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過去了，他還沒有過去。
現在他的身份是高雄市某醫師的父親，孫女回來時還依照舊俗例行與全家拍個照。多數時刻他只是一個人孤零零地，獨居南台灣某個鄉下；與家人不溝通，不來往。
城市的燈光囂張又喧嚷地在他身邊亮起，取代了當年的炮火。五顏六色的招牌，照亮城市每個角落，但他的人生始終黑白，甚至始終是一出默劇。他不能期待，不可言語；太多話會翻滾人生無法承受的沉痛與悔恨。十六歲拉夫，二十歲來台，今年八十三了。一晃眼，人生唯一允許自己激動的那一天，只有兩岸開放探親時，迫不及待地奔至香港探看媽媽。媽啊！媽啊！你身上的味道兒子四十年沒聞到了，離家時連和你跪別的孝道，兒子都沒做到。
一個甲子，當年一塊被拉夫的，有的早戰死壕溝，有的負了傷，勉強背一段路，身子越來越沉，放下一探鼻孔，才知斷氣了。十六、十七、十八？？二十，時日好快又好慢。每一分鐘度過，就多死一名弟兄。二十歲的青春，生命竟是倒數的；每天等待下一個死亡的是自己。沒想到來到一個陌生的島嶼，竟然一住六十三年。原本應瞬間消逝的生命，竟也這樣拖拖拉拉，沒有消逝，過了六十三年。
於是，組個家，與妻情感不睦，與兒大鬧一場，甚至登報聲明「某子從此與本人無關」。分離又怎麼樣，人生早在六十年前已報廢了一半，故鄉早已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地方；死亡是常有的事；孤獨，唉！太小的事了。
今年父親節，我收到一封高雄徐醫師寄來的信，描述以上他與父親的故事。徐醫師現年五十歲，五十年人生裡與父親的關係不是埋怨，就是衝突；父子關係惡劣至爸爸登報與他脫離父子關係，母親為了袒護兒子，與父親也鬧翻了。徐醫師的父親這幾年一直過著獨自的生活，年少顛沛，年老孤寂；家人們也逐漸放棄了對他的關心。徐父每日唯一的依靠是收聽我的廣播節目《文茜的異想世界》，跟著一個老了但愛浪漫的女孩聽音樂、周遊世界資訊、聆聽不同人物的訪問故事。
父親節那一天，徐醫師通過東森財經台總監李惠惠找到我，提出了一個很特別、很感人、很動人的請求：這麼多年了，他想向父親表達敬意，但他說不出口。一個已經不習慣表露情感的兒子，想借由一名陌生女子，告訴爸爸，「爸爸，在大時代的背景下，我們知道你的辛苦」，「請文茜小姐代為轉達我們全家人對父親的敬意。」
徐醫師請我代念的信內容大致如下：
好久沒有如此開心地醒來，
哼著哼著：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一首幾十年沒哼過的老歌……
好熟好美……
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頭髮上……
很氣非常氣，為什麼總扯上了戰爭，
誰寫的……
淚光中映出了爸爸這一生的經歷
那個烽火連天，少小就離家……
破碎的年代
再大的痛也絕不哭
不會哭、會忍，是我的爹
幾十年沒流淚了
我在廣播中朗讀後，徐醫師寫了一封非常親切的回信給我，並客氣地附送一大盒吳寶春麵包。我很高興這個父親節，是五十年來，他們父子最相愛的父親節。
麵包箱裡，放著一張徐醫師的全家福。徐父安靜地坐著，頭髮蒼白，臉頰圓潤，無甚表情。旁人看不出風霜，望不著悔恨。只知西風殘照，歲月也殘照，畢竟八十三歲了；他已習得平靜。
照片中徐父的嘴唇緊閉；事實上，他已沉默一生。唯獨喜歡聽一個愛說話的（老）女孩的廣播，她的時代有歌、有笑、有淚。但老先生的時代，只有蒼涼、悲壯。流淚不是他們的權利；笑，只有人生絕望時，仰天狂笑。狂笑上天，也責問上天，這是什麼時代？為何對中國人開這麼一個大玩笑？活過「二戰」，再來另一場更殘酷的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國共內戰？
徐醫師與他父親的悲劇不是唯一。他們父子尚可衝突、尚可埋怨、尚可五十年後來得及表達敬意，王應文則連這個機會也沒有。
王應文的父親王生明，是一九五五年「一江山戰役」的國民黨軍司令。當時抗美援朝已結束兩年，美軍決定協防台灣，轉向支持蔣介石。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雖已失去大多數中國大陸領土的統治權，但仍有一千五百公里海岸線上的島嶼，掌握於蔣介石軍隊手中，從浙江海口的大陳島、一江山，南至海南島、金門、馬祖及台灣。一九五五年王生明接獲命令，「死守一江山」，等同一紙軍中死亡令。於是從大陳島出發前，一行人特別被允許先回台灣探望妻小，並由蔣介石頒贈勳章。他們是台灣島嶼當年的「神風特攻隊」4，打一場打不贏的戰爭，打一場絕望的戰役。勳章掛胸前，別上去，換一條王生明司令的命。
出發前，全家拍了一張全家福照。那個時代台北的照相館不多，泰半集中於衡陽路；照相館老闆多年後回憶，前來拍照的往往不是有錢人，而是窮困的軍人。拍的全家福多半除了不識事的孩子以外，丈夫、太太均無笑意。有的臉上掛著生離死別的悲傷，有的只差沒淚流滿面。
王生明一家是衡陽路照片故事中的一張，全家福上妻子滿臉悲淒，先生表情蒼茫。只有兒子王應文，大大的眼睛瞪著鏡頭，就怕自己閃失了那一瞬間。
旺旺中時集團拍攝紀錄片《最後的島嶼》，王應文回憶與父親最後一別。父子二人走到基隆碼頭，輪船已停泊岸邊，這裡已是馬路的盡頭，也是父子關係的盡頭。父親捨不下就此分離，於是拉起不到十五歲兒子的手，一切近在咫尺，戰火即將開打。父親的心，不知如何告別一個尚未長大的孩子；於是又回頭走了幾步，送兒子至路邊公車站。頓時，天下起了大雨，在空曠的碼頭，沒法避雨的時間，沒法避雨的地點，雨嘩啦嘩啦淋濕了父子二人，父親的眼淚這才止不住地流下，在雨水間，盡情地宣洩他的悲傷。
時光幽暗，萬般不捨，無助的父親此時只能掏出口袋中的手帕，試圖想遮擋根本擋不住的大雨。這是生命走向微弱光芒的父親，能為兒子做的最後一件事。大雨滂沱，像一個擋不住的大時代，父親必須走上他的職責，走上他的末路，走上他的悲劇，走上他的烈士人生。手帕那麼小，卻代表一個父親無力卻最感人的祝福。
王應文如今年已七十，還藏著當年的手帕，接受《最後的島嶼》紀錄片訪問時，告白了一段終身遺憾：「我真後悔，當時沒有緊緊地擁抱父親。」聲聲哽咽，眉間扭曲，呼喚一個叫不回的時代。
往事如煙，那是對我們。對歷經戰火劫難的一代，昨日其實一直近在咫尺。我認識多位與徐醫師父親有類似經歷的老兵們，在以時光堆積而成的歲月裡，他們多半選擇沉默以對，以不語和那驚心動魄的痛心回憶，保持距離。只有月迷津渡，人一下恍神時，才意識到自己已永永遠遠逃離了那場難以言喻的生離死別。
當時的他們，多半僅是十五至二十歲，沒真正長大的小娃兒們。
於是每個類似的家庭，都有一名沉默、不會表達情感，甚至表面上好似不會愛人，也不懂得愛的父親。
他們永遠只選擇站在世間蒼茫的對岸，不回憶，人生就是一條陌路。
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有一天，他的孩子們終於明白時，奔向他，來得及給他一個最後的擁抱。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4神風特攻隊，又稱神風突擊隊或神風敢死隊，「二戰」時期由日本天皇設立的為扭轉戰敗局面而實施自殺式襲擊的特別攻擊隊。——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