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人們指明通往真正幸福以及依循的道路。[隨著年齡的增長，托爾斯泰越來越感到宗教的統一性了。這是他通過人類歷史，基督以及其他賢人（從釋迦牟尼到康德，再到愛默生）的一脈相承所獲得的。所以，晚年的托爾斯泰「並不完全喜愛基督」。1909年7月27日，他在寫給畫家揚·思迪卡的信中提到：「對於耶穌賜予我們的學說，僅僅是我們對古埃及、印度、猶太、中國等古老城市繼承下來的美好傳說中的一個。耶穌有兩大原則：一是愛上帝，即愛絕對的完美；一是愛鄰人，也就是要做到一視同仁。這兩種愛也是世間的賢人所提倡的。宗教與道德的真理無處不在，並且相互統一……我對基督教沒有偏愛。若說我曾經對基督教感興趣，那也是因為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裡，而且我從其他篡改的教派中總結出了純潔的學說，感到無比欣慰。」
]對於這些偉大宗教的創始者、在中國和希伯來具有先知性的半神來說，托爾斯泰算是他們的信徒。他盡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捍衛他們，並懂得如何用進攻的方式去維護。他抨擊自己所謂的「偽善者」和「律法家」，並且抨擊現有的教會，那些傲慢的科學代表，或者說是「科學的偽哲學」代表。他並不需要求助神的啟示來反對理智。自從他逃脫了《懺悔錄》中敘述的煩惱階段，他基本上成為了一個理智的信奉者，甚至是一個理智的神秘主義者。
「一開始是聖言。」他曾多次重複聖約翰的一句話，「聖言就是邏各斯[邏各斯，希臘語中表示「明智」、「理性」的意思。
]，也就是『理智』。」
在他1887年創作的《生活論》的結尾部分，引用了帕斯卡爾的一句名言[在托爾斯泰創作《懺悔錄》之前的精神苦悶期，常常閱讀帕斯卡爾的《思想論》。在他曾經寫給費特的信中還提到了這本書，建議朋友讀讀。
]：
「人只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一根蘆葦，但是一根有思想的蘆葦……我們的一切尊嚴都包含在這份思想之中……讓我們努力地思考吧：因為這就是道德的真諦。」
整本書都充滿了對理智的讚歎。
當然，托爾斯泰所提出的理智是狹隘的，是「將部分當作整體，把動物性的生活看作是人類的全部生活」，而理智是支配人類生活的專制律令，「是理性的生物，是人們不折不扣地依循的生活律令。」
「這是一種與支配動物的生長繁衍、草木的萌芽與開花、大地星辰運行的律令相似的法則。只有奉行這條律令，我們的生命才可以存在，存在於將我們的動物性屈從於理智的律令之中，以便獲得善……理智是無法確定的，當然我們也無須確定它，因為我們不僅認識它，而且我們只認識它……人類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借助於理智，而並非信仰……只有當理智出現時，真正的生命才能開始。真正的生活就是理智的生活。」
那麼，我們所見到的生命，個體生命，又是什麼呢？托爾斯泰回答道：「它並不是我們的生命，因為它不依賴我們而生存。」
「我們的肉體活動，只完成於我們自身之外……把生命當作是衡量個體存在的觀念，在今日人們的思想中已經消失了。對於我們同時代富有理智的人而言，個人善行的否定已經是不可動搖的真理了。」[出自托爾斯泰《生命論》第十、十四、二十一章。
這裡面還有許多前提，但無須在此一一闡述，不過它們足以反映出托爾斯泰對理智懷有多麼大的激情。其實，理智還是一種激情，與他前半生支配著他的激情一樣盲目、嫉妒。一個火苗熄滅，另一個火苗就會燃起。換句話說，始終是同一個火苗，只是換了燃料。
然而，增加「個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間的相似性的因素，還包括這兩種激情並不滿足於愛，它們需要行動，需要實現。
「不應說，而需做。」
那麼理智的活動是什麼呢？——愛。
「人類唯一的理性活動就是愛，因為愛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靈魂。它所需要的，就是一切東西都不能擋住理智的陽光，只有這陽光才能讓愛繼續成長……愛是真正的善，是至高無上的善，它能化解人世間的一切矛盾，不僅能消除人們對死的恐懼，還可以鼓舞人，為別人做一點犧牲，因為除了為所愛的人獻身之外，就沒有所謂的愛；只有犧牲自己時，這份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愛。因此，只有人們懂得個人的幸福是並不存在的時候，真正的愛就會實現。這時，他生命之中的所有精髓都將滋潤那真正的愛的枝丫，為了生長，這枝丫將向人類這棵粗野的樹幹吸取精華……」
因此，托爾斯泰的信仰方式，並不像一條因乾涸而消失在沙土裡的小河。在他的信仰中，有一股會聚著氣勢磅礡的強大的生命力。這也是我們即將看到的。這種熱烈的信仰，將愛與理智緊密結合。當他寫給開除其教籍的神聖宗會議的那封有名的信中，有一段最莊嚴的表達：
「我相信上帝，對我而言，上帝是靈魂、是愛、是世間萬物的真諦。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就像我在他心裡一樣。我相信上帝的意志從未像基督作為人時所提倡的教義表現得如此清楚；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將基督當作神明去祈禱，不然我們就犯了大錯，這是對神的褻瀆。我相信，一個人獲得真正的幸福主要在於能否完成神的意志。我認為，上帝的意志就是要人們愛其同類，永遠為同類服務。《福音書》上說，這概括出了一切律令和預言的主旨。我認為對於任何人來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增長人們的愛。而這種愛的力量的增長是與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個世界裡，將是更完美的幸福。
我認為，這種愛的增長會比其他任何力量都更有助於在塵世間建起天國來。換句話說，就是用一種協和、博愛、富有真理的新秩序來代替原本那個分裂、謊言、滿是暴力的生活組織。我堅信，為了在愛的領域中獲得進步，我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祈禱。但所謂的祈禱，並不是那種被基督反對的在寺廟裡的公共祈禱，而是他為我們做出榜樣的那種祈禱。那種祈禱可以使我們更加堅信生命的定義，增進聽命於上帝意志的情感……生命是永恆的，我相信善有善報。我對此確信不疑，所以像我這般年紀，行將就木的人，就要做出努力，呼喊我的肉體阻止其死亡，即我的新生命的誕生……」
十二
他認為自己已經到了彼岸，能夠將那顆不安的心靈暫放於此。但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種新的活動的開始。
托爾斯泰在莫斯科度過了一個冬天——他的家庭責任感迫使他跟著家人來到了這裡。1882年1月，他參與了當地的人口普查工作，這使他真切地看到了大都市的慘狀。現實讓他觸目驚心。
第一次接觸到被文明遮掩著的事實的那天晚上，托爾斯泰便把自己看到的情況向一位朋友講述，「他氣憤地大喊，流淚，揮舞著拳頭」。
「怎麼能這樣生活呀！」他號啕，「這不可能！絕不可能！……」一連數月，他都處在一種可怕的沮喪之中。1882年3月3日，托爾斯泰伯爵夫人給他寫了封信，上面說道：
「以前，你常說：『因為缺少信心，我曾想到自縊。』現在，你已經有信念了，可你為何又悲傷苦惱了呢？」
因為他不具備偽君子的那種信仰，那種得意、自大的信念；因為他不像神秘思想家那樣自私自利，只想著自己的超升而不管他人的救贖；因為他心中有愛，他無法忘記自己所看到的慘狀，而且，他的善良仁慈讓他認為，自己應該對他們的痛苦與墮落負責任：他們是文明的受害者。文明就像是魔鬼般的偶像，要犧牲成百上千的人才能換來一個特權享有者，而托爾斯泰恰恰擁有這個特權。接受這種由罪惡換取的福利，無疑是參與了這種罪惡。如果不將這些罪惡揭露出來的話，他的良心將永遠無法安寧。
對此，《我們該怎麼做？》（1884至1886年）便是他第二次精神混亂的表白，這次病得比第一次要悲慘得多，而且後果更加嚴重。與人類的苦海，那實實在在、並非無病呻吟的痛苦相比，托爾斯泰的個人宗教苦悶又算得了什麼呢？這種苦難是無法視而不見的，看到之後不設法消除它也是不可能的。——唉！可是這能辦得到嗎？……
一幅奇妙逼真的肖像，第一眼看就讓我深受感動，因為它能夠表示出當時的托爾斯泰有多麼痛苦。畫面上，他正面坐著，雙臂環抱，身穿一件農民外套，神色沮喪。他的頭髮雖然黑，但兩鬢已經灰白，長鬚和頰髯也都白了。原本漂亮的額頭上多了兩重皺紋，倒是形成了一道和諧的紋溝。在那隻大鼻子上，一雙直望著你的坦白、犀利、帶有一絲悲哀的眼睛裡，蘊藏有多少溫柔、善良啊！那雙深邃的雙眸能夠確信無疑地將你看透！好像在為你歎息，為你悲哀。他的面頰有些塌陷，眼角邊出現了皺紋，留有一道道痛苦的印痕。他哭泣過，可他很堅強，仍然在準備隨時投入戰鬥。
他擁有一種英雄般的邏輯。
「我對那些一再重複的話感到十分驚訝，它們是：『沒錯，在理論上這是很好的，可在實際之中又會是什麼樣呢？』彷彿理論已經成為說話時所必需的華麗辭藻，而絕非是用之於實際似的！……當我思考並懂得了一件事情後，我會按照我所理解的去做。」（《我們該怎麼做？》）
於是，托爾斯泰開始以一種照相般準確的手法，來描述莫斯科的種種慘狀，把他在貧民區或收容所裡看到的真實情景都如實地描寫出來。[書的前十五章有許多典型的例證，可是在出版前，被俄羅斯的書刊檢查機構給刪掉了。
他確信，要拯救這些不幸的人，並不一定要用金錢——正如他最初時的想法，因為這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是被城市中的腐化墮落所侵蝕了原本純淨的心靈。所以，他開始勇敢地尋找罪惡的根源。沿著一環一環的罪惡線索，去搜尋責任者。第一步是富人，富人們這種被詛咒的奢侈的享受最能使人眩惑，讓人們受到引誘然後墮落。[ 「造成貧困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財富都掌控在不生產的那些人手上，而且都集中在城市。城市裡聚集了大量的有錢人，他們隨意享樂自衛。窮人只能靠他們吃剩的殘羹過活。而那些貧窮的人依舊當工人，卻不去從事一些容易賺錢的事情，例如經商，行騙，賣淫，搶劫等。」
]繼而是一種不勞而獲的生活誘惑。然後是國家的某位權勢者為了一己之力創造出來剝削、壓迫其他人的殘忍實體。再就是與之狼狽為奸的教會和一丘之貉科學和藝術……面對這些罪惡的大軍，要如何戰勝他們呢？首要任務就是拒絕加入其中，拒絕成為和他們一樣的剝削者，放棄不義之財與田產，不為國家效力。
但這樣是不夠的，還應該「不說謊」，不畏懼真理。必須懂得「懺悔」，徹底摒除由於教育而養成的根深蒂固的驕傲。最後，應當親自動手去勞動。「我們要靠額頭的汗水換取麵包」：這是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法則。托爾斯泰對此早已給出了諷刺的回答：體力勞動絲毫不會影響智力，反而會促使智慧的增長，這也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身體因勞動而強健，藝術其增進得更快。此外，它還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安定、團結。
在他後來的一些作品中，托爾斯泰將這些精神健康信條補充在文字之中。他殫精竭慮地思索著如何拯救靈魂，增強活力，與此同時，想辦法消除麻痺意識的下流娛樂和泯滅良知的殘酷享樂。對此，托爾斯泰以身作則。1884年，他放棄了自己最喜愛的一項嗜好：狩獵。並且節制飲食，鍛煉意志。他就像一個為了拚搏取勝的運動員，給自己強加著殘酷的訓練計劃。
《我們該怎麼做？》成為了標誌托爾斯泰已經離開宗教默想的相對平和，而捲入社會漩渦後所面臨的第一段艱難旅程。從此，長達二十年的戰爭開始了，亞斯納亞村的老預言家立於一切黨派之外（並譴責它們），以《福音書》的名義，孤身一人向文明的種種謊言和罪惡宣戰。
十三
在托爾斯泰周圍，他那種道德革命精神並沒有博得多少同情，並且還因此讓家人傷心。
其實，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很早就憂慮不安，因為她發現丈夫的病似乎無法控制，她徒勞地與之抗爭的只是病症的發展。自1874年起，她因看到丈夫為學校浪費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而氣憤。
「這啟蒙讀本、算術、文法，我絲毫看不上眼，所以我沒法假裝對它們有興趣。」
教育學研究過後，就到了宗教研究的時候，但情況又有了新的變化。妻子對托爾斯泰這個新皈依者的最初傾訴感到厭惡，以致當他在信中提到上帝時，不得不請求原諒：
「當我說到上帝時，請你不要像平時那樣生氣發火；只怪我無法避開他，因為他是我的思想基礎。」
或許是伯爵夫人被他感動了。她盡可能地掩飾著自己的煩躁，但她依舊不安地觀察著自己的丈夫：
「他的眼神很奇特，常常發呆。有時一句話也不說，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一樣。」
她認為丈夫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