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02年，在我寫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以前（這已經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的事情了），我並沒想過要寫一部關於音樂學方面的著作。當時，我正處在一個苦難騷亂的時期，深陷那場既可毀滅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風雨之中。無奈之下我逃了出來，離開了巴黎。
我來到童年夥伴的身邊，暫避了十天。而這個可以庇護我的人，就是那個在人生的戰鬥中，曾多次給我力量，支持過我的人——貝多芬。當我來到貝多芬的故鄉波恩時，我在那裡重新尋覓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往日的老朋友們。在科布倫茲，我從韋格勒夫婦孫子的身上，似乎又見到了他們夫妻倆的影子。在美因茲，我聽了一場由維恩加特納[ 菲利克斯·維恩加特納（1863—1942），也譯作菲利克斯·韋恩加特納。奧地利著名指揮家、作曲家、作家。
]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樂演奏會，後來我有機會與他單獨相對。我們在潮濕灰暗的四月，漫步於霧氣瀰漫的萊茵河畔。我們傾訴心曲，而我竟完完全全地被他那種痛苦、勇氣、歡樂與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他卻用他那強有力的手將我扶起，並且為我的新作《約翰·克利斯朵夫》洗禮。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勇敢地踏上返回巴黎的路。此時的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我與人生重新締約，並為上帝演唱了一首痊癒者的感恩曲。而這支感恩曲正是這本短小的書。它最初由《巴黎雜誌》發表，後由貝璣[ 貝璣（1873—1914），法國詩人、作家。本書中的《貝多芬傳》曾在他所主編的《半月刊》上刊載。
]再版。我絲毫沒想到這本小書會從一個狹小的友人圈裡傳出來。然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
很抱歉，我在這裡贅述了這些枝節。可是現在有一些人會從這支頌歌中尋找按照嚴格的史學方法創作的著作，所以我應該對此給予回答。有些時候，我會充當一個史學家。我在幾部書中對音樂學盡到了一定的義務，諸如在《亨德爾》和有關歌劇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貝多芬傳》絕非是為了學術研究而創作的，它是唱給受傷的心靈、窒息的心靈的一支鼓勵的歌。它復甦了，它振作了，而且它感謝救世主。有一點我很清楚，這個救世主被我改頭換面了，但所有的信仰與愛情的行為都是如此。我的《貝多芬傳》就是這種行為。
本書出版以後，人們爭相購買，使它交上了好運，這是出人意料的。因為那時候的法國，有數百萬理想主義者被壓迫，他們急切盼望著一個解放的吶喊。而他們卻從貝多芬的音樂裡聽到了它，於是紛紛找到他，懇求他。所有在那個時代倖存下來的人們，誰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這些音樂會就像是彌撒禱告時演唱著「天主羔羊」[ 「天主羔羊」，天主教彌撒曲的開頭。
]的教堂那樣受歡迎。沒有人會忘記那些注視著祭獻，並被啟示之光芒照耀著的痛苦不堪的臉龐！今天活著的人們與昨日的人們相距甚遠。（但他們是否會與明日的人們靠得更近一些？）在二十世紀頭幾年的這一代人中，不知有多少隊列被一掃而光：戰爭就是一個深淵，他們和他們最優秀的兒子都消失在這個深淵之中了。只有我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依稀保存著他們的形象。它出自一個孤獨者之手，竟毫無知覺地與他們相仿。而他們已從中認出了自己。
不幾天工夫，這本由一個無名者寫的小冊子，已經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書店裡走了出來，在讀者手中流傳開來。於是，它就不再是屬於我的了。
我把這本小書重新讀了一遍。儘管它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但是我也不想再做什麼改動了。因為它應該保留它的原始模樣，以及偉大一代的神聖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之際，我不僅要緬懷這一代，也要頌揚這位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貝多芬，紀念這位教會我們如何生、如何死的人。
羅曼·羅蘭
1927年3月
「一心向善，愛自由高於一切。哪怕是為了御座，也絕不能背叛真理。」[此語出自貝多芬1792年《手記》。
——貝多芬
他的身材矮小強壯，有著一副像運動員似的結實骨架，這就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年輕的時候，他有一張土紅色的寬大臉龐。可是到了老年，他的皮膚漸漸變得蠟黃，而且呈現一種病態。特別是在冬季。這是因為他長時間困在屋內，遠離田野。
他的前額隆起且寬廣，烏黑濃密的頭髮經常戧立著，似乎從未用梳子梳理過，就像「墨杜薩頭上的蛇發」[墨杜薩，也譯作美杜莎，希臘神話中的一個蛇發女妖，她的目光可以使人瞬間變化為石頭。
根據羅素1822年的記載，年幼的卡爾·采爾尼曾偶然間與貝多芬相遇。當時，貝多芬的鬍鬚很長，好像幾天都沒刮了，蓬頭垢面，身上穿著山羊毛織成的上衣和長褲。乍看時，還以為見到了魯濱孫。]。他的雙眼常常閃爍著一種神奇的光芒，使所有看到此種眼神的人都感到震懾。褐色悲壯的臉龐，配上經常放射出粗野光芒的眼睛，使很多人以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事實上，他的眼睛是藍灰色的。當他興奮或激憤時，兩隻雖小卻深陷的眼珠會突然變大，在他的眼眶裡滴溜溜地轉動，投射出他那帶有奇妙真理的所有思想。[據米勒醫生在1820年的記載：「他那美麗又富有表情的眼睛，具有溫柔嫵媚的目光，有時還是那麼的嚴厲、氣焰逼人。」
]有時，他也會向天空投去一抹憂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憂慮。
他的額頭寬大突起，臉形像獅面。在他那寬而短的鼻子下方，有一張輪廓相對細膩、秀氣的嘴，但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堅固，好像可以一口咬碎一個核桃。右下頦的一個深深的酒窩，使他的臉形顯得非常不對稱。英國鋼琴家莫捨勒斯[莫捨勒斯（1794—1870），英國鋼琴家，指揮家。1814年，經貝多芬同意，將歌劇《費德裡奧》改編為鋼琴曲。
]曾經說過：「他笑起來很甜，交談時，常帶著一種可愛且鼓舞人的神情。可是他的笑卻有些不對勁兒，並不討人喜歡，反而顯得有些粗野，而且笑聲很短。」——那是一個不習慣歡樂的人的笑。在他的臉上，常常籠罩著一片陰鬱，表現出「一種無法醫治的哀傷」。1825年，德國詩人勒斯托巴在談到當初看見「他溫柔的眼睛中蘊涵著極其痛苦的神情」時，勒斯托巴竭盡全力忍住不要流淚。一年後，當別萊恩·馮·布勞恩塔爾在一家小酒店遇到貝多芬時，見他坐在一個角落裡，抽著一支長煙斗，緊閉雙眼，這是他晚年時最常見的姿態，似乎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有時，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只是淒然一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小的談話本，然後用聾子特有的尖聲讓對方把想說的寫下來……
他有很豐富的面部表情，而這些表情又變化不定。有時，他會因為一個突如其來的靈感，即使是在大街上，那種表現也經常使他身邊的路人受到驚嚇。有時，他正彈琴，突然被人撞見，他的「面部肌肉會立刻隆起，青筋暴綻，凶狠的眼神格外嚇人；而他的嘴唇也會發抖，儼然一副被自己召來的魔鬼制伏的巫師的神態。」此時的貝多芬就像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人物，尤利烏斯·貝內迪克特則補充道：「像李爾王。」
1770年12月16日，在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閣樓上，路德維希·凡·貝多芬出生了。他原籍弗朗德勒，父親是個沒有才華又愛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親是個女僕，是一個廚師的女兒。母親最初嫁給了一個男僕，喪夫後改嫁給貝多芬的父親。
貝多芬的童年充滿了艱辛與苦難，他不像莫扎特那樣，擁有家人的呵護，感受家庭的溫情。對於貝多芬來說，人生從一開始，就向他展現了一幅淒慘且殘暴的戰鬥場景。父親努力地發掘他在音樂上的天賦，並將他當作一個神童炫耀。四歲時，父親就把他一連幾個小時地釘在琴鍵上，或給他一把小提琴，把他關在房間裡練習，繁重的學習壓得他透不過氣來。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貝多芬差一點就徹底放棄並厭惡藝術，所以有些時候，父親甚至要用暴力才能使他學習音樂。
年少時的貝多芬就開始為生計操心，他不得不要想方設法地掙錢來換取每日的麵包。十一歲時，他進入劇院樂團；十三歲時，當了管風琴手。1787年，十七歲的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親。「對我來說，母親是那麼善良仁慈，那麼值得愛戴，我最好的朋友！啊，當我呼喊著『媽媽』這個甜蜜的稱呼，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我是多麼的幸福啊！」[出自《貝多芬書信集》卷Ⅱ中的《致奧格斯堡沙德醫生的信》（1787年）。
]母親死於肺結核，貝多芬以為自己也染上了這個病，他常常覺得不適，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殘酷的憂鬱。[1816年，他曾這樣寫道：「沒有感受過死亡的人是個可憐蟲，而當我十五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感受到了。」
十七歲的貝多芬已經成為了一家之主，擔負著對兩個弟弟的教育責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劇院，讓酗酒成性的父親提前退休，因為他已經沒有能力支撐這個家了。劇院的人害怕父親拿到養老金後去揮霍，於是決定將錢交給他的兒子。這些悲慘的事情在他內心深處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印痕。貝多芬在波恩的一戶人家那裡找到了依靠，那是他始終珍視的布勒寧一家。他們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名叫埃萊奧諾雷·德·布勒寧，比貝多芬小兩歲。貝多芬常教她音樂，並同她一起學習詩歌，她成為了貝多芬童年時期的夥伴。也許，他們之間曾出現過一種溫柔的感情。後來埃萊奧諾雷嫁給了韋格勒醫生，夫婦二人都是貝多芬的好朋友，他和他們夫婦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恬靜的友情。這一點從他們與貝多芬之間的書信就能看得出來。當三個人都步入老年時，這份友情更加珍貴、動人，而他們的心靈也依舊如從前那樣年輕。
儘管貝多芬的童年十分悲慘，可是每當他回憶起童年以及童年住過的地方時，那份悲涼的情感中仍有一份溫馨。後來，他被迫離開波恩，來到維也納度過餘生。雖然身處大都市，他卻從未忘卻萊茵河谷。在那裡，有他稱之為「我們的父親河」的萊茵河，它那麼活躍，幾乎帶有人性。它像一個巨大的靈魂，使無數的思想和力量都匯入其中。在貝多芬眼中，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比親切的波恩更加美麗，更加威嚴，更加溫柔。因為有了萊茵河那溫柔而洶湧的河水，波恩的堤坡上濃蔭掩映、鮮花遍佈。在這裡，貝多芬度過了他的前二十年，並在此形成了他的少年心靈之夢。那一片片的草地好似懶洋洋的雲漂浮在水面上一般，霧氣籠罩著的白楊、矮樹叢和垂柳，以及果樹，把它們的根浸在既靜寂又湍急的水流中。還有那些村莊、教堂、墓地，都睜著好奇的眼睛靜靜地俯瞰著河岸。而在遠處，藍色的七峰山在天穹裡映出昏暗的身影，山上矗立著一座荒廢的古堡，形態瘦削而又十分古怪。貝多芬的心永遠牽繫著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夢想著能夠再看它一眼，「我的祖國，我出生的美麗的地方，在我看來，它與我離開它的時候一樣美麗，一樣明亮。」[出自1801年6月29日，貝多芬寫給韋格勒的信。
]可惜的是，他未能如願以償。
革命[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
]徹底爆發了，戰火席捲著整個歐洲，同時也燒到了貝多芬的心裡。當時的波恩大學成為了新思想的中心，貝多芬在1789年5月14日正式註冊入學，聽著名的厄洛熱·施奈德教授講德國文學，這位教授後來成為了萊茵省的檢察官。當巴士底獄被攻克的消息傳到波恩時，施奈德教授在課堂上朗誦了一首激情豪邁的詩[原詩開頭是：「專制統治的枷鎖已經徹底被擊碎……幸福的人民！……」
]，激起了同學們的熱情。第二年，施奈德發表了一部關於革命題材的詩集[其中有一首詩寫道：「蔑視狂熱的信仰，摧毀愚蠢的王權，為著人類而戰鬥……啊，這一切，沒有任何一個親王的奴僕能夠做到。這需要有自由的靈魂才能擔當重任，他們熱愛死亡勝於阿諛奉承，喜愛貧窮甚於做奴役……須知在這樣的靈魂之中，我並非最後一個。」
]。在眾多預訂者的名單中，還能看到貝多芬和布勒寧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戰爭[指歐洲各國因為干涉法國革命而引發的戰爭。
]蔓延到波恩，貝多芬無奈離開了家鄉前往音樂之都維也納。在去德意志的途中，貝多芬遇見了向法國挺進的黑森州[黑森州，為當時日耳曼三聯邦之一，後併入德意志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