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百年驛站 生日願望
    二○一一年我過生日,發短信給送禮的朋友們:「我比玉婆整整小了二十六歲,卻比蘇珊大嬸又大了六歲。說老不老,說小不小。不過別嘲笑我,據統計福島五十壯士平均年齡五十三歲,請向我們偉大的五十三歲人類致敬,福島壯士文茜筆。」

    過了生日這天,我正式邁向人生五十四歲的第一個開天之日。日子回到稀鬆平常,這是住在台灣小島的好處。歷史從來不曾於日常生活中活躍演出,你可以假設每一天都一樣。這裡的人普遍犯著失憶症,僅有在「二二八」或「辛亥百年」,歷史會短暫地假性演出一番。過了節慶,哪怕是悲傷的往事,多數人就像翻報、丟報一般,很快地把歷史扔了。歷史只是一部紀錄片,它好似發生,又好似沒有真正發生,於是時間又回到往常,白天、黑夜、四季??這是身為現代台灣人真正的特色,我們的一切皆太平凡,不窮、不富、不具備特殊國際經濟能力。我們說的話沒人聽,別人說的話我們自然也可以不要聽;只剩那些留存雄心壯志、心不死的人,深覺悲痛。

    我十七歲至四十五歲前,不理解這一套島嶼的精神邏輯。十七歲時,我誤以為人生非得爭個是非,爭個千秋。閱讀亞歷山大大帝傳記時,我急死了。他在我的年歲時已快繼承大位,隻手便可殺了一頭獅子;二十四歲開始東征土耳其、波斯、埃及……一路從希臘長征至印度。死的時候才三十三歲;青史留名千年,並征服世界大半土地。而我十七歲了,仍活在娘娘腔的家庭爭吵之中;我的母親是位職業婦女,總在星期天清晨猛拍我臥房的玻璃窗戶,逼我早起晾曬全家的衣服。

    十七歲那年,民謠女歌手珍妮絲·伊安(JanisIan)正巧譜唱了一首名叫《十七歲》(AtSeventeen)的歌,對我人生深具啟發:

    十七歲那年,我瞭解了真相

    愛情是美麗女人的專利

    那些與我無緣的情人節

    十七歲那年,我得知真相

    那已是好久很遠的往事

    世界還年輕

    做夢是我唯一擁有的消遣

    對於像我這樣的醜小鴨來說

    在獨自的牌局裡自欺欺人那年我十七歲

    喜愛這首歌,不完全是投射所有歌詞的內容。令我傷心的是這首歌詞的創作者,寫完曲子之後十七歲那年自殺了。迷上《十七歲》,使我自十七歲那一年,開始思索人生的意義。我們每一個人從生下來,就欠上天一個約會,那就是死亡的約會;差別只是有人赴約得早,有人赴約得晚。

    十七歲那一年,是我人生最悲傷的一年。自小撫養我長大、與我相依為命的外婆過世,我帶著「孤兒」的心情,「回」到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媽媽的家」。幸運的是,十七歲那一年我同時迷上張愛玲的小說,張愛玲撰寫她虛榮洋派的母親,如何把她第一筆掙來的八百元港幣獎學金,一夜全賭輸於牌桌上。當年她從被父親幽禁的家裡好不容易逃出來,投奔留洋派的摩登母親,說來已夠可憐;母親卻劈頭丟出第一句迎接她的話,「我養不起你,錢都在你父親手中。」渴望母愛的張愛玲面對她自小崇拜的媽媽,只能不斷地向媽媽保證,「有一天,我會把錢還給你。」

    在張愛玲的小說裡,我十七歲人生第一次長大,學習如何擱下悲傷,忘卻痛苦,並感念愛你的人。我美麗的母親,雖然嚴厲並實在偏心,但比起張愛玲那個鬼留洋號稱摩登的新女性娘,實在偉大太多。

    而我在張愛玲的人生世界,一方面看到她二十四歲得意地「成名趁早」,接著又在字裡行間書寫愛與死、真與假、財富與親情、地位與虛矯。她的家世太好,但錢從父親那一輩,早已逐步匱乏了。她對自己先祖的虛榮與不屑,並存於文章之中,「他們只是靜靜地躺在我血液裡,等我死的時代,再死一次。」先祖是詛咒,時間是壓力,歷史是無情的火車,轟隆轟隆開過去,人生即被碾碎。

    我的十七歲不只沒有張愛玲的悲涼,相反,時間轟隆轟隆把我帶進一段比一段精彩的時代。我雖沒趕上西方一九六八狂飆的年代,卻趕上蔣介石死去的年代。雖然二十二歲起參加黨外運動,吃了不少苦頭,包括被鎮暴部隊打得滿身是傷;為林宅血案發傳單,一名老兵將我從台北火車站陸橋推下了樓,差點斷了脖子;辦雜誌常被查禁沒收、生活有時甚至拮据至五千元房租都交不出來……但隨著我逐年逐月成長,蔣經國帶著台灣經濟起飛,一九六八年民進黨正式成立,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

    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匱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這是我們那一代的幸福。我們常常一夥吆喝三十個人,就舉行街頭示威。有一回為了抗議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遠東百貨公司請南非白人選美小姐站台,我們第一天到板橋遠東抗議,挨了警察棍棒痛揍;第二天,我火大決定戲弄「警總」12,把他們當道具。從邱義仁家刻意串通好打電話,撂話隔日「不聚不散,再戰遠東」;聚會地點就在台中許榮淑服務處。果不其然,隔天我們都在家裡睡大覺,竊聽電話的人卻通報台中「警總」,先是在遠東百貨重兵佈署數百人,幾小時等不到半個人影,氣得衝入許榮淑服務處。那一年我二十四歲,差一點得意地扮起羅貫中,把自己描述成當代諸葛亮。

    一九九五年我出國九年半再回台北,年歲已是三十七。當時關於我的衣裝、愛情、誹聞報道特別多,持續了五年之久。我氣歸氣,但正如十七歲時我已得知的真相;有一天,當我老去,我會懷念這一切。果不其然,現在我已五十三,誰來討論我這半百女人的腿、「事業線」與胸部大小?沒叫我「蘇珊大嬸」已是客氣了!

    故事並不就此打住;四十歲那一年,我面臨了人生另一道考驗。一九九八年幾位我熟識的企業家,分別向我投訴陳水扁如何利用市府權力,以消防檢查為名,接著變相勒索進行獻金勸募。我第一回不敢置信,第二回擺明告訴他們,民進黨中央對於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無能為力。直至一位新黨市議員,白紙黑字於議會公佈陳水扁的基金會募款名冊,我的人生被投下了極大震撼;證據就在我的眼前,名單裡包含幾位向我投訴的企業家而且金額完全「精準」一致。當時我已四十歲,人生在權力與理想之間面臨重大的抉擇。事情終究無法光滑無痕跡地度過,半年後我終於離開自己投入二十年青春的政黨。我離開時看著身後關閉的黨部電梯門,起初是漠然;走到大街上,才漸漸覺得眼淚的需要,至少為自己無悔但也不會再出現的青春哭一哭吧。於是眼淚來了,在寒風中,人很少的馬路上,哭給自己看。

    也是那一刻,我再度告訴自己,至少我是忠於自己的;因為十七歲時,「我已知道真相」。

    從十七歲起,我對自己的人生只有一個終極願望。當一切的約會皆結束,我必須赴宴於生下來就虧欠上天的那一場約會時;合眼片刻,我不覺這一趟人生慚愧。

    至今,願望不變。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2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簡稱。——編者注

    二○一一年,年底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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