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人治國:普京傳 結束語
    本書展現的俄羅斯不是我本來希望描述的樣子,也不是20年前蘇聯剛解體時我想像它將發展成為的樣子。1

    弗拉基米爾·普京開始時向西方示好,採取措施刺激經濟,給人們帶來了希望。但後來他卻壓制媒體自由,扼殺民主,並利用一切現代通信手段發展個人崇拜。俄羅斯經濟依然幾乎全部依賴原材料出口,沒有現代化的製造業基礎可言。政府自己都承認腐敗猖獗並且還在不斷惡化—腐敗是維持這個黑手黨式的國家的黏合劑。統治國家的是普京來自克格勃、聖彼得堡,甚至他別墅合作社的一小撮朋友和同事。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若是真的想改變這一切的話,他已一敗塗地。普京發誓要鎮壓寡頭,但矛頭所指只是在政治上反對他的人。與此同時,國家財富大量集中於巨富的大亨和官僚手中。這塊土地地大物博,人才濟濟,卻至今未能繁榮昌盛。一項民調顯示,約40%的年輕人寧肯移居海外。2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普京這麼受歡迎?事實上,他的支持度在穩步下降。據俄羅斯最大的獨立民調中心列瓦達中心統計,2011年8月,只有39%的受訪者說他們肯定會投票支持普京。而三年前在格魯吉亞戰爭期間,普京的支持度高達58%。同期他的「滿意度」從83%降為68%。(梅德韋傑夫的滿意度從73%降到63%,只有20%的受訪者說「肯定」會投他的票。)還應當記住,專制統治的氣氛(以及對克格勃殘存的恐懼)意味著許多俄羅斯人在回答民意調查人(哪怕是獨立民意調查人)的問題時,只肯說他們認為政府喜歡聽的話。

    不過,儘管普京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失敗,他仍然是俄羅斯最受歡迎的政治家。要尋求對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的答案,請再讀一遍我在第十一章結尾處翻譯的他最喜歡的那首歌的歌詞。西方人可能覺得它矯情傷感,那些風雅世故、憤世嫉俗、痛恨普京和他所代表的一切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可能對它嗤之以鼻。然而,如果你到過幾百萬俄羅斯百姓家中,你會看到人們聽到蘇聯時代的經典歌曲就會熱淚盈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都是共產黨員!普京扣動的是幾百萬俄羅斯人懷舊的心弦—他們懷念過去簡單的日子,懷念「平等」,懷念同志的情誼,懷念團結,懷念在俄羅斯比在任何地方都持續得更久的戰時精神。這些是實實在在的。可能大多數西方人難以理解,但這是真的。

    俄羅斯共和國的群眾總的來說和「一般」西方人不一樣。2008年舉行過一次電視選拔活動,要選出「俄羅斯第一偉人」。結果斯大林得票第三—人們覺得若不是當局為避免尷尬難堪而對投票結果做了手腳,他本應穩居第一。

    我在第一章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國)以為俄羅斯是一個等待解放的西方國家是大錯特錯。普京就是利用了民眾心中對此的本能反抗。他代表著那些想建立西方式經濟並享受其種種好處,但想找到自己的未來之路,對西方的失敗和不足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他代表著渴望俄羅斯受到世界尊重的人—不幸的是,這也包括幾百萬錯把恐懼當成尊重的人。他還代表著全身心地熱愛俄羅斯,沉醉於它獨一無二的特點的人—這些人使像我這樣真心努力「弄懂」俄羅斯的西方人氣沮至極。他們對我們冷笑著說:「你們永遠也不懂俄羅斯的靈魂。」

    如果普京的直覺能伴以民主的本能和對人民選擇的信任,他本來可以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

    但普京並不真正懂得民主。我們看到,他相信美國總統可以開除討厭的新聞主播。他相信陰謀論(認為格魯吉亞戰爭打響是為了幫助麥凱恩參議員),也相信他的情報機構向他報告的無稽之談(說美國有單獨的禽類加工廠,專門生產不達標的肉雞賣給俄羅斯)。他建立了一個(他認為)需要他事必躬親的制度。2010年夏天的野火肆虐時,他甚至命令在被燒燬的村莊裡安裝閉路電視以供他從辦公室監督重建的進度。

    他的領導方式包括在電視上公開申斥官員,有時逼著他們在攝影機前當場改變政策。下面是一個例子:

    普京:我想弄清楚俄羅斯航空公司要買多少俄羅斯製造的飛機。否則你們想佔據國內市場,又不想買國內的設備,那可不好。

    薩維利耶夫(俄羅斯航空公司總裁):可是我們買了俄制飛機呀……

    普京:買得不夠。

    薩維利耶夫:好吧,我們去作計劃,作好以後我會向您報告。

    普京:好。

    普京建立了一個傳統(梅德韋傑夫把它保持了下來),每次內閣會議開始時都會錄像,在電視新聞節目中轉播。顯然他認為這顯示了開放和民主。事實上,它意味著議政會議成了作秀。本來應該是不受打擾,在內閣的閉門會議上無所顧忌地討論棘手的問題,現在卻成了聽普京講話,至多是他和部長們裝腔作勢的對話。沒有哪個西方國家在電視上播出內閣會議的情形,誰也不期望有這樣的轉播,因為困難的決定只能在非公開的場合作出。所以,普京抓住「民主」的皮毛—把決策者搬上電視—把它變成了獨裁的工具。

    2011年2月普京參觀第一頻道的演播室時暴露了自己對媒體自由的粗陋理解。他對記者們說:「我想所有部門的代表都必須上聯邦電視節目,介紹他們部門的工作,解釋那裡的情形,使人民能聽那些官員親口說明他們的意圖和計劃。」乍看之下這個想法很開明。但俄羅斯電視缺少的不是對政府「意圖」和已然確定的「計劃」的「說明」,而是在計劃確定之前對政策進行有理有據的自由辯論。

    然而,普京的制度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平等,它卻不像人們經常膚淺地說的「和蘇聯一樣」。2009年1月,普京在達沃斯對如何改革資本主義經濟發表議論後,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嘲諷的評論給我的印象極深:「我很高興聽普京總理鼓吹自由企業,我希望在他那兒能行得通。」2011年,《巴爾的摩太陽報》刊載了一篇關於俄羅斯人喜歡快餐店的文章,標題是:「同志,我們就是喜歡。」(取自麥當勞的廣告)同志!俄羅斯人彼此不稱同志已有20年了,但似乎過去的印記依然存在。

    只要看看在莫斯科機場排隊準備舉家出國度假的興奮的人群,或參觀一下展出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物品的古拉格博物館,或去劇院觀賞根據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改編的話劇,或瀏覽一下俄羅斯的網站和博客,或哪怕只是在今天的莫斯科下飯館,逛商店,你就會知道俄羅斯已經完全變了。

    本書即將完成時,我想引用曾任英國駐蘇聯大使的羅德裡克·佈雷斯韋特爵士的話。他對這個國家的感情和對它的人民的理解使他對俄羅斯的觀察別具慧眼。「普京的辦法有許多缺陷,」他寫道,「但它使俄羅斯恢復了自尊,為將來的繁榮和改革奠定了基礎。在它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外人最好閉嘴,不要亂提建議。那些建議有時是傲慢的、侮辱性的,經常是不得要領或毫無幫助的。」3

    克林頓政府和布什政府恰恰沒有這樣做。正如本書所述事件表明的那樣,對於新冷戰的爆發,可能美國和普京都有責任。前者麻木遲鈍,後者為追求恢復俄羅斯的自尊和地位這一合理目標不惜採取強硬蠻橫的手段。我們在本書中已經看到,雙方都落入了固定思考模式的窠臼,這種思考模式是植根於兩種意識形態爭奪世界統治地位的那個時代的。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沒有什麼「俄羅斯意識形態」,而且爭取在世界事務中的發言權完全不同於蘇聯理念向全球擴張的野心。然而雙方都停留在冷戰思維中,仍然時有冷戰式的摩擦,結果是彼此劍拔弩張,而不是試著理解對方的憂懼。

    俄羅斯的人民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表示出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但他們痛恨隨之而來的混亂。普京帶來了穩定,卻限制了民主。俄羅斯人尚未找到一位能讓他們二者兼得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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