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凱勒逝世於1968年6月，終年87歲。
對於某些強者來說，苦難並不完全是種損失，也是上帝試煉他們的機會。苦難固然難以承擔，可是其中卻隱含著最寶貴的教育，訓練他們的人格，使他們成為挑戰命運的勇士。
戰勝死亡的抉擇：巴尼·羅伯格是美國緬因州的一個伐木工人。一天早晨，巴尼像平時一樣駕著吉普車去森林幹活。由於下過一場暴雨。路上到處坑坑窪窪。他好不容易把車開到路的盡頭。他走下車，拿了斧子和電鋸，朝著林子深處又走了大約兩英里路。
巴尼打量了一下周圍的樹木，決定把一棵直徑超過兩英尺的松樹鋸倒。出人意料的是：松樹倒下時，上端猛地撞在附近的一棵大樹上，一下子松樹彎成了一張弓，旋即又反彈回來，重重地壓在巴尼的右腿上。
劇烈的疼痛使巴尼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但他知道，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是保持清醒。他試圖把腿抽出來，可是辦不到。腿給壓得死死的，一點也動彈不得。巴尼很清楚，要是等到同伴們下工後發覺他不見了，再來找他的話，很可能會因流血過多而死去。他只能靠自己了。
巴尼拿起手邊的斧子，狠命朝樹身砍去。可是，由於用力過猛，砍了三四下後，斧子柄便斷了。巴尼覺得自己真得什麼都完了。他喘了口氣，朝四周望了望。還好，電鋸就在不遠處躺著。他用手裡的斷斧柄，一點一點地撥動著電鋸，把它移到自己手夠得著的地方，然後拿起電鋸開始鋸樹。剛鋸了沒幾下，巴尼發現，由於倒下的松樹呈45度角，巨大的壓力隨時會把鋸條卡住；如果電鋸出了故障，那麼他只能束手待斃了。左思右想，巴尼終於認定，只有唯一一條路可走了。他狠了狠心，拿起電鋸，對準自己的右腿，進行截肢……
巴尼把斷腿簡單包紮了一下，他決定爬回去。兩英里的路程對於一個身受重傷的人來說，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一路上巴尼忍著劇痛，一寸一寸地爬著；他一次次地昏迷過去，又一次次地甦醒過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一定要活著回去！
大約四個多小時後，巴尼終於筋疲力盡地爬到了吉普車旁。他竭盡全力爬進了吉普車，並用左腳發動了汽車。
當他歷盡艱辛，終於行駛完那段不平凡的五英里路程之後，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經戰勝死亡了。
能夠坦然地承受傷殘的身體，固然需要頑強的意志。為了避免更大的喪失和傷害而採取自殘的行動，不僅需要一種可貴的勇氣，更需要一種果斷的智慧。
薩拉的第二次生命：薩拉·愛德華茲在電話上和媽媽談論著即將舉行的舞會，藍色的眼睛裡閃耀著喜悅的神情。這場舞會對這位18歲的皇家利物浦大學醫科學生來說是一次難得的休息。「我真要去好好玩玩了。」薩拉告訴媽媽。
就在那個星期三，也就是1987年2月4日的晚上，她對媽媽說嗓子很疼，但雙說很快會好的。
凌晨3點，薩拉被劇烈的病痛弄醒。4小時後，她的同學見她倒在地板上發高燒，急忙把她送進校醫院。
星期四晚10點30分，診斷結果為細菌性腦脊髓膜炎。這種疾病來勢兇猛，每年吞噬世界上約6萬人的生命。細菌侵入人的肌體後能夠破壞身體的抵抗力，進入血液，感染腦膜。
薩拉被立即送進利物浦一家大醫院。凌晨1點，她的父母從北威爾士的家鄉趕來時，幾乎認不出他們的女兒。由於病毒的蔓延，薩拉身上的毛細血管破裂，渾身佈滿了黑紫色有腫塊，就像被人毒打過一般。
第二天，薩拉的呼吸功能減退。星期日，肝臟和腎功能衰竭，她被送回她所在的皇家利物浦大學醫院會診。
教科書中寫道，人體的4種功能衰竭是致命的。而薩拉已經喪失這4種功能，她的血液循環和腸胃系統功能也減退了。醫生們從未見過如此複雜的腦脊髓膜炎病例。
護士告訴愛德華茲夫婦，恐怕她不行了。
但是，瑪格麗特與她的女兒有著同樣執拗的個性，她堅信薩拉不會離開這個世界：「你看吧，她一定能活下去。」
薩拉有位同學名叫大衛·韋伯斯特，她被送進醫院時，大衛正在急診室值班。這位三年級的醫大學生第一次見到薩拉，就被她那迷人的微笑所傾倒。他曾經打算和她約會。此時看到躺在那裡瀕臨死亡的薩拉，他傷心極了。他暗暗祈禱：上帝啊，讓她活下來吧。
經歷了病痛的種種折磨後，薩拉終於頑強地活下來了。但是由於病毒的破壞，她的腿部血管不再供血，開始出現了壞疽。
2月15日上午，醫院急救室主任安東尼·吉爾伯森大夫告訴愛德華茲夫婦，如果他們同意，他將對薩拉進行腿部截肢。否則，壞疽會奪去她的生命。
「我寧願要活著沒有腿的薩拉，也不願讓她為保住腿而失去生命，」瑪格麗特說，「做手術吧。」
半小時後，醫生把薩拉兩腿膝蓋12厘米以下的部分截去。
3月5日，薩拉的病情趨於穩定了，她在入院4星期後睜開了雙眼。
瑪格麗特和丈夫在女兒恢復知覺後，立即告訴了她截肢的事。
從這時起，薩拉開始了她的第二場戰鬥——一場她相信自己還有價值生存下去的戰鬥。
5月4日，瑪格麗特和丈夫帶著女兒來到旅遊景點——利物浦—阿伯特船塢。當父親在鵝卵石地上吃力地推著薩拉的輪椅時，她注意到人們帶著驚恐的憐憫的目光，注視著她的殘肢。
回到病房後，薩拉哭了一夜。她感到自己再也不能騎車了，不能穿游泳衣了，也不會有人愛她了。
但瑪麗·克盧洛的出現改變了這種狀況。瑪麗是四年級的醫大學生，因患骨癌失去了一條腿。一天，她來到薩拉的床前，撩起她那時髦的裙子問道：「哪條是我的真腿？」
「我分辨不出來。」薩拉回答。可到後來，薩拉急切地向瑪麗詢問有關假肢的情況：買什麼樣的衣褲合適，怎樣挑選鞋。瑪麗走後，薩拉想：她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薩拉拄著雙拐，和父母一起，參加了教堂為她的康復舉行的感恩儀式。大衛起身為她唱誦，但是由於激動，他的聲音哽咽了，再也唱不下去了。
拜格羅夫斯在布道時，講述了一件一把破舊的老式小提琴被拍賣的事情。拍賣開始後一直沒人價，後來有一人走上前拿起琴，調好音，然後用它演奏出了美妙動聽的曲子，於是出價隨之猛增。
那天晚上，薩拉正在床上躺著，看見大衛出現在門口，她對他笑了。大衛說：「我給你拿來一件東西。」
當她看見大衛從皮箱裡拿出一把陳舊的小提琴時，眼裡充滿了淚水。「這把提琴是幾年前我從舊貨市場買的，」大衛說，「我現在明白了，你應該擁有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問道：「你願意參加下星期醫學院的學生聚會嗎？同我一起去。好嗎？」
薩拉暗想，他不會對一個殘疾人感興趣的，這僅僅是出於同情。但是當目光落到小提琴上時，她改變了主意：「行，我很願意去。」
從那以後，大衛天天都來醫院。他把薩拉抱到輪椅上，然後推她去附近的公園。
7月1日，薩拉完全能和大衛一起去參加醫學院的夏季舞會了。當大衛身著晚禮服，敲開了薩拉的門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薩拉穿著考究的藍色長舞裙，用她的新腿站立起來了。大衛推著她出門時告訴她：「你實在太美了。」到8月份，薩拉經歷了20個星期的痛苦理療後，可以依靠手杖，用她的假肢走路了。她暗暗發誓，自己最終將甩掉所有依靠。
薩拉在恢復期間，從未放棄當一名醫生的夙願。「多虧了上帝，給我保留了雙手，」她暗自慶幸，「我還可以當一名醫生。」
但是人們懷疑她是否能夠重返醫學院。長時間的學習對體格健全的學生來說已是很大壓力，薩拉怎麼能承受得了？
任憑人們怎麼懷疑，薩拉還是於10月5日回到了醫學院。她又出現在那熟悉的校園裡。
但是，薩拉面前還有一座高山等待著她去攀登。在解剖課上，她要解剖一具屍體的腿。薩拉對自己說，如果要當醫生，就必須闖過這一關。可是，當一個學生用手術刀開沒有生命的肢體時，薩拉嚇呆了。眼前的一切使她想起了自己的腿被截肢的情景。她抽泣著轉身離開教室，拿起電話，不停地向媽媽發問：「我的腿在被截去之前是什麼樣子？是否感染了壞疽？」
瑪格麗特知道薩拉必須面對這最後一次挑戰，她約了時間帶著薩拉去見吉爾伯森醫生。吉爾伯森溫和地對她說：「你媽媽讓我給你看X光片，我不想這樣做。」他接著說：「截肢完全是臨床決定，你應該相信我們的判斷。如果你要做一名醫生，更應該如此。」
薩拉知道他的話是對的，她接受了這個事實。
1990年4月20日晚，明月當空，大衛帶著薩拉行駛在北威爾士的丘陵地帶。晚10點鐘後，他把車停在了一條小河旁。
「你願意嫁給我嗎？」
「願意，大衛，我願意。」薩拉回答。
聽到這話，大衛興奮得跳了過來，一下把薩拉摟在懷裡吻了起來。過了一會兒，他走到河邊，在火堆前跪蹲下來，一根接一根燃放焰火。隨著焰火在他們頭頂上綻開，薩拉感到她心中愛情的火花也迸發了出來，是大衛給她的生活帶來了新的光明。
1991年8月17日，薩拉和大衛的婚禮在薩拉父母家鄉的小鄉村教堂裡舉行。在威爾士豎琴的樂曲聲中，人們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現了：薩拉挽著父親的胳膊向他們走來。
1993年7月，薩拉·韋伯斯特成為一名註冊醫生。此後，她開始努力學習，以取得能夠正式對外看病的醫生資格。大衛7年前送給她的那把小提琴現在依然掛在他們的起居室，成為永久的紀念。它在向人們講述著勇氣和信念是怎樣使人創造出奇跡的動人故事。
在身體遭遇傷殘的時候，如果自暴自棄、聽天由命，只能面臨悲慘的命運；如果有了強烈的康復慾望，積極地去與命運抗爭，就可能獲得第二次生命。
一位身患重病的小姑娘：19世紀英國著名醫生布拉斯·法特在一次治療一位身患重病的小姑娘時，使盡了渾身解數，那小姑娘的疾病仍未好轉。為此，法特的內心很是焦慮。
一天，法特醫生在查病房時，發現這位小姑娘正在很有興致地閱讀一份報紙上的連載小說，便開始留心觀察起來。
隨後幾天，這小姑娘的情緒時好時壞，病情略有加重。法特醫生思來想去，便找來了那份報紙，認真地讀了起來。
原來報紙上的那篇連載小說描寫的是一位身患重病的少女的希冀和命運，而她患的又恰好是與他的病人相同的疾病，此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可算是「不治之症」了。法特立即意識到這對他的病人意味著什麼。果然，隨著小說女主角的病情逐漸加重，他發現他的病人的病情也趨向惡化。於是，法特醫生來到了報社，找到了小說的作者，詳細地詢問了小說情節的發展以及女主人公的命運與歸宿。根據寫作計劃，作家告訴他，女主人公最後將病死，而且死得很慘，令人落淚。法特醫生馬上請求作家改變初衷，「她還年輕」，他竭力陳述著自己的理由，「而且，這關係到兩個姑娘的生命啊！」說著，法特醫生又談了自己的設想。最後，那位作家被感動了，他接受了法特的建議。
於是，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勇敢地站了起來，與病魔抗爭，並勇敢地活下來了；法特的病人，那位小姑娘，也奇跡般地戰勝了「不治之症」，愉快地向法特醫生告別了。
千萬不能忽視心理暗示對身體健康的影響。積極的暗示可以使人的生理機能和心理狀況保持在最佳狀態，並能顯著提高人的社會適應能力；而消極的暗示，則會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加重人的㙉病情。𤥂
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他是一個一生都在與死神賽跑的人。
不滿三歲，他就患了令人聞之色變的猩紅熱，醫生斷言他將活不過10天。
18歲那年，他又得上一種無法確診的怪病，以致天主教的神父為他舉行了只有病重教徒才有的臨終塗油禮。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20多歲的他參加了海軍。然而1943年8月，他服役所在的ＰＴ魚雷艇被敵軍擊沉。他雖然依靠自己的力量與勇氣游了幾個小時到達臨近的一個荒島，但為此脊髓受損，隨時有可能癱瘓，一生都需靠注射劑與藥片來減輕痛苦。
幾年後，他在倫敦又染上永遠不可能治癒的阿狄森氏綜合症。這種病導致他身體虛弱，全身血液循環不正常，肌體失去抵抗感染的能力，生命垂危。
另外，他還有胃腸不適、不明起因的過敏症、聽力下降等疾病。即便他後來成了國家最高元首，他也只能經常躺在床上，洗著熱水澡，或在水溫高於32攝氏度的游泳池裡下達指令，因為溫度太低將會誘發他的多種致命疾病。而他出行時，身邊也始終離不開一位手提黑匣子的助手———黑匣子裡面裝的是防止他疾病突然發作以挽救生命的藥物。
然而就是這個終生受盡病痛與苦難折磨的不幸者，他創造了那個時代幾乎無人企及的高度。長年因病臥床的他拚命閱讀了不計其數的歷史與軍事著作，是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高材生。在行政問題助手西奧多·索倫森的幫助下，他創作了《勇敢者》一書，且憑借該書問鼎了1957年的普利策獎。同時他又是一位卓越的社會活動家，連續三屆競選上了國會參議員，43歲那年，他又力挫群雄，成為該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國家元首。
他就是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