文化正好構成了一種互補。在先秦時期，便有南北文化的差異，而屈原為代表的南方文化，構成了那個時代的審美文化的主流。屈騷文化脫胎於楚國的非理性的原始神話文化，它與北方的正宗的理性文化形成對比和互補。漢代曾經有過一個極短的時期，兩種文化達成了一致，但是這種一致性很快就被佛教的非理性主義理念所破壞。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魏晉時期的中國古代審美文化理論家，創造了獨特的、偏於精神的、稍稍偏離正宗理性主義思想軌道的審美文化理論，這便是傳神說、神思說、氣韻說、意象說以及妙、味、趣等，魏晉之後這種的理論一直在審美文化中延續，它指導著中國審美文化的理論和實踐，儘管越到後期，它們越來越被強大的現實政權及理性主義、歷史主義的主流思想價值理念所整合，但不可否定，這種非理性主義始終充溢於中國的審美文化之中。
三是佛教帶給中國文化一種哲理的思辨。哲理的思辨，一直是中國文化缺少的。佛教的引入，帶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它在中國發展和倡導了一種思辨文化。佛教帶給中國文化的是思辨的信仰，信仰的思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深刻的，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給中國文化帶來的也是信仰和思辨，但與佛教不同，這裡的信仰，不再是外在神祇，而是科學與信仰相結合，是對規律的認識和追求。馬克思主義是古代中國向現代中國過渡的思想橋樑，是中國開始走向現代的選擇。從此，中國的哲學觀拋棄了古代的「一分為三」的哲學觀，開始接受西方的「一分為二」的哲學觀，中國文化接受了它們，就意味中華文化與現代科學的文明真正的接軌。
最後一個，那就是中國文化具有包容精神。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的古老國家。中國的長久存在，並不只是因為它軍事的強大，中華文化的包容精神對於鞏固這個版圖是功不可沒的。為了維繫這個大一統的龐大帝國，統治者一直用多樣而統一的文化價值觀進行有效的整合，中華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它具有寬廣的胸襟，能夠允許其他的價值觀、審美文化的存在，用自己的包容精神進行同化，兼收並蓄，求同存異。這種文化沒有西方那種黨同伐異的執著，沒有那種非此即彼的片面選擇。因此我們看到古老的中國雖然以儒家思想為主脈，卻又糅合佛教和道教等多種思想，這似乎又是「一分為三，三生無限」的哲學觀體現。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句話比較貼切地形容了中國文化的包容精神。毋寧說，中國文化就是一種包容文化，這種包容性，除了上述中國文化對佛教外來思想和信仰的非排斥的吸納之外，更體現在中國歷史曾經歷了蒙古族和滿族兩次外來少數民族侵入和較長時期的統治。中華文化它沒有讓外來文化的異質，取代吞沒自己文化的內核，但也從沒有拒斥任何異族的文化。正是這種包容精神，造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稟質。這種包容精神時時處處都滲透在中國審美文化理論及審美文化創作上。例如：在中國明清小說裡就體現了多元化的社會價值取向及藝術多樣化。
美育價值
美育不但不妨害德育而且是德育的基礎，如上所述。不過美育的價值還不僅在此。西方人有一句恆言說：「藝術是解放的，給人自由的。」這句話最能見出藝術的功用，也最能見出美育的功用。
——《大美人生》
朱光潛先生認為，美感教育是一種情感教育。它的重要我們早在古代儒家就已知道。儒家教育特重詩，以為它可以興、觀、群、怨；又特重禮樂，以為「禮以制其宜，樂以導其和」。《論語》有一段話總述儒家教育宗旨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禮、樂三項可以說都屬於美感教育。詩與樂相關，目的在怡情養性，養成內心的和諧；禮重儀節，目的在使行為儀表就範，養成生活上的秩序。蘊於其中的是性情，受詩與樂的陶冶而達到和諧；發於外的是行為儀表，受禮的調節而進到秩序，內具和諧而外具秩序的生活，從倫理觀點看，是最善的；從美感觀點看，也是最美的。
在半個多世紀之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很有遠見地提倡美育，主張家庭、學校、社會全面實施「全民美育觀」。按照蔡元培先生的觀點，「凡是學校所有的課程，都沒有與美育無關的」。那麼正確的審美是什麼呢？論及「審美」，就必須將其與「善」、「真」聯繫起來，這也就應和了以上朱光潛先生的說法。從古至今，在中國論述藝術的教化功能，以「善」為標準的可以說比比皆是。如晉代陸機所云「宣物莫大於言，存行莫善於畫」、唐代張彥遠敘畫之源流說「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都是宣揚藝術與人生的善的關係。魯迅先生曾說：「美術可以輔翼道德。美術之目的，雖與道德不盡符，然其力足以淵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輔道德以為治。物質文明，日益發展，人情因亦日趨於膚淺，今以此優美而崇大之，則高潔之情獨存，邪穢之念不作，不待懲勸，而國人安。」這可以說是將藝術與道德說得更明瞭。既如此，藝術作品、藝術家還有藝術的評論都有責任「善」待藝術，「善」待讀者和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