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神學中，針對「信」與「知」的論題——更為確切地說，是有關本能與理性的論題——有過這樣的思考：在對事物作出估價時，本能是否要比理性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因為理性是根據原因——即「為什麼」——也就是目的性與功用性來進行估價和行動的，這已經是個老朽的道德論題，始作俑者是柏拉圖本人；早在基督教產生之前，精神就已經被它分裂了。儘管蘇格拉底以其卓越的辯證學者的審美觀首次躋身於理性一方，而他所做的這一切就是為了嘲諷那些上等雅典人的無能——他將本能之人當做上等人看待，卻從沒有對他們的行為作出充分的解釋，不是嗎？與此同時又隱秘地嘲諷了他自己，從他那些更為高雅的良心與自省中發現自己同樣無能與困惑。但他能夠勸誡自身，因而脫離了本能的束縛！人們必須協助本能與理性獲得權利；緊隨本能的同時，也要給理性以充足的理由去輔導本能——這就是那位偉大的、高深莫測的嘲諷者原本的欺詐；他通過自己的良心獲得對自我欺騙的滿足。從本質上說來，在道德的判斷中他洞悉了非理性的事物。在這些事物上，柏拉圖則更加無辜，而且也不像古羅馬平民們那
般狡猾，他只想全力以赴地——迄今為止只有一位哲學家耗費過如此偉大的力——證明自我。本質上，理性與本能都殊途同歸，共同指向善，指向「上帝」。柏拉圖之後的神學家與哲學家們彷彿都是這樣——在迄今為止的道德事物中，本能——即或基督徒們所說的「信仰」，又或像我所說的「群畜」們——都獲得了勝利。或許人們要將笛卡兒排除在外，這位非理性之父（正因為如此，他也是革命的祖師爺）承認了理性的權威性，然而他卻是膚淺的——理性無非只是一種工具而已。
人與人的差別不只是體現在他們不同的貨物標牌上，而是在於他們追求不同的貨物價值，而且對價值量的判斷與公認的貨物等級的認識也並不一樣。那些被認為是事實擁有或佔有的事物更多地體現了這一差別。比如女人，在那些節制的人看來，支配肉體與性享受即是達到滿意度的擁有與佔有的標誌；而對那些以猜忌與貪慾之心渴望佔有的人來說，他的標準卻是個「問號」——這不過是這種擁有方式的表象，他更渴望深入的試驗。其宗旨要弄清楚：女人是否並不是委身於他，而是為了他，情願顯出自己所擁有的或似乎喜歡擁有的事物——只有這樣，才能算得上「被佔有」。然而即便這樣，第三者的懷疑心與佔有慾仍沒有達到極限，他問自己：倘若女人真的為自己捨棄了一切，這是否只是女人對自己的幻覺而為。因為他首先想被人徹底地瞭解，以使自己完全地被愛；他十分堅信自己的想法，隨即就以自己的佔有方式全身心地體驗這位情人。倘若她不再欺騙他，因為他的暴躁與隱性的不滿足而始終愛他，如同因為他的慇勤、隱忍與精神性而愛他一般。那個人想對一個民族實施佔有。
在他看來，即使採用更高級的卡格裡奧斯特羅與卡蒂利納的藝術，只要能達到這一目的，都是正當的。這個人因為更高雅的佔有慾而自言自語：「在有意占的地方，人們不應該撒謊。」——在設想將由自己把假面具附於民族心上時，他急不可耐，最終著了魔：「因而在讓他人認識我之前，我首先要認識我自己！」在樂善好施的人中，那笨拙的詭計為人們所發覺，幾乎早有防備，這詭計首先為自己備下了應給予幫助之人。比如，在實施詭計的需要下，這個人是「值得」幫助的。
而他們都會對這些幫助感激不盡——他們因此發明而獲得了被需要的東西，如同獲得一筆財富的人一般——因為要求財富而成為圓滿的樂善好施之人。倘若在施善時遇到他們，慇勤地招待他們，那必然會招致嫉妒。父母們毫無顧忌地將孩子塑造成和他們一樣的人——這即是他們的「教育」。事實上，沒有哪一個母親會相信，自己靠孩子積累了一筆財富；也沒有哪一個父親會承認自己迫使孩子臣服於他的思想與判斷中。當然，在古代，父親掌握著初生嬰兒的生殺大權（如同古德意志人那樣），並根據自己的喜好行事。就像這些父親一般，如今，我們仍然能夠看到所謂的師長、教士、公侯以及任何一個權勢者，在任何新生的人那裡享有無可爭議的新類型的佔有機會。這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