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大家而言，第一次絕食並沒有什麼困難。只要減少或是停止日常活動就行了。讀者朋友們大概還記得，我在絕食期間只吃水果。但是在第二次絕食的後期，我非常難受。那時我還沒有完全領悟「羅摩那摩」的驚人效果，所以我忍受痛苦的實力也因此被削弱了，而且那時我還不懂得絕食的技巧，絕食期間應該多喝水，否則就會感到噁心。此外，因為第一次絕食很容易就做到了，導致我第二次絕食的時候粗心大意了。第一次絕食期間，我每天按庫赫尼的方法洗澡，可是第二次絕食期間，洗了兩三天澡後，我就不洗了，水喝得也很少，喝了之後就感到噁心。由於水喝得少，所以喉嚨很乾，身體也虛弱，最後的幾天裡，我只能用微弱的聲音講話了。儘管如此，我還能夠堅持每天口述寫作，每天讀《羅摩衍那》和其他經典。遇到緊急的事情時，我還有足夠的體力與大家進行討論並提出意見。
一百一十四應戈克利之召去倫敦
必須省略許多關於南非的回憶了。1914年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結束時，我接到戈克利的指示，要我經倫敦回國。於是我和嘉斯杜白、克倫巴赤便於7月間乘船前往倫敦。
在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期間，我就開始乘三等車船旅行了。所以這一趟買的也是三等艙的位子。不過這條航線的三等艙位與印度海岸的三等艙位以及印度國內的三等火車座位大不相同。印度車船的三等座位往往是位子不夠，睡鋪很少而且極不乾淨。可是這次去倫敦，船上的艙位不僅很多，而且很乾淨，輪船公司還特意提供了我們一些便利，給了我們一個專用的衛生間，因為我們吃素食，廚房特別為我們準備了水果和堅果。按常規，三等艙的旅客是吃不到水果和堅果的。就這樣，八天的旅程過得很舒服。
這次旅程中發生了一些值得記述的事情。克倫巴赤很喜歡望遠鏡，他有一兩個很值錢的望遠鏡。我們每天都要談論到這個問題。我竭力向他表達，帶這麼昂貴的望遠鏡與我們想要的簡樸生活的願望極不相符。有一次我們站在船艙邊舷窗下展開了熱烈的爭論。
「與其讓這些東西成為引起我們爭論的話題，不如把它們丟到海裡。」我說道。
「不喜歡的東西當然可以丟掉。」克倫巴赤先生說道。
「我指的是望遠鏡，」我說。
「我也是指它們。」他立刻答道。
於是我便把望遠鏡丟下海。它們的價值約為7英鎊，但是這個價錢比起克倫巴赤對它們的喜愛程度就少得多了。然而克倫巴赤並沒有因為捨棄了它們而後悔。
每天我們都用這樣的方法去學習一點新東西，因為我們都想遵循著真理的道路前行。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要克服憤怒、自私、憎恨等情緒，否則就不可能找到真理。一個被情感支配的人可能有良好的意圖，可能有真誠的言語，但他永遠也找不到真理。要成功地找到真理，就是要完全拋開愛與憎、福與禍的雙重束縛。
起程時，我才結束絕食沒多久，還沒有完全恢復體力，我常在甲板上走動，稍微地鍛煉一下，以便恢復胃口和促進消化。可是我感到雙腿酸痛，做不了運動。到倫敦的時候，情況比在南非時還糟糕。我在倫敦找到了齊弗拉茲·梅赫達醫生。我把絕食的事情和後來感覺到的不適症狀都告訴了他，他說：「如果你再不徹底地休息幾天，恐怕你的腿就廢了。」
這時我才懂得，一個長時間絕食的人，不能急著恢復體力，而且對飲食也要有所節制。要讓胃慢慢地恢復功能，停止絕食時也許比進行絕食時更需要小心節制。
船到了馬得拉，我們聽說世界大戰有可能隨時爆發。船進入英吉利海峽時，我們便得大戰已經爆發的消息。船停了好久，因為船要通過佈滿水雷的海峽是很困難的，整整用了兩天的時間才開到南安普敦。
8月4日宣佈開戰，我們於6日抵達倫敦。
一百一十五戰時我所做
一到倫敦便聽說戈克利因為健康問題去巴黎治療，現在卻被阻於巴黎了。巴黎和倫敦之間的交通已經中斷，不知道他何時才能回來。不見到他我是不會回國的，但是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倫敦。
那時我該做什麼呢？戰爭跟我有什麼關聯呢？當時有一位曾和我同獄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參與者索拉博吉·阿達加利亞正在倫敦學習法律。由於他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最堅定的參與者之一，所以被送去英國留學，以便獲得律師的資格以後回南非代替我的工作，他的學費由普蘭吉旺達斯·梅赫達醫生負責。通過他的介紹，我們和齊弗拉茲·梅赫達醫生以及當時留學英國的幾個印度人一起開了個會。大家商議之後，決定召開一個英國及愛爾蘭的印度僑民大會，我在大會上發言了。
我認為僑居在英國的印度人應當為戰爭做一點事情。英國學生已經去參軍了，印度人也不能落後。很多人反對這種主張。他們的觀點是：印度人和英國人有天淵之別，印度人是奴隸，而英國人是主人。奴隸怎能同主人合作？奴隸難道不該趁這個時候以求得自由嗎？當時我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我知道印度人和英國人的地位差別，但我並不覺得印度人已淪為奴隸。出現這樣的局面，是某些英國官員個人方面的失誤，問題不是出在英國制度方面。況且我們可以用愛來感化對方。如果通過合作能提高我們的地位，那我們便應該在他們急需幫助時主動支持他們。雖然現存制度是不完善的，但並不是不可忍受的，今天我的認識依然如此。如果我對那種制度沒有了信心，因而拒絕同英國政府合作，那麼當時我的那些朋友不但會對制度喪失信心，對官員們也不會有好感。
那些持反對意見的朋友們，認為那時正好可以大膽地向英國提出印度人的要求以改善印度人的地位。
我認為最好不要在這個時候乘英國之危，在戰爭期間不威脅他們是更恰當、更有遠見的做法。於是我堅持我的看法，號召大家組成一支志願服務隊。很多人響應這個號召，幾乎各省和信奉各宗教的人都有代表。
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克立威勳爵，告訴他這件事，表示我們願意受訓以承擔醫療救護工作。
克立威勳爵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後，接受了我們的要求，並對我們肯在危難關頭給予英國援助表示感謝。
志願人員開始在著名的康特利爾醫生的指導下進行看護傷兵的基本訓練，六周的時間雖短，卻也全部學完了初步的課程。
我們這一班共有八十多人，六周後進行考試，只有一人不及格。此時政府給我們安排了軍事上的和其他訓練，這項工作由貝克上校負責。
戰時的倫敦情況良好。大家沒有驚慌失措，都忙著為自己的國家盡力做一點事。強壯的成年人開始受訓入伍，老弱病殘和婦女們可以做什麼呢？如果他們願意的話，能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她們可以做衣服、為傷員包紮傷口等。
當時有一個婦女俱樂部盡最大的努力為士兵們做了很多衣服。沙瑞珍尼·奈都女士就是這個俱樂部的一員，她全心全意地投入這項工作。我第一次見她時，她把一大堆裁好的衣服交給我，讓我設法縫製好後再給她。我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在接受看護訓練期間，我和朋友們縫製了許多衣服。
一百一十六精神上的難關
我們為戰爭服務的消息傳到南非後，我便收到了兩封電報。其中一封是波拉克先生發來的，他責問我現在的行動該如何與「非暴力」的信仰保持一致。
我早預感到了這些質問，我曾在自己主編的《印度自治》上討論過這個問題，在南非也常與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大家都承認戰爭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想殺害我的敵人的話，就更不該參加戰爭，尤其是當我知道這場戰爭毫無正義可言或是並不清楚這場戰爭的原因及其意義時。當然朋友們都知道我曾參加過波耳戰爭，他們以為我的觀點從那時起就已經改變了。
其實促使我參加英國的戰爭與我當年參加波耳戰爭的理由是一樣的。我非常清楚，參加戰爭與「非暴力」水火不相容。但是一個人常會搞不清自己的職責，而一個追求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於黑暗中探索。
「非暴力」是一個廣泛的概念。而當突發的災難來臨時，我們都是無助的凡人。俗話說生生不息，這句話有很深的寓意。人類無法避免對外界的殺戮，無論是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地，否則就無法生存。人的衣食住行必然包含著某種殺戮，即對生命的摧殘，哪怕是多麼微小的生命。因此，信仰「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動都是源於憐憫，只要他盡力避免對於微小的生命的摧殘，並想方設法拯救他們，那他就能從可怕的樊籠中解脫，並增強他自制的能力和慈悲的同情心，但他不可能完全做到不殺生。
同理，「非暴力」的原則是維持所有生命的統一，一個人的錯誤會影響到其他人，所以一個人不可能完全做到不殺生。只要他依然是社會中的一員，就會不可避免地捲入社會本身為存在而進行的殺戮中。一旦兩國之間出現了戰爭，一個信仰「非暴力」的人的職責就是阻止戰爭。但事實上，一個人是無法承擔這種責任的，也是沒有力量、沒有資格抗拒戰爭的，他能做的就是參加戰爭，同時竭盡全力把他自己、他的祖國和整個世界從戰爭的傷害中解救出來。
我早希望依靠英帝國來改善我和印度人民的地位。我在英國時，得到了英國艦隊的保護，在其武裝力量下獲得了安全，我已經直接進入其潛在的暴力。所以倘若我想要保持我同帝國的關係，繼續在它的旗幟下生活，我只有三條道路可選：公開抗拒戰爭，按照非暴力不合作的法則，抵制帝國的軍事策略，直到它改變其軍事策略為止；不服從法律而因不文明的罪名入獄；站在帝國這一邊，參加戰爭，從而獲得抵抗暴力戰爭的能力。我正缺少這種能力，所以除了為戰爭服務之外，再沒其他辦法。
從「非暴力」的角度看，我認為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沒有不同。凡是自願加入匪幫的人，無論他是負責搬東西，還是負責警戒，還是負責看護傷員，他犯的罪其實和土匪們都一樣。同理，在戰爭中負責看護傷兵的人，也不能逃避戰爭的責任。
接到波拉克的電報前，我已經對這件事情做了全面的考慮，一接到他的電報，又和幾個朋友了討論這件事，結論是我有責任參加戰爭。直到今天，我感覺不到我的想法哪裡不對，也不後悔當時採取的行動，因為我到現在還堅持認為應該加強同英國人的聯繫。
我也清楚不可能說服所有的朋友都贊成我的立場。這個問題非常微妙，它允許各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就向那些信仰「非暴力」的人和那些認真生活的人作盡可能清楚的說明。一個追求真理的人應當尊重習慣，永遠保持謙遜的態度，知錯就改，無論付出多少代價都要改。
一百一十七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雖然我就這樣帶著一種責任感參加了戰爭，可是我不僅沒能直接參加戰爭，事實上在緊要關頭時，我還被迫展開了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我說過我們的名單一經批准後便有長官負責我們的軍事訓練事宜。我們覺得這位長官只負責技術上的事務，我則直接負責內部紀律等事務，長官要通過我來管理隊伍。可是這位長官從一開始就讓我們打消了這種想法。
索拉博吉·阿達加利亞先生為人機靈，他警告我：「要當心這個人，他像是存心要來當我們的主人呢，我們可千萬別聽他的。我們原本準備把他當做導師，但是他任命的那些年輕人自以為是我們的上司，不斷地命令我們。」
這些年輕人都是牛津大學的學生，他們是被派來訓練我們的，這位長官派他們來當我們的小隊長。
我當然也看出了這位長官的粗暴，但是我還是勸索拉博吉不要著急，讓他平靜。不過他並不是一個輕易被說服的人。
「你太相信他們了，這些傢伙會欺騙你的，到了你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時，你就會讓我們進行非暴力不合作了，那你又要很難過了，我們也會同你一起難過。」他笑著說。
「既然你決定與我同甘共苦，那麼除了難過之外，你還指望什麼呢？」我說，「一個非暴力不合作者是天生要被欺負的。就讓那個長官欺負我們吧，我不是無數次地告訴你，欺人者終歸是自欺嗎，你忘了嗎？」
索拉博吉大笑道：「那好吧，就讓我們繼續被人欺負吧。總有一天你會死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上面，後面還拖著像我這樣的可憐人。」
這些話讓我想起了伊彌麗·賀布豪斯小姐（現已故）寫給我的一封信：「若是有一天你為了真理而走上斷頭台，我一點也不會感覺奇怪。願神靈為你指示正確的道路，並保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