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偏偏選擇去讀某些文字而不是其他文字？或者，為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拒絕某些文字而擁抱另一些文字？這個問題一直糾纏困擾著我。
2011年歲末，我在《上海書評》發表了一篇關於《托爾金的袍子》的作者傑寇斯基（RickGekoski）的文章，文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秋夜裡，藉著傑寇斯基記憶的光亮，我真切看見了那些織進作者生命肌理的書頁怎樣像永恆的投影，有力地掠過他生命變幻的天空。不，怎麼會是掠過？是停留，是佔有，是徹頭徹尾的征服。沒有親密而刻骨的交集，生命何以會從書中或者書何以會從生命中獲得真正的意義和力量？」
此時，一個漸漸清晰的答案利落地劈開了我的困惑——豈止傑寇斯基，「力量」何嘗不是我選擇、擁抱文字的全部動因？！
「負面烏托邦」代表作家之一，《我們》的作者扎米亞京說過：「有些書具有炸藥一樣的化學構造。唯一不同的是，一塊炸藥只爆炸一次，而一本書則爆炸上千次。」說得一針見血。真的，我堅信文字只可能呈現出兩種存在——「有力量的」存在和「沒有力量的」存在。「有力量的文字」必然蘊含著「摧毀一切」的能量，無論這能量試圖摧毀的目標是「感知的愚鈍」，是「詰問的蒼白」，是「想像的匱乏」，是「思想的偏狹」，是「道德的偽善」，還是「自我的陳舊、呆滯、局限」。
套用辭世不久的古代哲學史大家、法國的阿杜（PierreHadot）先生的話，「有力量的文字」旨在「型塑」（toform）而不是「告知」（toinform）。它們必得不斷摧毀「昨天的我」，甚至「今天的我」，才可能型塑出那個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我」。然而，時間長河裡，面對人類越積越多的文字垃圾，「有力量的文字」竟顯得那樣「珍稀」（rare）。難怪，讀書破萬卷的周作人從漢代至清代千百年漫長的中國思想界裡也才艱難找到王充、李贄、俞正燮這區區「三盞燈火」。「有力量的文字」本該就是「珍稀」的。唯其「珍稀」，它們才是唯一值得你用全部生命去擁抱的，因為它們毫不留情毀了你的同時，還給你的必是嶄新的生命。
本書的文字沉寂了許久。徐曉頑固地說服我：它們還會有讀者。現在這個書名也是她堅持的，且不無得意地說，編書出書這些年，這書名藏在她腦子裡沒捨得拿給別人用，我這些文字搭得上。她是作家，又是名編，只能由她。不過我得承認：她的確看穿了我提筆為文的「大秘密」。
2012年10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