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沒有多加考慮，只是憑借一種熱情和感傷去信仰。當我長到十四歲左右時，我才開始思考人生。由於宗教同我的理論並不協調，我便把毀滅宗教當作是值得讚揚的事情……對我來說，一切都很清楚，而且符合邏輯，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當當；但對於宗教，沒有給其留下一絲空間……後來，人生對於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秘密了，而因此，它也漸漸失去了它的一切意義。
那時，在高加索，我感到孤獨且不幸。我付出了全部的精神力量，一個人一生只能這樣做一次啊……這是苦樂融會的時期，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我都從未達到過如此高的境界，只有在這兩年中我才有如此深刻的觀察。那時發現的一切，都將成為我的信念……
在堅持了兩年的腦力活動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簡單且古老，目前我知道，別人都不知道的真理：我發現了一種不朽，有一種愛，如果想要獲得永遠的幸福就應該為別人活著。這些發現讓我感到震驚，因為它們竟然同基督教十分相似。於是，我停止探尋，準備到《福音書》中尋覓。但我沒找到太多東西，我不僅找不到神靈，也找不到救世主，更尋覓不到聖典，一無所有……但我依舊竭盡所能地去找呀找呀找呀。
我哭泣，我痛苦，我折磨自己，只為求得真理……就這樣，最終同我在一起的只有我的宗教。」[信的結尾處，托爾斯泰還補充道：「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假如沒有宗教，人類不僅會失去善良，而且也不會獲得幸福；與世界上的任何東西相比，我更願意掌握宗教。我認為，若沒有宗教，我的心將會枯竭。……然而，我並非沒有信仰。是生活讓我心中產生了宗教，並不是宗教創造了我的人生……此刻，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心開始枯竭，急需一種宗教。親愛的上帝一定會幫助我的。一定會有這一天的……我的領路人就是大自然，它將帶我走進宗教。每個人都有不用的未知路，而要搞清楚這些，只能到自己的內心去探索了。」
1853年11月，俄國向土耳其宣戰，戰爭即將爆發。此時的托爾斯泰先是被徵召到羅馬尼亞軍團，之後又去了克里米亞軍團，並且在1854年11月7日隨軍隊來到了塞瓦斯托波爾。他胸中燃燒著強烈的激情與愛國之情。在戰場上，他英勇善戰，盡職盡責，常常身處險境，特別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時，他三天中就有一天要在第四炮台輪值站崗。
連續幾個月裡，他都生活在一種無窮盡的緊張和戰慄之中，常常與死神碰面。此時此刻，他的宗教神秘主義又復活了。他經常同上帝交談。1855年4月，他在《日記》中寫下了一段禱文，中心思想是感謝上帝在他危險之時能夠保佑他，並且祈求上帝能繼續保佑著他，「以實現我還未瞭解的生命的永恆和光榮的目的……」生命的目的，並不是藝術，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這樣寫道：
「現在我已經被帶入到了一種偉大的思想領域之中，我感覺可以將我的整個生命奉獻給它，只為實現這一思想。這種思想的目的就是創建一種新的宗教，屬於基督的宗教，以便通過宗教將全人類團結在一起。」
這就是他晚年時的規劃。
可是，為了忘掉眼前的情景，他重新持筆，開始了寫作。在轟隆震天的炮聲中，他怎能集中精力創作他的《回憶錄》的第三部《青年》呢？可以說，這本書寫得十分凌亂，當然，這一點可以歸結於他寫作時惡劣的條件所致，或者是有時出現的略帶有司湯達式的層層剖析的一些抽像分析。[這種創作手法在其同一時期創作的《伐林》中也有體現。
]但他竟然可以冷靜而深刻地探索一個年輕人頭腦裡的模糊夢幻和思想，這博得了大眾的讚揚。作品對自己非常坦率。而且，有時在描寫春日的城市美景中，在懺悔的敘述中，以及為了突然想起的罪惡而奔向修道院的敘述中，充滿了多少清新的詩意啊！他書中的某些篇章洋溢著一種狂熱的泛神論調，有一種抒情美，其筆調令人很自然地想到《高加索紀事》來。例如，書中描寫夏夜的一幕：
「清亮的新月幽靜地照耀著大地上的一切。池水波光閃爍。一棵棵枝繁葉茂的老樺樹，在月光的照耀下，一面呈鋁白色，一面是重重樹影，遮蔽著灌木叢和大路。從池塘後面傳來了鵪鶉的叫聲。兩棵老樹的枝枝蔓蔓相觸時發出的沙沙聲。蚊蠅嗡嗡嗡地飛過，一隻蘋果墜落在枯樹葉上面。最終跳到平台石階上的青蛙，在一縷月光下綠綠的背部顯得十分閃亮……月亮繼續向上升，懸於晴朗的空中。池水顯得更加明亮。樹影也漸漸變得黝黑，明亮處則更加清亮……而我，一隻微不足道的小蟲子，已經被籠罩在人類所有熱情之中，但因為擁有巨大的愛的力量，所以此時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經融為了一體。」[出自《青年》第三十二章。
眼前的現實比以往的夢境更有力量，它迫使人們對它多加關注。正因如此，《青年》沒有寫完。而副連長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在防禦的屏障下，在槍林彈雨、轟隆作響的炮聲中，在他的連隊裡，觀察著倖存的人和垂死掙扎的人，然後將他們和他自己的種種焦慮悲涼，都敘述在《塞瓦斯托波爾紀事》之中。
關於他創作的三篇紀事文學：《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爾》、《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爾》、《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爾》，通常被人們拿來對比、評論。然而，它們之間其實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第二篇，無論在情操上，還是在藝術上，都有別於其他兩篇。其他兩篇均以愛國主義為主導，而第二篇裡提出了一種無法改變的真理。
據說，俄國皇后在閱讀了第一篇紀事文學之後，不禁流下眼淚，而沙皇則在讚歎之餘下令把它反譯成法文，並命令手下人將托爾斯泰帶離危險區。這很容易理解。書中充滿了愛國主義精神和戰爭情懷。剛剛入伍的托爾斯泰，仍然持有熱情，全身心地沐浴在愛國主義之中。在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者的身上，他並未窺見野心、自大以及任何卑鄙的情操。對於托爾斯泰來說，這是一首偉大的史詩，裡面出現的英雄「可以同希臘的英雄們相媲美」。另外，這些紀事文學中不存在絲毫想像的痕跡，也沒有毫無客觀表現的嘗試。漫步於城市中的托爾斯泰，用自己清醒的頭腦觀察著各種事物，但他的敘述方式顯得不夠灑脫：「你看……你走進去……你會注意到……」這是夾雜著對自然感官印象的長篇報道。
但是，第二篇《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爾》就截然不同。自卷首起，我們就可以讀到：
「成千上萬種人類的自尊心都在這裡相互碰撞，或者消失在死亡之中……」
接下來，還可以讀到：
「……因為人很多，所以虛榮也就很多……虛榮，虛榮，無處不在，即使在墳墓門前也是虛榮！這是世紀性的特殊病症……為什麼荷馬和莎士比亞喜歡大肆談論愛情、光榮和痛苦？為何我們這個世紀的文學都是虛榮者與趕時髦者的無聊故事呢？」
現在的紀事已不再是最初的簡單敘述，而是讓人類與情慾直接對決，把英雄主義下面隱藏的東西全部暴露出來。托爾斯泰利用自己犀利深邃的目光在戰友的心靈深處搜尋著，透過他們和托爾斯泰的心靈，他看到了驕傲、恐懼，看到了死到臨頭依舊上演著的人間喜劇。尤其是恐懼，被他明確指了出來，被他揭去了面紗，使其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這種無窮無盡的恐懼、揮之不去的畏死情緒，被他毫無顧忌，毫不憐惜地剖析。[在過了很長時間之後，托爾斯泰在同他的一位朋友捷涅羅莫談話過程中，提到了這種恐懼，說有一次，他在城牆邊的掩護所中提心吊膽地過了整整一夜。
]在塞瓦斯托波爾，托爾斯泰學會了如何拋卻所有的感傷，他輕蔑、不屑地指出，那是「一種泛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才能在其少年時期都展露出來了，有時甚至還帶有一絲病態，但它所達到的效果並不像描寫巴拉斯霍辛之死那麼尖銳、驚人。書中有整整兩頁都是用來描寫炮彈落下但未爆炸的那一刻，巴拉斯霍辛頭腦裡出現的一些念頭；他還用一頁的篇幅描寫炮彈爆炸之後，「一片彈片刺進他的胸膛，即將死去」的一剎那，他心中的想法。
彷彿戲劇中休息的樂隊一般，在戰場上，突然呈現出一片明媚的大自然景象，烏雲再也遮不住溫暖的陽光，在壯美的景色中，迴響著白晝的交響曲，雖然這裡是成千上萬個戰死的人的墓地。身為基督徒的托爾斯泰已經忘記自己在第一部作品中所表達的愛國情調，現在他在詛咒那場大逆不道的戰爭：
「這些人，這些基督徒，宣揚著愛與犧牲同樣偉大的法則，當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時，他們竟然不知道跪下懺悔。由於上帝在賜予他們生命的同時，還在每個人的心中投進了帶有恐懼死亡的情緒，以及對善與美的愛，可他們卻無法像兄弟一樣流著幸福歡樂的眼淚互相擁抱！」
在結束這部短篇小說時——其中慘痛的語調，是其他幾部作品中所沒有的——托爾斯泰突然有些疑惑。他這樣說是否合適？
「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可怕的疑惑，它壓抑著我。或許我不該把這些說出來，或許我要說的正是那些可惡的真理中的一個。其實，每個人的心靈之中都無意識地隱藏著一些真理，只是認為它們不該表達出來，免得帶來麻煩。就像酒糟一樣，千萬不能攪動，否則就會把酒弄壞。什麼是應該避免的罪惡？什麼是應當效仿的好事？誰是壞人？誰又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可大家也都是壞人……」
但他又自豪、鎮定地說：
「這篇小說中的主角，是我全身心熱愛著的，也是我極力想表現出他所有的美的人。他曾經是，現在是，甚至將來也是美的，這就是真實。」
《現代人》雜誌主編涅克拉索夫讀了這幾頁[這幾頁被書刊檢查處刪掉了。
]之後，便提筆給托爾斯泰寫信，信上說：
「您的作品是今日俄國社會最最需要的：真實，真理。從果戈裡逝世以後，俄國文學中真實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在我國，您為我們的藝術帶來的那份真實是嶄新的。可是有一件事令我擔心：我擔心的是時間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圍繞在我們身邊那些裝聾作啞的人會像對付我們那樣對待你，我還擔心他們會侵蝕您身上的精力，磨光您的銳氣。」
事實上，對此我們不必擔心。時間可以消磨常人的精力，但對於托爾斯泰來說，卻反而能增加他的精力。可是當祖國遭受困難、塞瓦斯托波爾陷落時，他也隨之陷入到一種痛苦、憐憫的情感之中，懊悔自己毫無顧忌的坦率。在第三篇紀事文學《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爾》中，在敘述因賭博而爭吵的軍官時，他突然停止了敘述，說道：
「盡快讓這場戲落幕吧。明天，或許就在今天，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將慷慨激昂地迎接死亡。在這些人的心靈深處，都蘊藏著一星星偉大的火花，那是使他們成為英雄的火花。」
當然，這種顧慮沒有絲毫削弱故事原有的真實色彩，但對於人物的選取上，已經清楚地顯示了作者的意圖。馬拉科夫的英雄事跡以及其悲壯的陷落，都通過兩個動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體現了出來。書中這兩個人物是兩兄弟，哥哥是科特茲塔爾夫上尉，同托爾斯泰有一絲相似之處[ 「他把自尊心看得像生命那樣重要，因為他看不到還有什麼可以選擇：一定要成為第一，不然就是自我毀滅……他喜歡同別人較量，喜歡自己取勝成為第一。」
]；弟弟瓦裡基亞是個旗手，生性膽怯但富有熱情，常常狂熱地自言自語，也愛夢想，總是無緣無故地流淚，但他那是溫情的淚，偶爾是怯懦的淚。剛到戰場時非常恐懼（像個小可憐一樣怕黑，躺在床上時都要把頭藏在大衣裡），常因孤獨和他人的冷漠而悶悶不樂，但是，每當莊嚴的時刻到來時，他總能高興地面對即將到來的危險。像弟弟這種人就屬於充滿詩意的少年人（如同《戰爭與和平》中的彼加，《襲擊》中的少尉），這樣的人心中充滿了愛，能夠欣喜地打仗，然後在戰場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故事裡，兄弟倆是同一天——最後一天守城時——戰死的。小說是在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怒吼中結束的：
「隊伍撤出了城。望著身後失守的塞瓦斯托波爾城，每一個士兵的心中都蘊涵著難以言表的悲苦。他們歎著氣，無奈地向敵人伸出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