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經過13個小時的飛行之後，我在那片我熱愛的土地上降落——中國北京。正如Google的律師對媒體所說的那樣，「李開復馬上會忙碌起來的！」
在飛往北京的飛機上，我拿出電腦記錄下了自己的心情：「又踏上北京的土地，看到雨後燦爛的天空，感覺真好。就像我最近的兩個月中，經過了一陣狂風暴雨，讓我更加珍惜雨後美好的天空。」
要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工作肯定是海量的。從一個光桿司令開始，招聘、政府關係、媒體關係、公司選址這一系列的事情都要從零開始，所有的事情都要親力親為。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種辛苦被激情支撐著，我的心情格外輕鬆和興奮。
在剛到北京幾天之後我就得知，清華科技園為了歡迎世界上最大互聯網公司的進駐，決定打破慣例，同意我們在租用的大廈裡建一個廚房，這可是園區內唯一一家可以在寫字樓裡建立自己廚房的公司。
這個時候，中國媒體的報道已經基本側重於「李開復如何在中國開展工作」這個方面。對於還沒有完全結束的訴訟，媒體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興趣，只有零零星星的記者還在關注。媒體似乎習慣了一種方式，只對正在進行中的事件才有興趣報道，而且會以轟炸式的方式集中報道。而當一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後，媒體的興趣也會一落千丈。
我回到北京以後，Google中國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宣佈我啟動Google中國的業務。我以為媒體還會針對我的訴訟大量提問，但沒有想到的是，發佈會上的所有媒體都只對招聘、選址及政府關係等問題有興趣，他們甚至連訴訟都沒提！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對於媒體來說，有關微軟和Google的爭奪大戰，早已經成為舊聞，成為了新聞記者眼中的「易碎品」。
其實，官司還沒有結束。
在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內，我們沒有看出微軟有和解的意願。但是由於我在中國工作繁忙，因此我的律師也沒有就官司的進展情況過多地給我打電話。
一直到11月的某一天，我終於聽到了新的消息，律師要我去西雅圖再進行一次「取證」。
像上一次那樣，我作好應對整整一天「取證」的準備。但沒有想到的是，我只被律師問了兩個技術問題以後就被告知——「取證結束了！」我當時簡直不敢相信，這也叫做取證？因為律師問我的問題全部與技術有關，比如，「請問什麼是feedbacktechnology（反饋技術）？」「請問，什麼叫做statisticaltranslation（基於統計的翻譯）技術？」因此，這一次的取證更像是一次技術調查。
取證完畢，我在外面的屋子裡站著，等著和我的律師拉加什·唐格裡一起離開。誰知道，過了一會兒，拉加什就從屋子裡走了出來。他平靜地說，「開復，我們已經和解了！微軟撤訴了，官司結束了！」
「啊，這就結束了，怎麼這麼突然？」我問。
拉加什說：「是的，官司進行到這個程度，和解就是一個趨勢了，無非是時間問題！」
我疑惑地問：「既然如此，那剛才為什麼還要對我取證，問那些技術問題？」
拉加什說：「噢，因為微軟方面弄不太懂你所做的技術，但我們要在和解協議裡提到這項技術，所以他們索性利用取證的時間讓你解釋一下，然後添加到和解協議裡。」
拉加什充滿自信地把一張紙遞給我說：「看看吧，這就是和解協議！」
我接過這張紙，看到裡面是一個個的專有技術名詞，還有我在Google可以展開各種技術的時間表！
我驚呼：「條件這麼好！你們怎麼談的？」
拉加什平靜地說：「其實大家早已疲憊了，他們只是為了面子才沒有輕易撤訴。雖然耗了兩個月，但我們並不著急。眼看著下個月就要開庭了，對方根本沒有勝算的把握，所以現在輪到他們急了。」
「那太好了，我把這些條件告訴大家，不就等於他們打輸了？」
拉加什說：「那不行，你看最後一條。」
我低頭一看，在這張紙的最後寫著「雙方對此和解協議必須保密」。
我擔心地問：「啊，如果不披露這個保密協議，那別人會不會誤解我們付錢來進行『競業禁止』賠償，或者我被嚴重地限制？」
拉加什說：「不會的，開復。下一季度的財報一出來，媒體就會知道我們沒有賠錢，你工作範圍的擴大也會馬上被看到。所以大家都會明白是怎麼回事。」
「好吧！」我拍了拍這張單薄的紙，說：「我看媒體自從9月份的判決後也已經不再關心這個案子了。」
就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閃電訴訟，以波瀾壯闊、氣勢洶洶的方式到來，又以虎頭蛇尾、悄無聲息的方式結束。這麼一場讓兩個世界級IT巨頭耗資上千萬美金的決鬥，就由這麼一張紙、幾條沒什麼意義的條款畫上了句號。
今天的很多人，對於當時的訴訟「盛況」早就失憶了，時間一直在向前奔跑，世界在日新月異、分秒必爭地向前邁進。但是對於作為當事人的我來說，這個事件已停留在生命裡，成為了一個深刻的符號。這個事件，讓我在漩渦中感受了世間的冷暖，有最刻骨的傷害，同時也有最溫暖的關懷！
很多人都會有類似的感受，在經歷一次人生危機的時候，一切都彷彿凸透鏡一樣，折射出人生百態。有的人堅定不移地支持你，有的人冒著自己受傷害的風險幫助你，而有的人在經歷心理掙扎後退卻，有的人也在這個時候作出了傷害你的決定。官司，就像一塊試金石，不經意間，把人間萬象頃刻檢測了一遍。
在這場訴訟進行的過程當中，有許多讓我感動的故事。
記得訴訟剛剛開始的時候，微軟公司發出禁令，不允許微軟的員工和我有接觸。但微軟的華人員工中有很多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些是得到過我幫助的中國員工，有些還是我的學生。他們自發組織了一個「送別團」，在一位員工的家中給我開了goodbyeparty（告別聚會）。在這個告別會上，他們輪番向我表達他們的感謝和祝福。我們都非常職業地避免談兩個公司的任何事情。雖然我離開了微軟，但我仍擁有一些員工的祝福，這讓我非常欣慰。和他們度過的那個溫暖而開心的下午也讓我終生難忘。
更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在聚會即將結束時彼此約定，回到公司誰也不能再提這個聚會，也不能告訴任何人。我聽到他們在彼此約定時，才知道微軟曾經發出這個禁令。在跨國公司裡，這樣集體違背公司規定的事情非常罕見，尤其是參加這個聚會還有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後來，果然有一個朋友因為這件事情惹禍上身。他由於被我方律師抽調去作「取證」，因此受到微軟律師的提前指導和培訓。微軟的律師在對他進行培訓時問他：「李開復離職以後，你見過他嗎？」他回答說，「見過。」雖然他可以隱瞞，但是卻無法對律師撒謊。微軟律師一聽，驚訝不已，「見過！你見過他？你在哪裡見過他？」「在告別聚會上！」而微軟律師更加震怒，「什麼？居然還有告別聚會？還有誰參加了？」我的朋友這個時候卻守口如瓶，「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這件事情給這位朋友帶來很大的麻煩，過了一段時間，他就從微軟公司退休了。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取證階段也一直遵循自己內心的原則說話。我後來看到了他的全部證詞記錄。律師問他：「你認為李開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說，「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正直、正派的人！」律師又問：「如果將來你有機會和李開復一起共事，你是否還願意？」他回答：「我願意！」律師問：「你信任他嗎？」這位朋友堅定地回答：「是的，我信任他！」微軟律師在聽了幾個這樣的回答後，馬上叫停，並帶他出去「教育」了半天，但他回來以後依然如故，按照自己的方式問答問題。然而，這給他的職業生涯帶來了相當長的一段「低迷期」。
在整個訴訟階段，我們也能夠感到，再冰冷的世界，再冰冷的對手，也可能表露出有人情味一面。在整個官司結束以後，我除了對自己的律師團隊的傑出表現心存感激以外，還對對方的一位律師印象頗深。
微軟聘請的這位律師名叫傑弗裡·約翰遜（JeffreyJohnson），是PrestonGates&Ellis律師事務所裡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不到40歲就已經成為律師事務所的年輕合夥人。他身材高大魁梧，面部輪廓分明，很像好萊塢的電影明星。
在臨時禁令出台之前，他扮演了一個極其強悍的形象！他試圖從各個細微的角落強力出擊，甚至有些強詞奪理。但從取證階段開始，我們的律師發現他似乎在慢慢地發生著改變。比如，當他聽到我義正詞嚴地宣讀給大學生寫的信，以及聽到我富有邏輯的回答時，他的臉上會露出些許驚訝。在取證進行的7個小時內，他的表情越來越輕鬆，問題的尖銳程度也在逐漸減弱。到了最後，他甚至和我開起玩笑。
後來，蘇珊跑來對我說，「開復，你知道嗎？我們覺得他喜歡你。你把他感染了，我從來沒有看到律師和證人在取證階段能夠開起玩笑的。」
從聽證的那一刻開始直到出庭的那一天，傑弗裡·約翰遜就再也沒有恢復到他最初扮演的犀利角色上來。他的蛻變明顯被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注意到。我發現，他的角色後來被一位更資深的律師卡爾·奎肯布希（KarlQuackenbush）慢慢取代。卡爾胖胖的，平時臉上總堆滿了笑容，就像一位土土的南方紳士。但一上法庭，他就變身為一個「兇猛的進攻者」。在法庭上，微軟和Google的戰火愈演愈烈，而兩方律師之間也彷彿在進行激烈對決。在法庭上，除了想戰勝Google，卡爾·奎肯布希也想戰勝著名的約翰·柯克爾，這樣，他就可以迅速揚名立萬。卡爾的眼睛裡經常閃爍著戰勝約翰的強烈慾望，而傑弗裡·約翰遜的眼睛裡卻只有快速結束戰事的簡單渴望。
在訴訟期間，我的學生郭去疾給予我很多無私的幫助。他通過研究過去的案例發現，競業禁止協議裡如果沒有offeradditionalcompensation（額外的賠償）就不能成立。這個發現成為我案件後期的重點，還被寫進了訴狀當中。雖然後來沒有用上（官司於第二次開庭一個月前和解了），但這也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增加了我訴訟勝算的概率。另外，為了證實《如何在中國成功》這篇文章裡的所有數據都是公開數據，他放棄了自己的休息時間，犧牲幾個週末專門幫我查數據、寫報告。最後，他彙編出了一整本報告來證實論文數據的出處。在訴訟之前，他又提出了在Google發表博客的建議，而這個博客迅速及時地傳達了Google的信息。
當然，還有我的很多朋友都發郵件、打電話支持我。在蘋果做語音時的戰友自告奮勇找到《舊金山紀事報》為我說話；素昧平生的《大學生》雜誌社鍾巖社長和以前陪伴我到各地演講的王肇輝編輯都希望幫我作證，以證實我在大學生中的正面影響力，以及這種影響力對Google招聘的重要性；讓我最感激的是黃勇，他是我在微軟研究院時認識的好朋友，他對我在微軟研究院的很多計劃（尤其和公關有關的）出了很多點子。在訴訟期間，我每次回國，他都親自來機場接我，帶我看房子，去每一個我需要去的地方，幾乎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快成了我的專職司機。我回到美國後，他一方面幫我處理所有搬家、修房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成為我的顧問。這份友情，我會永遠記在心裡。
我的訴訟剛剛結束，一位在微軟的朋友馬上給我發出了祝賀的郵件，裡面有一首詩：「塵埃落地，玉宇澄清。輕裝前進，大展宏圖。開創未來，復歸華夏。」類似的祝賀郵件非常多，讓我感慨萬千。
在經歷人生的疾風暴雨時，家人成為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人們在平淡中往往難以感受到親情迸發出的力量，但在遭遇人生重創時，只有家庭能成為最可依賴的臂膀。但這種感情卻往往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尤其是我的太太先鈴，她無怨無悔地為我承擔了一切。
從西雅圖搬家到加州，我們600平方米的房間物品全部由她負責整理，工程之龐大難以想像。而我忙於訴訟，面對家裡大大小小堆成山的箱子無暇顧及。最後，先鈴看到實在無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務，只好拜託我在美國的兩個姐姐一起幫忙，最終順利完成了打包的任務。而到了加州，也是她一個人，負責打開所有的箱子並把東西各歸其位。而我唯一負責的事情，就是把車從西雅圖開到了加州。
記得在西雅圖，我們因為有大量的東西都無法搬走，於是就按照美國人的習慣舉辦了「garagesale」（車庫銷售）。當時的一對老夫妻看中了我們的一個觀音像，很高興地付錢買走了。但到了晚上，心事重重的先鈴輾轉反側，她認為不應該賣掉觀音像，這是不吉利的象徵。我勸慰她放寬心，打贏官司還是要依靠掌握事實依據。但先鈴還是不安心，第二天就開始四處尋找這對買主。她誠懇地向買主懇求贖回觀音像。幸運的是，這對老夫妻非常善解人意，他們把觀音像還給了她，讓她終於了了一樁心事。
住到加州以後，先鈴更是每天獨自承擔所有的家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飯，接著又開車送孩子們去上學。但那時最嚴重的問題卻是房子——公司代租的房子位置剛好在墳場隔壁，先鈴和孩子對此都有點害怕，所以常常無法入眠。當時考慮到公司的好意，而且已經簽了半年合約，所以我就勸她們別想那麼多。但是，無論在訴訟期間還是後來返回中國工作前的這半年內，我都至少有一半的時間不在家。只要我不在，每到晚上她都會沉浸在恐懼和擔憂當中，但她卻只能把這種恐懼埋藏在心裡。因為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不能表現出畏懼。當時，我也曾從孩子的隻言片語裡感受出她們的孤獨，但是官司纏身，我無法分身，那些感受都一閃而過。因此，一直到官司結束她們搬到北京生活後，先鈴才對我說起，那段時間她在無數個夜晚「獨自流淚到天明」。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她們因為我承受了多少痛苦。
除了太太，我認為自己最對不起的還有女兒。訴訟的時候，小女兒9歲，還是個無憂無慮的樂天派，她倒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但大女兒德寧當時14歲，正處於情緒敏感的青春期，她和妹妹性格不同，有些內向。因此，我總是擔心她在學校裡聽到同學的評論會不開心。有一天，我回到家裡，累得癱倒在沙發上。我隨手翻開手邊的報紙，上面卻全都是連篇累牘的官司報道。我把小德寧叫過來，摟住她的肩膀卻欲言又止，正想如何才能恰當地告訴她這一切時，她卻懂事地告訴我：「爸爸，你什麼都別說了，我都懂。你是一個我最尊重的人。你不必作任何解釋。」當時，我已經心力交瘁，真的不願意再給家人帶來任何壓力，可是，她們卻給了我最溫暖的愛。在訴訟期間，女兒也從西雅圖轉學到了加州。更換學校要經歷一系列的適應過程，這些對她來說都是不小的挑戰。但是，德寧都默默承受住了壓力。今天想來，女兒的支持更讓我感受到親情的偉大。
坦白地說，在整個訴訟期間，我也經歷過一些意想不到的「衝擊」，比如一些朋友的有意疏遠，甚至還有一些朋友的背信棄義，這些都曾讓我感到痛苦和不可思議。
在整個訴訟的「取證」階段，我和律師在搜集證據的過程中，從微軟提供的那30萬封電子郵件裡看到了不少讓我觸目驚心的文字。而其中，竟然有我在微軟中國的同事發給總部一位副總裁的郵件這樣說，「恭喜你，你的計劃成功了，我們的公關計劃成功地將開復抹黑。」還有一位我多年幫助的經理寫信給總部說：「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資源，以便讓我們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敗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創始者。」天啊，看到這些話讓我感覺天旋地轉。這兩位朋友都是我扶持多年的下屬和同事，我和他們亦師亦友。我並不曾期望他們在微軟內部說我一句好話，但訴訟發生以後，他們卻在幫助對方抹黑我、打擊我，甚至通過我的離開爭取自己的好處。我只能用「傷心」二字來形容當時的心情，這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但這也許是人生的另一門「必修課」。
除了這些跌宕起伏的經歷，這場官司對我的另一大作用就是大幅增強了我的承受能力。加入Google後的第一年我曾碰到過幾次特別大的挑戰和挫折，但是我都能夠勇敢地面對，而且能在員工士氣低落的時候幫他們打氣、加油，甚至還用詼諧幽默的方式鼓舞他們。曾經有一次，Google員工在談到「開復最獨特的領導力」時，有人提到了「開復的無懼」。我直接想到，「這一切都要歸功於這場『世紀官司』。」
如果用音樂來形容這一章的生活，我會選擇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這裡面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有如泣如訴的心情，有乘風破浪的勇氣，也有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可以說，這樣戲劇化的人生非我所願，但經歷了，走過了，接受了，也是人生莫大的一筆財富。梁啟超曾經說過，「患難困苦，是磨煉人格之最高學校」；而創作《命運交響曲》的貝多芬也說過：「卓越的人有一大優點，那就是在不利與艱難的遭遇中百折不撓。」不斷地追求卓越，正是我經年不息追求的目標之一。
曾經有一段時間，這段經歷像未癒的傷口一樣不能觸碰。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當我再回望這段歲月，卻發現很多東西早已成為過眼雲煙，那些痛與恨也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悄然散去。
而這段人生經歷沉澱在我的身體裡，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感悟仍然在不斷地加深。尤其是當我看到《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一書中的觀點時，分明會感受到一種別樣的觸碰。
書中援引了著名倫理哲學家馬格利特的觀點，「如果是單純的遺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寬恕，寬恕是一種有意識的決定，為的是改變自己的態度。」
「由於忘卻只是一種忽略而非一種決定，遺忘卻並不是寬恕。」
「寬恕要基於真相的還原，才能對抗冷漠與遺忘，才能使得雙方共同面對歷史。」
其實，這是講一種對於心靈創傷最好的治療方式，那不是人們普遍所說的遺忘，而是坐下來，理性地剖析心靈，用真正的對於過去的理解來換取未來的方式。
我想，我今天已經完全可以做到從容面對過去，我已經完全理解了書中所說的話，大意是「寬恕是一種拯救，它將每一個人都從往昔災難的陰影裡拯救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與歷史和解」。我想，我已經與歷史和解。
今天，我已不會因為鮑爾默曾經把我告上法庭並把我當做敵人而痛不可抑。對微軟，我依然懷有感情並深深懷念在那裡度過的日子。經常在我眼前浮現的，依然是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燈火通明，西雅圖燦爛的夏天，微軟每年一度的野餐，還有和蓋茨暢談技術和戰略的每一分鐘。直到今天，陪我患難的老朋友亞勤還和我關係親密，我們幾乎每週都舉辦家庭聚會。
那些歲月錘煉出的友情和親情熠熠生輝，無法磨滅，我想，這些就是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所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