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普京握手時，你幾乎注意不到他的手是否有力，你全部的注意力都被他的眼神吸引住了。他微垂著頭，眼睛上挑地凝視著你，彷彿想在幾秒鐘內記住每一個細節，抑或是把你的容貌同他此前記憶中的一張照片作比較……他的眼神裡透著陰鬱，直穿你的內心，令你感到渾身不自在。
俄羅斯的這位「國家領導人」不同於其他任何一國的總統或總理。1999年普京剛出人意料地被推上最高職位時，這位前克格勃特工矜持寡言，不善交際。如今他卻變得肆無忌憚，成了一個強人和自戀者，頻頻上鏡曝光，炫耀自己強健的體魄。起初曝光的，只不過是寥寥幾張挑選出的照片—贏得柔道冠軍的普京，坐在一架戰鬥機駕駛艙內的普京。此後，尤其是2008年由總統改任總理後，普京開始攜攝影組一同外出，參與大力將自己打造成如電影明星般角色的各種活動。在攝影師的鏡頭下，普京把衛星跟蹤儀安放在北極熊、老虎、白鯨和雪豹身上，讓攝影師拍攝他在一條冰冷的西伯利亞河流裡游蝶泳，在山區光著膀子騎馬，親自參與撲滅山火行動，駕駛摩托雪橇、摩托車或一級方程式賽車，滑雪，潛水，打冰球，甚至用英語哼唱《藍莓嶺》一曲，在大庭廣眾之下彈鋼琴。儘管他既不擅長唱歌，又不擅長彈琴，但毫無羞澀之意。2011年8月，普京參加一次體檢時，帶了一位攝影師同往，拍下了他上身赤裸的照片。
除了普京，還有哪一位世界領導人如此行事？奉行強悍政策另當別論，就愛好虛榮而言，無人能與普京相比。
與人會晤時，普京談及敏感問題時注意力集中，好與人爭辯，有時會勃然大怒。他通曉世界事務，但對西方人的生活又顯露出驚人的無知。他待人彬彬有禮，但有時也粗魯蠻橫。普京先後作為總統和總理以鐵腕掌控著俄羅斯。近年來，他喜歡當眾訓斥手下的部長，造成了一種下屬不敢表達反對意見，甚至因為擔心不合他意，不敢直抒己見的氣氛。普京創建了一個自上而下的體制—「垂直權力體制」。在此體制下，人人心懷恐懼，畏首畏尾。
俄羅斯成了一個無視本國人民權利的國家：選舉委員會主席稱，他遵循的首要方針是，凡是普京說的都是正確的。議會主席稱，議會「絕非討論的場所」。在這個國家裡，誰出任總統這個頭號問題，實際上是由兩個人私下商定的，公眾毫不知情。2011年9月就上演了這一幕。當時普京的門生、繼他擔任總統的梅德韋傑夫同意干一任後下台，讓普京2012年再次出任總統，而且一干有可能就是12年。這兩個人還坦承，自從2008年普京卸任總統後始終是這種安排。此前人們早有懷疑，但沒有實據。梅德韋傑夫在克里姆林宮的一任任期不過是為普京留住位子，目的是讓普京在權位上想幹多久就干多久，同時表面上遵守（實則踐踏）憲法禁止一位總統任期超過兩任以上的規定。
普京剛上台時並不是這樣。2000年，眾多西方領導人最初對他的新穎做法以及表達的尋求合作和共識的意願表示歡迎。本書試圖描述並解釋為什麼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為什麼普京變得越來越專制？他如何挑戰西方，西方又如何挑戰普京？為何各方都看不到另一方的關切，從而導致雙方猜疑日深，喪失了機遇？美國人和西方眼裡看到的是：俄羅斯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車臣的血腥戰爭及對記者的謀殺、腐敗和與日俱增的好戰，直至出兵格魯吉亞並與烏克蘭爆發了天然氣之爭。而俄羅斯眼裡看到的是：美國人在世界上的霸道行徑，包括它的導彈防禦計劃、入侵伊拉克、北約的擴大、俄羅斯做出的積極姿態受到冷落、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革命蔓延到俄羅斯的危險。雙方都缺乏遠見：普京看不到他在國內採取的強硬措施與國外作出的敵對反應之間的關係；小布什不懂得俄羅斯歷史上害怕受到包圍的心理，或是對他專橫地推行外交政策之行徑的憤怒。
撰寫本書時，普京依然是俄羅斯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也許是因為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俄羅斯人生活上的穩定和自尊。借助於石油價格的上漲這一有利於俄羅斯的局面，在普京任期內，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然而他提出的眾多目標均未能實現。普京上台時許諾要根除恐怖主義，然而恐怖襲擊次數不減反增；腐敗盛行，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普京執政期間，俄羅斯的人口銳減了220萬；外國投資在俄羅斯經濟產出中所佔的百分比遠低於諸如巴西和中國這些增長迅速的新興市場；儘管過去10年裡俄羅斯靠能源收入財源滾滾，卻未能建立一個有活力的現代經濟體。本書講述了俄羅斯內部的改革之爭，探討作為總統的梅德韋傑夫到底是（看上去常常給人這種印象）一個不得志的自由主義者，還是形同虛設。
政客慣於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尤其是這樣做符合自身利益時。近年來對所有國際政治問題中或許是最棘手的問題—小國的自決權—的討論尤其如此。科索沃、車臣、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德涅斯特河左岸……在解釋一國的獨立是否構成其他國家的先例一事上，人們費盡筆墨和唇舌，往往是各執一詞。通常是「母國」堅持認為，其他一切例子均不可複製（俄羅斯與車臣、格魯吉亞與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而小國則要求像對待已獲得獨立的國家那樣對待它們。在俄羅斯，這個問題事關重大，因為俄羅斯是一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多民族國家，數十個民族雜居在一起，不同民族的自主權或大或小。克里姆林宮擔心俄羅斯任何一個共和國若是通過獨立樹立一個先例，會導致俄羅斯解體。這一問題貫穿過去10年的歷史，從車臣戰爭和俄羅斯境內發生的層出不窮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到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之間爆發的一場短暫戰爭。在這樣的衝突中，通常沒有哪一方是「對」的，不承認這一點是看問題簡單化的表現。如果認為西方承認科索沃或北約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未來成員資格作出的決定對俄羅斯與四周鄰國的關係沒有影響，同樣是想得太簡單。一方對另一方的看法或誤解常常比現實的作用更大，而且往往更有害。
這是我撰寫的講述俄羅斯的第三本書。我知道，任何一個外國人若是自稱瞭解這個令人琢磨不透的國家實屬狂妄。研究政治學的俄羅斯學者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寫道：「我們俄羅斯人讀到外國人筆下對我國不友好的描述時，心理上會產生對外國人的反感和排斥。」在當今的俄羅斯政治中，有很多地方令人感到不快，而且應該寫出來。俄羅斯有時是自己最可怕的敵人，憑空想像外國對它的圖謀，害怕而不是歡迎民主的擴展。但西方同樣也未能理解俄羅斯國內正在發生的變化，作為一個希望成為世界一部分，而不是受世界排斥的國家，俄羅斯同樣沒有受到西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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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由布魯克–拉平製片公司（BrookLapping）製作、英國廣播公司播出的4集電視紀錄片《普京、俄羅斯和西方》中擔任首席顧問。我的這本書部分來自我在此期間的工作經歷。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我們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採訪了眾多高層人士，時間長達幾百小時。這些原始的採訪資料使我對很多從前報道過的事件有了新的認識，也是本書的核心內容。
過去3年裡，我任普京新聞秘書德米特裡·佩斯科夫的顧問，本書的有些內容來自這段個人經歷，尤其是第九章。2006年，克里姆林宮決定聘用紐約的一家公關公司凱旋公關（Ketchum）和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合夥公司GPlus時，我沒有料到我會偏離自己的記者職業。凱旋公關和GPlus內部均沒有熟悉俄羅斯的人，突然間它們需要這麼一個人，於是給了我這份工作。當時我報道歐盟事務已經8年，想到能再次深入俄羅斯社會，我覺得這份工作不無吸引力。我學過並教過俄語，在莫斯科做過筆譯，在英國廣播公司監聽部工作過，做過《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日後又轉到英國廣播公司。
我過去的經歷中，曾有過一個激動人心的瞬間，令我更難拒絕這份送上門來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駐德累斯頓的克格勃特工時，他的上司為了報復撒切爾夫人，下令驅除在英國的蘇聯間諜，也將我驅除出蘇聯。我當時任《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是被驅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記者中的一個。這是冷戰時期最後一次最大的間諜醜聞。我不禁想，作為普京的顧問重返莫斯科該是何等的諷刺！我接受了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宮的一位媒體顧問，工作地點在布魯塞爾，但定期往返於布魯塞爾和莫斯科之間。全球範圍內這批人的人數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個全職顧問。我與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員混得很熟，雖然他們始終對我存有戒心，但在那些歲月裡，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羅斯權力中心的外國人了。我講述的2006~2009年間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個人的所見所聞。
作為克里姆林宮的媒體顧問，我們的首要工作是勸說他們對報界開放。一個簡單的前提是：你說得越多，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越多。俄羅斯的政界人士對這一觀點極為牴觸。我離開公關一行、重操記者舊業後很久，他們一如往日。我參與製作英國廣播公司的這套節目時，發現了這一點。勸說俄羅斯的高層政客接受採訪難上加難，幾位關鍵人物乾脆拒絕接受採訪。其他人同意接受採訪，但此前他們的部屬百般阻撓。他們似乎不願意甚至是害怕把我們的請求轉達給自己的上司，梅德韋傑夫總統的發言人納塔利婭·季馬科娃乾脆把我們拒之門外。有意思的是，在蘇聯解體前夕，我參與製作英國廣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國革命》節目時，見到克里姆林宮的頭號領導人反倒比現在還容易些。臨近2012年總統選舉的一年裡，隨著政治前景越來越不明朗，我們的工作也愈加難做。整個政府機構陷入停頓，普京和他的總統梅德韋傑夫不肯透露兩人中誰會競選連任。我們突然發現，原先答應過的採訪又被取消了。顯然，在局勢變幻不定的時候，謹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員不敢拋頭露面。
儘管如此，為拍攝這一電視系列片以及我寫的這本書，我們還是採訪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願透露姓名），包括8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和高級顧問。在俄羅斯，我們採訪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娃、阿納托利·安托諾夫、斯坦尼斯拉夫·別爾科夫斯基、弗拉基米爾·奇若夫、鮑裡斯·肖奇耶夫、阿卡迪·德沃爾科維奇、維克托·格拉先科、格爾曼·格列夫、阿列克謝·格羅莫夫、謝爾蓋·古裡耶夫、安德烈·伊拉里昂諾夫、伊戈爾·伊萬諾夫、謝爾蓋·伊萬諾夫、格裡戈利·卡拉辛、米哈伊爾·卡西亞諾夫、維克托·赫裡斯捷恩科、葉夫根尼·基謝廖夫、愛德華·科科伊季、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康斯坦丁·科薩切夫、亞歷山大·克拉馬連科、阿列克謝·庫德林、馬拉特·庫拉赫梅托夫、謝爾蓋·庫普裡亞諾夫、謝爾蓋·拉夫羅夫、費奧多爾·盧科亞諾夫、米哈伊爾·馬格羅夫、謝爾蓋·馬科夫、弗拉基米爾·米洛夫、奧列格·米特沃利、德米特裡·穆拉托夫、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德米特裡·佩斯科夫、謝爾蓋·普裡霍季科、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德米特裡·羅戈津、謝爾蓋·裡亞布科夫、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維克托·申德洛維奇、德米特裡·特列寧、尤里·烏沙科夫、亞歷山大·沃洛申和伊戈爾·尤爾根斯。
在美國，我們採訪了馬修·馬雷扎、比爾·伯恩斯、尼古拉斯·伯恩斯、埃裡克·埃德爾曼、丹尼爾·法塔、丹尼爾·弗裡德、菲利普·戈登、羅斯·高特莫勒、托馬斯·格雷厄姆、斯蒂芬·哈德利、羅伯特·漢密爾頓、約翰·赫布斯特、菲奧娜·希爾、詹姆斯·瓊斯、戴維·克拉默、邁克爾·麥克福爾、特賴伊·奧伯林、斯蒂芬·皮弗、科林·鮑威爾、康多莉扎·賴斯、斯蒂芬·希斯坦諾維奇、迪安·韋爾克寧和戴蒙·威爾遜。
在格魯吉亞，我們採訪了伊拉克利·阿拉薩尼亞、達維德·巴克拉澤、格加·伯克利亞、妮諾·布爾賈納澤、弗拉基米爾·恰奇巴亞、拉斐爾·格盧克曼、納塔利婭·金奇拉、埃羅西·基茨馬利什維利、丹尼爾·庫寧、巴圖·庫捷利亞、亞歷山大·羅瑪亞、瓦諾·梅拉比什維利、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埃卡·特克捨拉什維利、格裡戈爾·瓦沙澤、特穆爾·雅科巴什維利和埃卡·茲古拉德茲。
在英國，我們採訪了托尼·布倫頓、約翰·布朗、尼克·巴特勒、喬納森·科恩、邁克爾·達文波特、瑪莎·弗裡曼、大衛·米利班德、克雷格·奧利芬特、喬納森·鮑威爾、喬治·羅伯遜和亞歷山大·特默科。
在烏克蘭，我們採訪了列昂尼德·庫奇馬、赫裡霍里伊·奈米裡亞、奧列赫·雷巴丘克和維克托·尤先科。在波蘭，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接受了採訪。
在德國，我們採訪了羅爾夫·尼克爾、亞歷山大·拉爾特、格哈特·施羅德和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在法國，讓–大衛·萊維特和莫裡斯·古爾多–蒙塔涅接受了採訪。
在此，我謹感謝布魯克–拉平製片公司製片人諾瑪·珀西和執行製片人布賴恩·拉平給予我的這個機會，使我得以投身這一曠日持久卻意義重大的寫作項目。我還要感謝兩位導演萬達·科什契察和戴維·奧爾特審閱了本書中的一些章節，還有助理製片人蒂姆·什蒂爾扎克爾不知疲倦地查找資料並提供多方協助。我尤其感謝系列片的導演保羅·米歇爾和莫斯科的製片人瑪莎·斯洛尼姆對我提出的大量寶貴意見。尼爾·巴克利和菲奧娜·希爾抽出寶貴時間閱讀了書稿或其中的部分章節，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我對他們表示感謝。最後，我還要深深感謝我的經紀人比爾·漢密爾頓和I.B.Tauris出版公司負責此書的出色編輯喬安娜·戈德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