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痛是老年人常有的事，那時沒有牙醫生，她們就利用這情況，說會「捉牙蟲」。記得我有一個親戚，有一天請一個婆子來捉牙蟲。這婆子要小解了，走進廁所去。旁人偷偷地看看她的膏藥，原來裡面早已藏著許多小蟲。婆子出來，把膏藥貼在病人的臉上，過了一會，揭起來給病人看，「喏！你看：捉出了這許多蟲，不會再痛了。這證明她的捉牙蟲全然是騙人。算命、關魂，更是騙人的勾當了。閒話少講，且說定四娘娘叫關魂婆進來，坐在一隻搖紗椅子上。她先問：「要叫啥人？」定四娘娘說：「要叫我的兒子三三。」關魂婆打了三個呵欠，說：「來了一個靈官，長面孔……」定四娘娘說：「不是」。關魂婆又打呵欠，說：「來了一個靈官……」定四娘娘說：「是了，是我三三了。三三！你撇得我們好苦！」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後來對著慶珍姑娘說：「喏，你這不爭氣的婆娘，還不快快叩頭！」這時慶珍姑娘正抱著她的第二個孩子（男，名掌生）餵奶，連忙跪在地上，孩子哭起來，王囡囡哭起來，棚裡的驢子也叫起來。關魂婆又代王三三的鬼魂說了好些話，我大都聽不懂。後來她又打一個呵欠，就醒了。定四娘娘給了她錢，她討口茶吃了，出去了。
王囡囡漸漸大起來，和我漸漸疏遠起來。後來我到杭州去上學了，就和他闊別。年假暑假回家時，聽說王囡囡常要打他的娘。打過之後，第二天去買一支參來，煎了湯，定要娘吃。我在杭州學校畢業後，就到上海教書，到日本遊學。抗日戰爭前一兩年，我回到故鄉，王囡囡有一次到我家裡來，叫我「子愷先生」，本來是叫「慈弟」的。情況真同閏土一樣。
抗戰時我逃往大後方，八九年後回鄉，聽說王囡囡已經死了，他家裡的人不知去向了。而他兒時的游釣伴侶的我，以七十多歲的高齡，還殘生在這娑婆世界上，為他寫這篇隨筆。筆者曰：封建時代禮教殺人，不可勝數。王囡囡庶民之家，亦受其毒害。慶珍姑娘大可堂皇地再嫁與鍾老七。但因禮教壓迫，不得不隱忍忌諱，釀成家庭之不幸，冤哉枉也。
歪鱸婆阿三
歪鱸婆阿三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只因他的嘴巴像鱸魚的嘴巴，又有些歪，因以為號也。他是我家貼鄰王囡囡豆腐店裡的司務。每天穿著襤褸的衣服，坐在店門口包豆腐乾。人們簡稱他為「阿三」。阿三獨身無家。
那時盛行彩票，又名白鴿票。這是一種大騙局。例如：印製三萬張彩票，每張一元。每張分十條，每條一角。每張每條都有號碼，從一到三萬。把這三萬張彩票分發全國通都大邑。賣完時可得三萬元。於是選定一個日子，在上海某劇場當眾開彩。開彩的方法，是用一個大球，擺在舞台中央，三四個人都穿緊身短衣，袖口用帶紮住，表示不得作弊。然後把十個骰子放進大球的洞內，把大球搖轉來。搖了一會，大球裡落出一隻骰子來，就把這骰子上的數字公佈出來。這便是頭彩的號碼的第一個字。台下的觀眾連忙看自己所買的彩票，如果第一個數字與此相符，就有一線中頭彩的希望。笑聲、歎聲、叫聲，充滿了劇場。這樣地表演了五次，頭彩的五個數目字完全出現了。五個字完全對的，是頭彩，得五千元；四個字對的，是二彩，得四千元；三個字對的，是三彩，得三千元……這樣付出之後，辦彩票的所收的三萬元，淨餘一半，即一萬五千元。這是一個很巧妙的騙局。因為買一張的人是少數，普通都只買一條，一角錢，犧牲了也有限。這一角錢往往像白鴿一樣一去不回，所以又稱為「白鴿票」。
只有我們的歪鱸婆阿三，出一角錢買一條彩票，竟中了頭彩。事情是這樣：發賣彩票時，我們鎮上有許多商店擔任代售。這些商店，大概是得到一點報酬的，我不詳悉了。這些商店門口都貼一張紅紙，上寫「頭彩在此」四個字。有一天，歪鱸婆阿三走到一家糕餅店門口，店員對他說：「阿三！頭彩在此！買一張去吧。」對面鹹鯗店裡的小麻子對阿三說：「阿三，我這一條讓給你吧。我這一角洋錢情願買香煙吃。」小麻子便取了阿三的一角洋錢，把一條彩票塞在他手裡了。阿三將彩票夾在破氈帽的帽圈裡，走了。
大年夜前幾天，大家準備過年的時候，上海傳來消息，白鴿票開彩了。歪鱸婆阿三的一條，正中頭彩。他立刻到手了五百塊大洋，（那時米價每擔二元半，五百元等於二百擔米。）變成了一個富翁。鹹鯗店裡的小麻子聽到了這消息，用手在自己的麻臉上重重地打了三下，罵了幾聲：「窮鬼！」歪鱸婆阿三沒有家，此時立刻有人來要他去「招親」了。這便是鎮上有名的私娼俞秀英。俞秀英年約二十餘歲，一張鵝蛋臉生得白嫩，常常站在門口賣俏，勾引那些遊蜂浪蝶。她所接待的客人全都是有錢的公子哥兒，豆腐司務是輪不到的，但此時阿三忽然被看中了。俞秀英立刻在她家裡雇起四個裁縫司務來，替阿三做花緞袍子和馬褂。限定年初一要穿。四個裁縫司務日夜動工，工錢加倍。
到了年初一，歪鱸婆阿三穿了一身花緞皮袍皮褂，捲起了衣袖，在街上東來西去，大吃大喝，濫賭濫用。幾個窮漢追隨他，問他要錢，他一摸總是兩三塊銀洋。有的人稱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他的賞賜更豐。那天我也上街，看到這情況，回來告訴我母親。正好豆腐店的主婦定四娘娘在我家閒談。母親對定四娘娘說：「把阿三脫下來的舊衣裳保存好，過幾天他還是要穿的。」
果然，到了正月底邊，歪鱸婆阿三又穿著原來的舊衣裳，坐在店門口包豆腐乾了。只是一個嶄新的皮帽子還戴在頭上。
把作司務鍾老七銜著一支旱煙筒，對阿三笑著說：「五百元大洋！正好開爿小店，討個老婆，成家立業。現在哪裡去了？這真叫做沒淘剩！」阿三管自包豆腐乾，如同不聽見一樣。我現在想想，這個人真明達！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來路不明，去路不白。他深深地懂得這個至理。我年逾七十，閱人多矣。凡是不費勞力而得來的錢，一定不受用。要舉起例子來，不知多少。歪鱸婆阿三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可給千古的人們作借鑒。自古以來，榮華難於久居。大觀園不過十年，金谷園更為短促。我們的阿三把它濃縮到一個月，對於人世可說是一聲響亮的警鐘，一種生動的現身說法。
註釋：
沒淘剩，吳方言，沒有出息的意思。
敬禮
像吃藥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厭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圍棋子似的、洋紐扣似的肺病特效藥。早上的麻煩已經對付過去。兒女們都出門去辦公或上課了，太太上街去了，勞動大姐在不知什麼地方，屋子裡很靜。我獨自關進書房裡，坐在書桌前面。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時光。這是正好潛心工作的時光。
今天要譯的一段原文，文章極好，譯法甚難。但是昨天晚上預先看過，躺在床裡預先計劃過句子的構造，所以今天的工作並不很難，只要推敲各句裡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變為中文。右手握著自來水筆，左手拿著香煙，書桌左角上並列著一杯茶和一隻煙灰缸。眼睛看著筆端，熱中於工作，左手常常誤把香煙灰落在茶杯裡，幸而沒有把煙灰缸當作茶杯拿起來喝。茶裡加了香煙灰，味道有些特別，然而並不討厭。
譯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來水筆，坐在椅子裡伸一伸腰。眼梢頭覺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東西在那裡蠢動。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受了傷的螞蟻：它的腳已經不會走路，然而軀幹無傷，有時翹起頭來，有時翻轉肚子來，有時鼓動著受傷的腳，企圖爬走，然而一步一蹶，終於倒下來，全身亂抖，彷彿在絕望中掙扎。啊，這一定是我闖的禍！我熱中於工作的時候，沒有顧到右臂底下的螞蟻。我寫完了一行字迅速把筆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時候，手臂像汽車一樣突進，然而桌子上沒有紅綠燈和橫道線，因此就把這螞蟻碾傷了。它沒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對不起它，又沒有辦法送它進醫院去救治，奈何，奈何！
然而反覆一想，這不能完全怪我。誰叫它走到我的工場裡來，被機器碾傷呢？它應該怪它自己，我恕不負責。不過，一個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前面，心情實在非常不快。我想起了昨天所譯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沒有生的價值的本人自不必說，在旁邊看護他的親人恐怕也會覺得殺了他反而慈悲吧。」（見夏目漱石著《旅宿》）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螞蟻一下子捻死，讓它脫了苦，不是慈悲嗎？然而我又想起了某醫生的話：「延長壽命，是醫生的天職。」又想起故鄉的一句俗語：「好死勿如惡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況且，這螞蟻雖然受傷，還在頑強地掙扎，足見它只是局部殘廢，全體的生活力還很旺盛，用指頭去捻死它，怎麼使得下手呢？猶豫不決，耽擱了我的工作。最後決定：我只當不見，只當沒有這回事。我把稿紙移向左些，管自繼續做我的翻譯工作。讓這個自作孽的螞蟻在我的桌子上掙扎，不管我事。
翻譯工作到底重大，一個螞蟻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熱中於工作之後，竟把這事件完全忘記了。我用心推敲，頻頻塗改，仔細地查字典，又不斷地抽香煙。忙了一大陣之後，工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來水筆，坐在椅子裡伸一伸腰。眼梢頭又覺得桌子右角上離開我兩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東西在那裡蠢動。望去似乎比螞蟻大些，並且正在慢慢地不斷地移動，移向桌子所靠著的窗下的牆壁方面去。我湊近去仔細察看。啊喲，不看則已，看了大吃一驚！原來是兩個螞蟻，一個就是那受傷者，另一個是救傷者，正在銜住了受傷者的身體而用力把他（自此不用它）拖向牆壁方面去。然而這救傷者的身體不比受傷者大，他銜著和自己同樣大小的一個受傷者而跑路，顯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來休息。
有時銜住了他的肩部而走路，走了幾步停下來，回過身來銜住了他的一隻腳而走路；走了幾步又停下來，銜住了另一隻腳而繼續前進。停下來的時候，兩人碰一碰頭，彷彿談幾句話。也許是受傷者告訴他這隻腳痛，要他銜另一隻腳；也許是救傷者問他傷勢如何，拖得動否。受傷者有一兩隻腳傷勢不重，還能在桌上支撐著前進，顯然是體諒救傷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動，以求減輕他的負擔。因為這樣艱難，所以他們進行的速度很緩，直到現在還離開牆壁半尺之遠。這個救傷者以前我並沒有看到。想來是我埋頭於翻譯的期間，他跑出來找尋同伴，發見這個同伴受了傷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勞力，不辭艱苦，不顧冒險，拚命地扶他回家去療養。這樣藐小的動物，而有這樣深摯的友愛之情、這樣慷慨的犧牲精神、這樣偉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驚！同時想起了我剛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覺得非常抱歉，非常慚愧！
魯迅先生曾經看見一個黃包車伕的身體大起來。我現在也是如此：忽然看見桌子角上這兩個螞蟻大起來，大起來，大得同山一樣，終於充塞於天地之間，高不可仰了。同時又覺得我自己的身體小起來，小起來，終於小得同螞蟻一樣了。我站起身來，向這兩個螞蟻立正，舉起右手，行一個敬禮。
肉腿
清晨六點鐘，寒暑表的水銀已經爬上九十二度。我臂上掛著一件今年未曾穿過的夏布長衫，手裡提著行囊，在朝陽照著的河埠上下船，船就沿著運河向火車站開駛。
這船是我自己雇的。船裡備著茶壺、茶杯、西瓜、薄荷糕、蒲扇和涼枕，都是自己家裡拿下來的，同以前出門寫生的時候一樣。但我這回下了船，心情非常不快：一則為了天氣很熱，前幾天清晨八十九度，正午升到九十九度。今天清晨就九十二度，正午定然超過百度以上，況且又在逼近太陽的船棚底下。加之打開行囊就看見一冊《論語》，它的封面題著李笠翁的話，說道人應該在秋、冬、春三季中做事而以夏季中休息，這話好像在那裡譏笑我。二則，這一天我為了必要的人事而出門，不比以前開「寫生畫船」的悠閒。那時正是暮春天氣，我雇定一隻船，把自己需用的書籍、器物、衣服、被褥放進船室中，自己坐臥其間。聽憑船主人搖到哪個市鎮靠夜，便上岸去自由寫生，大有「聽其所止而休焉」的氣概。這回下船時形式依舊，意義卻完全不同。這一次我不是到隨便哪裡去寫生，我是坐了這船去趕十一點鐘的火車。上回坐船出於自動，這回坐船出於被動。這點心理便在我胸中作起怪來，似乎覺得船室裡的事物件件都不稱心了。然而船窗外的特殊的景象，卻引起了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