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當托爾斯泰發現這種新的熱狂的危險武器已經落在了自認為能促使人類再生的人手上時，他的不安加劇了，怒火瞬間迸發。但凡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令他憂愁不堪。儘管如此，他仍然十分厭惡革命的知識分子和理論家，他認為他們一個是害人的腐儒，一個是自傲而乾枯的靈魂。與人類相比，他更喜歡自己的思想。
不過，那都是些卑劣的思想。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滿足人類最低的需求：物質享受。可是，即使是這種最基礎的目的，如果按照社會主義所提出的辦法也未必會達到。」
總而言之，它沒有愛。它是一種對壓迫者、「富人們的溫馨甜蜜生活的嫉妒，就像聚集在髒物上的蒼蠅那樣貪婪」的恨。一旦社會主義取勝，世界的面貌將變得非常可怕。歐洲遊民將以更大的力量猛撲向小而粗獷的各民族人民身上，然後將各國人民都變為奴隸，以便使歐洲那些原本只是無產者的人更愜意、悠閒地享樂，如同羅馬人那樣奢華閒散。幸運的是，社會主義最精華的力量已經在煙霧中——具體說應該是在演說中，例如若雷斯[若雷斯，二十世紀初期法國社會黨領導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被暗殺。
]的演說中——耗費殆盡……
「多麼令人驚訝的演講家啊！他的演講幾乎包羅萬象——但事實上空無一物。社會主義貌似俄國的東正教：無論你怎樣追究它，把它逼得無路可退，你以為已經抓住了它，可突然間，它會轉過身來對你說：『不！我不是你所想的那樣，我是別的東西。』它可以將你玩弄於股掌之間……這是需要耐心！時間可以發揮作用。之後，社會主義理論就會像女人的時裝一般，很快就從沙龍撤到走廊裡了。」[參見《同保爾·巴維爾先生的談話》。
托爾斯泰如此向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開戰，不是為了聽任獨裁政治者的為所欲為，相反，是為了在隊伍中消除一切搗亂分子和危險分子之後，讓戰鬥能夠在新舊兩重世界中全面展開。因為他還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與那些革命者們截然不同：他的革命是中世紀神秘信徒的革命，它期待的統治者是上帝：
「我認為在這個確定的時間裡，大革命就要開始了，它已經在基督教的世界中醞釀了近兩千年了——這場革命是以真正的基督教來頂替腐朽的基督教，以及驅除那些從其中衍生出來的錯誤的統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是以人人平等為基礎，是全部有理智的人都渴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礎。」[參見《世紀末日》。
]
那麼預言家會選擇什麼時間來宣告幸福與愛的新紀元呢？選擇俄國最陰暗的時候，選擇災難與恥辱並存的時刻。崇高創造性信仰的能力啊！在它四周，一切都變得明亮——哪怕是在黑夜裡也一樣。在死亡中,托爾斯泰窺視到再生的先機——在戰爭的災難中、在俄國軍隊的潰敗中、在可怕的無政府主義，以及血腥的階級鬥爭中。他的夢想邏輯根據日本的勝利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俄國應擺脫所有戰爭，因為在與非基督教民眾在戰爭中，他們要比這些「跨越了奴役階段」的基督教民眾更有優勢。那麼這是否會令這些民眾退讓呢？當然不會，因為這是至高的驕傲。俄國要擺脫所有戰爭，因為它應該完成「大革命」。
這個亞斯納亞的宣道者，這個反對暴力的老頭，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預言了共產主義革命！
「1905年的革命，將會把忍受著凶殘的壓迫的人類解救出來，它將開始於俄國。——它真的開始了。」
俄國為什麼會成為上帝的選民？或許是因為新的革命應首先救贖「彌天大罪」：上千個富人獨霸著土地，千百萬人過著奴隸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殘忍的奴隸生活[ 《世界末日》中寫道：「最殘酷的奴役生活就是剝奪土地，因為做一個主人的奴隸等同於受一個人奴役。而若被剝奪了土地，就相當於成為了所有人的奴隸。」
]。另外，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像俄國人這樣意識到了不公。
但也因為俄國人民是所有民族中最受感染、最真摯的基督教徒，所以從他們那開始的革命則應該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團結、博愛的律令。然而，假如這種博愛律令沒有依據不反抗的律令的話，那麼它是實現不了的。而不反抗向來就是俄國民眾的一個主要特點。
「對於當局，俄國人民向來都持有一種與歐洲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自始至終都沒有反抗過當權者；而且他們都未參過政，因此也就從未受到過政權的污染。他們把權力當作是應該避免的一種罪惡。古代曾傳說：俄國人曾經祈求瓦蘭人[瓦蘭人，古時俄國人對諾曼人的一種稱呼。這個民族出現於八世紀的東歐平原。善於搶劫、掠奪。
]做他們的統治者。大多數俄國人寧可忍受暴力行徑，也不會報復或染指。因此他們一向是忍辱負重的……」
但是，自願的屈服和奴顏婢膝的服從是完全不同。[1900年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托爾斯泰抱怨別人對他的不抵抗原則的誤解。他提出「勿以惡抗惡」和「勿抗惡」中的反對惡，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標，而勿抗惡卻是最有效的鬥爭方法。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忍辱負重，而他不可能一面忍辱負重，一面對各種暴力發動反擊；可是他不會服從於這些暴力，換句話說，他不認為其合法。」[參見《世紀末日》。
在托爾斯泰寫這一段話時，他正處在一種激動之中——因為一個民族那種不抵抗主義的最悲壯的榜樣。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發的流血示威事件。當時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在教士加蓬的帶領下，任人槍殺，而他們沒有發出一聲仇恨的呼喊，也沒有進行任何自衛。
長期以來，在俄國被稱為「皈依者」的老信徒絲毫不顧迫害，仍然頑強地奉行不服從政權，並且拒絕承認它的合法性。在俄日戰爭過後，這種思想在農村群眾中迅速地傳播開來。拒絕服兵役的情況也隨之在擴大；他們所受到的殘酷壓迫越大，心中反抗的怒火就越強烈。——另外，各省、各族，即便不知道托爾斯泰這個人，也都在實行著這種消極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夫勃耳人，1905年起的古裡的格魯吉亞人。托爾斯泰對這些運動的影響遠遠不及它們對他的影響；而這也正是他的作品所具備的力量和意義，無論身為革命黨的作家們（如高爾基）怎麼說，[托爾斯泰就地方自治會的混亂提出譴責意見後，高爾基說出了朋友們的不滿，他這樣寫道：「這個人已經成為他思想上的奴隸。對於一個置身於俄羅斯生活之外許久的人來說，他不再傾聽人民的聲音。而是翱翔於俄羅斯之上，飛向遠方。」
]這的確是古老的俄羅斯民族的呼聲。
托爾斯泰對於那些甘冒生命危險去實施他所宣傳的主張的人，抱有謙虛而嚴肅的態度。而對於杜夫勃耳人、格魯吉亞人和那些逃避服兵役者，他卻沒有絲毫教訓者的神氣。
「沒有經歷過任何考驗的人，是無法教導正在忍受考驗的人的。」他請求「所有因他的言論、著作而導致痛苦的人」寬恕他。他從未慫恿任何人逃避、拒絕服兵役。任何人都有權自己做決定。如果他遇到一個猶豫不定的人，「他一直勸他去服兵役，只要他覺得在思想上是可行的話，那麼就不要拒絕」。因為一個人的猶豫，說明了他的不成熟。而且「最理想的情況是多一名軍人而少一個虛偽者或叛徒，因為去做能力範圍之外的事的人，最終都將會淪為虛偽者或叛徒」。他十分懷疑逃避兵役的季卡連科的決心。
他擔心「這個單純的年輕人是在自尊心和虛榮心的驅使下做出的決定，而並非是對上帝的愛使然」。對於杜夫勃耳人，他則寫信勸說他們不要因為自傲和尊嚴拒絕服兵役，可是，「假如有這種可能的話，他們將脆弱的妻子和孩子從痛苦中拯救出來，那麼也不會有人因此而譴責他們了」。他們只應在「基督精神扎根於心中時才堅持不懈，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因痛苦而幸福」。無論怎樣，他都會請求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無論如何都不要斷絕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就像他寫給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說的，甚至連希律王[希律王，公元前一世紀古羅馬帝國派遣的一位駐巴勒斯坦屬地的分封王。在職期間曾審判過耶穌，並將施洗者約翰處死。
]都應該被愛：
您說：「人們不該愛希律王。」——我不知道，可是我認為，您也一樣，必須愛他。我知道，您也清楚，如果我不愛他的話，我會痛苦，我的生命也會消失。
這份愛是永不熄滅的激情，是神聖純潔的，甚至連《福音書》上的話都無法令他滿足——「愛你的鄰人就像愛你自己一樣」——因為他能從中發現一種自私的味道！
在某些人眼中，這份愛實在是太廣博了，而且將人類的自私情緒徹底擺脫掉了，致使這份愛變得有些空泛！但是，誰會比托爾斯泰更厭惡這種「抽像的愛」呢？
「現在，最大的罪過就是人類的這種抽像的愛，對於那些相隔較遠的人的平庸之愛……愛我們不相識並且永遠無法相遇的人，那是十分容易的事！所以我們也不必犧牲什麼，同時，還會對自己很滿意！這實在是自欺欺人。——不，必須愛你的鄰居——而且要愛和你共同生活並妨礙你的人。」
在眾多關於托爾斯泰的研究著作中，都談到他的哲學與信仰並不是新穎的。的確如此，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是永恆的，所以它們不像當下時尚的新潮……有人說，他的哲學思想與信仰屬於烏托邦式的。沒錯，一個預言家就等同於一個烏托邦。他的永恆生活自塵世起便已開始了。既然他出現在了我們面前，既然我們看到了最後一個預言家也加入了我們，既然最偉大的一位藝術家頭頂有著一道光環——我認為對於世界而言，這是比多一種宗教或一種新的哲學更加新穎、重要的事實。只有瞎子才看不到這顆偉大心靈的奇跡，看不到在這般滿目瘡痍的世界中那份無邊的博愛的代表！
十八
托爾斯泰的相貌具有一定的特徵，因此其形象永遠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寬闊的額頭上深深地刻著兩道重重的皺紋，雪白濃厚的眉毛叢生，長老似的鬍鬚不禁讓人聯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蒼老的面容很溫和、慈祥，但往日的那份病患、憂傷的印跡依然存在。從二十歲獸性的粗野到塞瓦斯托波爾當兵時的嚴肅、僵硬，再到現在，他的變化有多大啊！但是，他那雙清亮的眼睛仍舊深邃敏銳，顯示著無限的坦白，他不隱瞞一切，而又能洞察一切。
在托爾斯泰去世前九年，他給聖教會議的回信（1901年4月17日）中寫道：
「多虧了我的信仰，我才能平靜歡樂地生活，並能夠在平靜和歡樂中走向死亡。」
看到這句話，我不禁想起了古時候的一句諺語：「我們不該在人臨死前稱其為幸福的人。」
托爾斯泰當時引以為傲的那份平和與歡樂，不知是否一成未變，始終與他相伴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破滅了。在雲霧散去的黑暗中，人們期待的光明卻沒有照射出來。革命的興奮度過去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精疲力竭。昔日的不公沒有絲毫改變，如果非要說有何改變，那只能說是貧困更加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爾斯泰就對俄羅斯拉夫民族所背負的歷史使命心生疑惑，而他頑強的信心驅使他向遠方尋找能夠肩負重任的其他民族。他想到了「偉大而智慧的中國人民」。他認為「東方民族可以重新尋找到西方民族那即將失去的自由」，中國人將領導亞洲各族人民，在以「道」為中心的永恆道路上完成人類的轉變大業。[出自1906年，他寫給一個中國人的信。
然而他的這一希望不久後就破滅了：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國，就像往日的日本一樣，對自己的智慧加以否定，反而效仿起歐洲來。遭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加拿大，但是令托爾斯泰極為憤怒的是，他們剛一到那裡就強佔了土地；剛剛從國家的枷鎖下掙脫出來的格魯吉亞人，竟打擊起與他們意見不一致的人；被召喚來的俄國軍隊重新使這一切恢復了秩序。甚至是猶太人都未能倖免——「他們的國家，是此前人們所企盼的最美好的國家，是一本聖書」[在《與捷涅羅莫的談話》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寫：「富於智慧的猶太民族沉浸在聖經之中，卻看不到頭上的千秋萬代正在坍塌，更看不到地球上的各個民族出現了又消失。」
]，但不容忽視一點，他們也淪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惡疾，這種所謂的民族運動是虛假的，「是當代歐洲主義的畸形兒」。[ 「在血淋淋的國家恐怖之中，看到了歐洲的進步，若要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那簡直是犯滔天大罪。」
]
托爾斯泰雖然十分悲哀，可是他並不氣餒。他仍然信奉上帝，相信未來：
「如果眨眼前這裡能長成一片森林，那就好了。可惜這是不可能的，必須要等待種子發芽、出苗、長葉，然後長成一棵樹。」
而要長成一片森林，則必須有許多許多樹。正所謂獨木不成林，托爾斯泰雖然是光榮的，可他卻是孤單的。世界各地的人都給他寫信：從穆斯林國家、中國、日本等，《復活》被翻譯成許多文字出版，各國人民都宣揚著他那「還土地於人民」的思想。美國報社記者紛紛前來採訪他，部分法國人就藝術或政教分離問題向他請教。可是他的門徒還不到三百人，對此他十分清楚。事實上，他並不操心去廣收門徒，並且反對他的朋友們以他的名義組織托爾斯泰崇拜者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