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溫州資本的重心根本不在農產品，樓市、股市、工業原料、能源等才是溫州人所喜愛的投資領域。樓市雖然沒有最初紅火，但溫州人對一些高端樓盤項目還是比較情有獨鍾的，畢竟相對於一般的投資項目，樓市仍然是一個利潤比較大的場所。還有一部分溫商喜歡投資股市、黃金等金融行業的，認為自己從一個實業家上轉為金融家，是一種境界的提升。
還有人提到棉花價格的上漲，說這是「溫州炒棉團」運作的結果。不可否認，溫州資本的確曾經進入新疆的棉區，但眾所周知，溫州人在新疆折了跟頭，反而不及當地的棉農賺錢多，怎麼能說棉花的漲價是因為溫州資本操作呢？2010年棉花價格的上漲，實際上是氣候和供求關係導致，是市場的自發行為，不存在溫州人背後操控的問題。
總之，農產品漲價與溫州資本無關。溫州資本雖然數額巨大，但也不至於各行個性都湧入。
二、農產品在溫州人眼裡只是小打小鬧。
不但有實踐證據證明溫州資本並沒有大規模地進入農產品市場，從投資思維上來看，農產品也不是溫州人熱衷的投資項目。因為棉花、大蒜、辣椒、姜、蘋果等之類的農產品，溫州人根本看不上，認為投資這些產品只是小打小鬧，不符合溫州人大手筆投資炒作的作風。
一位溫州炒房客看到不滿農產品漲價的網民聲討時，無奈地說：「你們也太看得起我們溫州人了。除了投資金融市場，我們溫州人最喜歡投資的都是風險大、利潤大的市場，比如說樓市、商舖、能源什麼的，怎麼會看到上投資農產品呢？這種小打小鬧的投資項目，只有那些沒事幹的人才感興趣。我們都是幹大事業的。開玩笑，怎麼會在乎一斤蒜能賺幾毛錢！」
話雖然狂妄，卻也不無道理。
回想溫州資本的炒作方式，無不是利潤巨大的行業：樓市、煤炭、黃金、商舖，等等，每一個行業所融入的資本，都是上百萬、上億的，投入多，回報更多，這才是各種炒團的風格。
而農產品，一噸大蒜才賺多少錢？已經經歷了財富一點一滴緩慢積累的溫州人，已經不滿足於資本一點一點的累加了，更想像樓市那樣，一出手就贏得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豐厚回報，讓財富盡快實現幾何級的增長而代數級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溫州人根本不可能大規模融入農產品市場，更不會抱團操作這麼個微利行業。
三、工業原料才是溫州人的新寵。
實質上，經過了炒棉團、炒煤團之後，溫州資本已經很少再抱團式合作了，很難再產生2000年之後炒房團那樣大規模的聲勢，溫州資本已經疏散開來。如果應邀說他們有什麼大規模的舉動，應該就是對於工業原料的投資了，如原煤、原油、原木、各種金屬和非金屬礦石，等等。
之所以要選擇投資工業原料，我想，是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1.工業原料與實體經濟聯繫密切。
農產品與工業原料，對於人們的生活有截然不同的影響。
農場品雖然是必需品，但可選擇性很多。舉例說，蘋果貴，人們可以選擇吃桃子、吃香蕉；大蒜貴，人們可以選擇不吃，況且這種調料性的食物一次也不會吃太多。因為人們的選擇多，容易難以形成市場壟斷，而追求壟斷式的高額利潤，是溫州人最大的愛好。
但工業原料就不一樣了，它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比如說有的行業一定要用到煤炭，有的行業必須某種金屬。溫州資本只要壟斷了某種行業所需要的某一種材料，就能獲得巨額利潤。這種對某一種原料的控制，相對來說就容易得多，不像人們不吃蘋果還可該吃香蕉那種多樣化的選擇。
一位姓張的溫州商人道：「我跟一個兄弟合夥做有色金屬的生意，盡09年上半年就賺了1個多億。」此等巨額利潤絕非虛構，而是這個市場確實容易被壟斷，賺取高額利潤的成功率比較大。
2.工業原料也是必需品。
投資工業原料容易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它的不可取代性。
人們離不開農產品，是基於生存生活的需要；企業離不開工業原料，是基於企業生存發展的需要。正是因為有企業需要，有巨大的市場空間，溫州人才熱衷於投資這個項目。
看到這裡，有些人可能會有疑問了：既然投資工業原料這麼能發財，為什麼別的資本不進來呢？
根本原因是因為其他資本沒有溫州資本龐大。
工業原料屬於大宗產品，回報高，但投資成本也大。一般的私人資本很難像溫州資本那樣大手筆地投資，也沒有溫州資本這麼容易抱團，所以其他人即使看到這裡的巨大利潤空間，一下子也難以投入資本，溫州人就這樣很容易就搶佔了市場。——追求高利潤、追求無競爭的空間，這是溫州人一貫的作風，有這麼好的投資機遇，溫州人為什麼去炒那些相對來說只是蠅頭小利的農產品呢？
煤炭資源的既得利益者
2009年前後對溫州資本來說，無異於一場災難。
事情的起因，都與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出台《關於煤礦企業兼併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有關。根據《辦法》的精神，山西省境內的所有小煤礦都交由大型國有煤炭企業進行全面整合。經過兼併重組的山西煤炭企業，到2010年底，最多能保留1000座煤礦，且原則上規模不低於年產300萬噸，單井生產規模不低於90萬噸。
後面的數據暫且不管，直說「保留1000座煤礦」這個指標，其意義非同一般。當時山西共有煤礦2598座，這就意味著要「消滅」60%以上的煤礦。這「60%以上的煤礦」，相當一部分就是溫州人的投資。很明顯，《辦法》的出台，意味著溫州人在山西的投資以失敗告終。
其實早在《辦法》出台之前，溫州人的煤炭投資生意已經受到影響。
以大同市南郊區高山鎮投資近2億元的一位溫州老闆為為例。他早在2002年就已經來到山西投資煤礦，到2010年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可以說沒有一天踏實的日子。且不論投資煤礦可能遇到的塌方人員傷亡等風險，單是當地政策來回的變動，就令人坐立不安。
在2005年投資煤礦熱的時候，大同市南郊區有170家小煤礦，不久經過政府的整頓，縮減為58家，其餘一百多家的投資，就像今天的溫州資本一樣，打了水漂。為了確保自己的煤礦不被「整合掉」，這位溫州老闆斥巨資增加加產能和安全設備投資，並且先後為當地政府交了3000萬元的各種保障金。可即使如此，到2008年的時候，隨著大同市關閉小煤礦政策的出台，他的小煤礦依舊被無情地強制關閉。類似這位投資老闆的情況，很多溫州煤炭老闆都遇到過。
溫州資本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紕漏，一方面在於煤炭投資政策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在於，溫州人對風險的漠視。煤炭是一個高利潤、高風險投資，此次投資失利，可以說是一種偶然中的必然。
即使如此，溫州人在煤炭生意上的投資思維，仍然是發人深思的。我們今天的人只看到溫州人折戟，卻沒看到過去溫州人投資煤炭的黃金時代。
早20世紀80年代國家開放煤炭資源、允許民資進入煤炭的挖掘的時候，善於搶佔市場的溫州人聽說這個消息之後，立刻湧進全國的煤炭基地——山西，開始了煤老闆的生涯。
不過，溫州人最初的煤炭生意並不順利。當時煤炭的價格非常低，而且價格還在一路下跌，最低時每噸才10元。最初承包礦井的溫州人，最慘的要賠進去雙倍的投資成本。無奈，只好轉讓礦井。不過，最初入住山西煤礦的多是溫州蒼南縣及平陽縣的井巷工程公司職工，他們的挖掘隊伍比山西人技高一籌，當時煤炭並不景氣，山西的人賣不出去，他們是被迫承包的。
撐過最困難時期的溫州煤老闆，在2000年之後，迎來了事業上的黃金期。尤其是2002年到2004年這段時間，隨著工業對能源需要的越來越多，隨著工業發展和一座座煤電企業的建成，作為緊俏貨的煤炭，價格也一路飆升，焦煤每噸上升到近400元，很多煤老闆的時間，誇張一點說，都用來數錢了。
眼見投資煤炭可以獲得豐厚回報，善於拉親幫友的溫州老闆，立刻回到家鄉召集更多的人，大家籌集了更多的資金，承包更多的礦井。一時間，山西「遍地」溫州資本，山西的煤礦事業已經成了溫州資本的大本營了。最輝煌的時候，溫州資本甚至控制了山西60%的小煤礦，開採的煤礦年產8000萬噸。這個數據是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
煤炭事業這麼火爆，山西省開始出台各種引導民營資本進入煤炭小企業的政策。更多的溫州資本，也隨著這些政策源源不斷地湧進來。僅2005年到2006年兩年間裡，山西省一個縣，就有300億溫州資本融入，而彼時整個山西的溫州投資資本，不低於500億。其中一個大老闆，來自溫州的黃益銚，他一個人就擁有三座年產15萬噸的小煤礦，投資金額近5億元！
山西省內有很多像黃益銚這樣的溫州煤老闆。一位何姓溫州老闆，原本是在溫州經營服裝生意的。2003下半年，同鄉告訴他說，去山西投資煤炭利潤更大。於是他放棄了已經做了十幾年的服裝生意，投資兩千萬，跟朋友一起買了一座小煤礦。收益果然很快，到2005年的時候，他已經收回了投資成本，剩下的事，就是等著賺錢了。他說：「溫州投資煤炭的老鄉，賺錢都快賺瘋了，大家都說這是難得一見的開心投資項目。」
對於煤炭投資的高額利潤，一些溫州煤老闆毫不隱晦：「不瞞你說，當時我承包這個煤礦即將枯竭，我根本沒有投資多少錢，不到兩年就賺回了所有錢——你說我為什麼投資一個即將枯竭的煤礦？只要我還能開採一兩年，我就不會賠，因為你根本不瞭解這裡面的利潤。山西的煤價，300多元一噸，而每噸煤的開採成本基本都在30元左右，可以淨賺兩三百。我這個小煤礦，即使一天只產煤300噸，我一天也有6萬多的利潤。」
在煤礦投資最輝煌的時刻，溫州煤老闆，整天都在忙著數錢，這種話一點也不誇張。很多時候，煤炭還沒有開採出來，客戶的錢就已經先打到賬戶上了。這麼好的生意，誰能經得住誘惑呢？
煤炭投資這麼高的利潤，越來越多的溫州人慕名前來。截止到2006年，大大小小的溫州煤老闆，不下2000人，在山西的任何一個產煤地帶，都有溫州煤老闆的蹤跡。山西市場，幾乎已經成了溫商的天下，路上駛過去一輛高級轎車，轎車的主人，幾乎可以肯定就是溫州煤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