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出租車之後，我對司機說：「看我這兄弟醉成這樣，一點也不知道老人在家裡著急。」那個乾瘦的廣東佬也不回頭，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話說：「喝醉了好，最好是一醉不醒，香港本就是個醉生夢死之地。」我笑笑，這司機倒是個靈醒之人。一路無話，到了沙田，我塞了五百港幣在司機手裡：「師傅你是個明白人，不該說的別亂說。你這把年紀應該懂得：成也一張嘴，敗也一張嘴。」
我們在沙田只待了兩個小時，等臧建明一回來，我們把肉票塞進一輛租來的車裡，由欒軍駕車去青山那兒的房子，那地段更偏僻，人煙稀少，是用來藏匿肉票的理想地點。
按照計劃，綁架一旦得手，歪嘴連夜回到深圳，用五百塊錢在銀行開個活期戶頭，然後打電話把賬號告訴我們。
臧建明早晚兩次把所有的報紙都買回來，我們讀得很仔細，在一句一字中分析警察對這件案子的掌握程度。到目前為止，只有《明報》在社會新聞版裡提到某某大戶人家的家人失蹤，只是很小的一條，登在第二版的底部，不注意就翻過去了。
第二天上午，歪嘴來電話說戶頭已經開好。我和臧建明出門給肉票家裡打電話，電話接通之後，臧建明用純正的廣東話說：「不要打聽我們是誰，只通知你們一下，你家少爺在我這兒作客，到時我們會送他回來。不要與警方有任何瓜葛，如果報警，一切後果由你們自負。」
「聽好了，你家少爺欠了別人錢。如果你們想要他回來的話，準備一千萬港幣，盡快打進這個戶頭裡，收到錢之後少爺就可以回家了。怎麼欠的？還是讓他自己回來給你們解釋吧。人？當然好好的。一根汗毛也沒少。」
雖然香港商店裡的本地電話是免費的，任何行人走進去跟店家打個招呼就可以用；但我們用的是投幣電話，每次不超過一分鐘，我們為了打這個電話特地乘船過海去九龍，每個電話只用一次，這樣警方絕對追蹤不到我們的行跡。
我們等了一夜，第二天又打了個電話過去，對方哭窮說只是一般人家，實在拿不出這麼多錢來。臧建明說好啊，沒問題，有個朋友急需換腎，沒錢沒關係，就拿你兒子的腎去抵債好了。這一記殺手鑭馬上起了作用，對方一口一個好商量。臧說換腎是等不得的。對方說可以先籌二百萬。臧建明看看我，我搖搖頭，豎起一個巴掌，五百萬。
肉票家屬還是糾纏不清，千萬富豪聲淚俱下地把自己說得連出租車司機還不如。哈哈，這種時候還想存僥倖心理？你不想想香港六百多萬人，為什麼單單挑你下手？
我從臧建明手中奪過話筒：「放明白點，你以為是在菜場買菜，由你討價還價？五百萬，一分也不能少。明天早上十點鐘，如果我們還收不到款，『啪』地一聲，那你家就準備收屍吧，不用我多解釋了吧！」
回來的路上臧建明對我說：「老大，二百萬已經不錯了，香港人喜歡露富，一個人號稱千萬身家，並不是說一捆捆的鈔票就在手邊，真要能拿二百萬現款出來的人家沒有幾個。」
「你是什麼意思？」
臧建明眼睛躲閃著：「我怕大伙白忙一場。」
是的，開價一千萬，其實能有個二百萬到手已經夠滿足了，二百萬港幣，在大陸那是筆天文數字，夠吃幾輩子了。不過，既然已經冒了險，髒了手，何不賭一把？我相信直感，我的直感是對方會拿出五百萬來，已經到這份兒上了，再咬一咬牙就是翻倍的利潤。
但是話說回來，我們耗不起。你看看，才兩天不到，我們三人的眼睛裡都佈滿血絲，滿地都是吃一半扔一半的飯盒，煙抽得像三座煙囪似的，手一摸頭髮嚓嚓地閃靜電，上廁所還沒抖乾淨就趕緊拉上拉鏈。晚上不敢睡覺，三人輪流睡，但睡下也得睜只眼。走在路上，看見一個老頭子也怕是警察的盯梢，有人不經意地瞥我們一眼，手馬上伸進懷裡摸槍。時間一久，壓力大得叫人吃不消。
第三天夜裡是作案以來最漫長、最不安的一夜。我一直在擔心歪嘴那頭，說不定香港警方已經通知大陸，監視那個戶頭，在歪嘴去查詢之時就把他拿下，再嚴刑逼供。
我是信得過歪嘴的，但人在酷刑之下什麼也保證不了；也許，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藏身之地，布下了天羅地網，只等我們鬆懈之時，發動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擊。我吩咐大家不許脫衣睡覺，打盹兒也槍不離身，因為警方介入的話，他們最可能在這個時刻採取行動。雖然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肉票家屬已經報警的跡象。但是，決不可小看香港警察，英國鬼子正兒八經訓練出來的，反綁架、跟蹤、監聽都有一套。如果被堵在這裡，打起來，我們這三支手槍能派上多少用處？周潤發的電影看多了，皇家牢飯可不是好吃的。
說到肉票，我們二十四小時看著他，這公子哥兒不怎麼吃東西，我們買回的盒飯碰都不碰，只要求喝水，還得是瓶裝的純淨水。都什麼時候了，還耍少爺脾氣。有一次趁欒軍上廁所，他踩上床，打開離地一人多高的窗子，一條腿已經跨出去了，被趕回房的欒軍一把揪下來，一個大耳刮子甩過去，馬上尿了褲子。我們警告他：再敢逃跑的話，格殺勿論。
我們在等歪嘴的電話。原本說好款子到賬之後，馬上打電話到房子附近的一個電話亭，一清早我們三人就去輪流守候，十點鐘是我給最後時限，結果等到十一點還沒有電話。欒軍回來時，我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事情不妙，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我讓欒軍在房間裡守候，我與臧建明到走廊上，兩人蹲在地上抽煙。
「三天了，」我說，「不能再等了。」
臧建明沒說話。
「你去做下準備，中午之前撤。」
「老大，你準備把肉票怎麼辦？」臧建明問道。
「你說呢？」
臧建明躊躇了一陣：「傷腦筋，留下是個活口，殺了又於事無補。你是老大，你說了算。」
我手托腦門兒，說：「讓我想一想，你先進去換小欒，讓他把車開出來準備一下。」
連抽了兩支煙，我還是做不了決定。走進房裡，肉票坐在床邊，臧建明在一邊守著，我使了個眼色，朝外面一努嘴，臧建明如釋重負地逃了出去。
我慢慢地走近肉票，咳了一聲，年輕人低著頭不敢看我，渾身抑制不住地顫抖，幾天關押下來，原本瀟灑的髮型亂得像個雞窩，身上的高級襯衫皺成一團，脖子上掛著一條金鏈子，垂著一個金質的十字架，幾天沒洗澡，汗餿味，加上他幾次尿褲子，身上發出一股腥臊臭氣。
「你家人既然不肯出錢，那就怪不得我們了。」我拔出槍來，旋上消音器。
年輕人抬起頭來，用廣東口音很重的普通話說：「先生，你是不是要殺我？」
我點了點頭：「不錯，你家人不肯為你出錢。」
「不會的。」年輕人語無倫次地說道，「我家人一定會想辦法籌錢，求求你再等一段時間……」
我心中一動，也許我們可以再等半天，隨即又馬上打消了這個念頭。六點之後羅湖海關關閉，再等上半天就得在香港多待一天，一天中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幾個人的神經已經繃到極限，我不願意冒這個險，俗話說：上一分鐘還走得脫，下一分鐘呆木樁。
年輕人看到我不為所動，啜泣起來。臧建明聽到響動進來看了一下，動了動嘴唇，想說什麼，結果還是沒說出來，轉過身走到門外去。
年輕人要我給他點時間做禱告，我點頭容許了。他背對著我跪下，兩手擱在床沿上，一面抽泣一面喃喃自語。我輕步過去，趁他低頭念誦之際，對著他的後頸窩扣下扳機。打這地方，人的痛苦最少，走得也最快。
我清理了房子裡所有的痕跡，和臧建明走去汽車停泊處。他顯然受了驚，手發抖，點了幾次煙都點不著。我的心情也糟透了，第一次自己出來干就失敗。就在我們準備彎身坐入車裡時，我好像聽見有電話鈴聲響。電話亭就在半個街口之外，可能嗎？
我心裡咯登一下，不及細想就拔腳狂奔，到了電話亭外鈴聲戛然而止。我喘著大氣死盯著那部電話，心怦怦地跳，與香港街頭任何地方的電話一樣，塑料的殼子，鍍鉻的面子，淡黃色的機體。現在它靜靜地一聲不響，我不甘心地把話筒提起來放到耳邊，嗡地一陣撥號音，電話沒壞。
剛才我確實聽到了鈴聲嗎？還是我的幻覺？也許，幾天幾夜沒睡好，腦子裡總盼著歪嘴打電話過來，以致耳朵也產生了幻聽。就在我扔下香煙轉身離去之時，鈴聲像發瘋似的響了起來，我嚇了一大跳，手已經自動地拿起了話筒，只聽得歪嘴的聲音說：「老大？我們成了……」
歪嘴還說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沒聽清，心裡雀躍不已，五百萬啊！我盡量控制住自己想要仰天長嘯的衝動，走回車子，門一開，兩人的眼睛都盯住我，我簡單地說：「趕快走，我們現在是有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