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傳 第33章 我體驗真理的故事之三 (8)
    通常我把一天的時間分為兩半:一半時間是為了南非的工作而四處拜訪加爾各答的名人,一半時間用來參觀和研究當地的宗教和公共團體。一次我在由穆立克博士主持的會上作演講,內容是介紹波耳戰爭中印度救護隊的工作。我與《英吉利人報》曾有過交情,這對於我現在的工作也很有幫助。當時報紙的主編宋達斯先生正在生病,但是他還是像1896年那樣,給了我莫大的幫助。戈克利非常欣賞我這回的發言,他聽說羅伊醫生也頗為賞識我的演講時,非常高興。

    與戈克利同住使我在加爾各答的工作進展得非常順利,使我有機會與孟加拉最有名的家族往來,並且這也是我與孟加拉密切接觸的開端。

    在這令人懷念的一個月中,發生過的很多事情我必須從略不談了。我再簡單地提一下我匆匆到緬甸遊玩的情形以及那裡僧侶的情況。那裡的僧侶昏昏沉沉、渾渾噩噩的樣子,看後令人心裡非常難過。我參觀了大金塔。我很不喜歡當地神廟裡點著的許多小蠟燭,而且聖殿內還有成群竄行的老鼠,這讓我想起了史華密·達衍納德在摩爾維的經歷。緬甸婦女的自由和活力非常可愛,但那裡男人的好逸惡勞令人痛心。在這短暫的逗留期間,我能看出來仰光並不能代表緬甸,就像孟買不能代表印度一樣。在印度,我們已經變成英國商人的經紀人,而在緬甸,我們竟和英國商人聯合起來把緬甸人變成了我們的經紀人。

    從緬甸回來後,我便與戈克利告別了。這次別離令人非常不捨,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確切地說,在加爾各答的工作已經結束了,沒有必要再住下去了。以前我就想過,在回國定居之前要乘三等火車遊遍印度,親身體驗一下三等車廂旅客的痛苦。我把這個想法說給戈克利聽,起初他認為我的想法很可笑,不過當聽完我說明意圖後他卻欣然贊成了。我打算先去貝納勒斯拜望正在病中的貝桑特夫人。要乘三等車旅行,就需要重新給自己配齊裝備。戈克利送給我一個金屬做的的餐盒,裡面裝滿了甜點心和油餅。我用了12安那買了一個帆布袋,還買了一件恰亞(Ohhaya)[波爾班達邦的一個地方,以生產粗羊毛織品聞名。

    ]羊毛長外衣。帆布袋裡只裝了這件外衣、還有一條「拖蒂」、一條毛巾和一件襯衫。我還隨身帶了一條小得剛夠自己蓋的毯子和一隻水罐。做好一切準備後,我便出發了。戈克利和羅伊醫生到車站來送行,我本來跟他們說別麻煩來這一趟了,可是他們堅持要送。「如果你是坐頭等車走,我就不過來送行了,但是現在一定要送一送。」戈克利對我說。

    戈克利進車站月台時,沒有人阻擋他。他戴著絲綢頭巾,穿夾克短外衣和「拖蒂」。羅伊醫生穿的是孟加拉服裝,他就被查票員擋住了,戈克利向他們說明這是他的朋友以後,便被放行了。就這樣,我帶著他們的良好祝願,踏上了旅途。

    七十四在貝納勒斯

    這次旅行起點是加爾各答,終點是拉奇科特,我打算途中只在貝納勒斯、阿格拉、齋埔和巴蘭埔稍作停留。除此之外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去其他地方了。在每個城市我都只停留一天,而且像普通香客一樣住在福捨(Dharmashalas)[香客免費休息的地方。

    ],只有在巴蘭埔是個例外。印象中我這一趟旅行消費不過31盧比(包括車費)。

    坐三等車旅行時,我多半是選擇坐普通車而不是郵車,因為我知道郵車不僅是擁擠,車費也很貴。現在的三等車廂仍然很骯髒,廁所也糟糕,和當年沒有大的區別。也許只是稍微改善了一點兒,但是頭等車和三等車的設備懸殊仍然很大,比起兩者在車票上的差價來,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車的旅客得到的是對羊群的待遇,所以他們得到的舒適感也就是羊群的舒適感。在歐洲時我也總坐三等車——僅有一次是坐頭等車,是為了看看那裡究竟如何。但是我注意到頭等車廂和三等車廂的懸殊並沒有我國的這麼大。而在南非,三等車上的乘客大多是黑人,可是也比我們舒適得多。南非某些地方的三等車廂甚至還有臥鋪和有彈簧的座位,此外位子也是有限額的,這樣就可以避免出現過分擁擠的情況,而在國內,我發現乘客的數量總是超過正常的限額。

    鐵路部門對三等車乘客的舒適感是漠不關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就很髒,衛生習慣不好,對於一個愛乾淨的三等車旅客而言,坐在三等車廂裡絕對是一種巨大的考驗。他們普遍亂扔垃圾、隨時隨地抽煙、大嚼檳榔葉子和煙葉,把整個車廂當成大痰盂,又吵又鬧,還說髒話,絲毫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我發現1902年時坐三等車的體驗和1915—1919年時坐三等車的體驗並沒有差別。

    面對這種惡劣的處境,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個補救的方法——通過讓那些受過教育的人都去坐三等車,以改正人們的不良習慣,而且不能讓鐵路部門閒著沒事做,當我們有需要時便要提意見,切勿只為自己舒適就賄賂或採用任何不正當的手段,不能要聽任任何有關人士犯規。我相信如果這樣做,會大大改進現狀。

    我在1918—1919年間生了一場大病,迫使我不得不放棄乘坐三等車旅行,這是一件一直令我既難過又慚愧的事情,特別是正處於為三等車乘客解決困難的宣傳工作已經有所進展時,我卻不能繼續旅行。那些貧苦的鐵路和輪船乘客的苦痛,卻因為他們自己的不良習慣而加深了,而政府又給予對外貿易過多的便利,還有諸如此類的事情所造成這些嚴重的問題,是值得一兩個有膽識、有毅力的人將其當做終生事業來進行改革的。

    關於三等車乘客的問題我就說到這裡了,現在我想說一說我在貝納勒斯的經歷。早晨到達那裡後,我決定到一個有「潘達」(Panda)[婆羅門僧侶,也是聖地的嚮導。

    ]的地方住下,一下車,便有無數的婆羅門圍上來,我在他們當中找到了一位最乾淨而且給我很好印象的人。事實後來證明了我的這個選擇是對的。他的院子裡養了一頭母牛,屋子有兩層,我就住在樓上。按照傳統的規矩,在我去恆河沐浴前是不能吃任何食物的。這位「潘達」便開始忙著為我張羅起來。我預先跟他說好最多只能給得起他1盧比4安那的小費,請在幫我準備東西時記住這一點。

    這位「潘達」當然明白了。「無論香客是富人還是窮人,」他說道,「我們都提供同樣的服務。而且我們收取小費的多寡也是完全視香客的心意及能力而定。」我倒沒有感覺到這位「潘達」對我的接待有何不周之處。「普佳」(Puja)[意思是指拜神。

    ]在12點鐘時結束,然後我便去迦屍的毗濕奴神廟參拜。在那裡所遇見的事令人極為痛心。我於1891年在孟買當律師的時候曾去普羅坦納社的禮堂上聽過一次關於「去迦屍進香」的演講。所以我在思想上已不抱奢望。只是不料失望比我所想像的要大很多。

    通往神廟的小巷又狹又滑,很吵,有很多蒼蠅,再加上賣貨人同香客們嘈雜的聲音令人很不舒服。本來人們來這裡是為了找到冥想和神遊的氣氛,顯然這裡沒有這種氣氛。其實只有從自己的內心去找才能找到。我也的確看過虔誠的人們完全處於冥想之中,絲毫意識不到周圍的喧囂。然而在這方面實在是無法信任寺廟當事人。僧侶們有責任在寺廟內外創造並維持這種純潔、恬靜的氣氛,既包括肉體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然而我感覺不到這種氣氛,這裡只是狡猾的小商人們販賣甜點心和玩具的市場。

    一到寺廟門口,便有人獻給我一捆已經凋謝的花。寺廟的地面是由精緻的大理石鋪成的,可卻被這些不懂美學的善男信女們弄碎了,他們捐錢造了一隻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納—伐辟」(知識之井),想找一找神靈的蹤跡,但沒有找到。因此我的心情不太好。「旃納—伐辟」四周的環境也非常髒。我沒有心情行施小費,所以只拿出了一個銅板。負責的「潘達」生氣了,他扔掉了那個銅板,並咒罵我:「對我的侮辱會把你一直打入地獄裡。」

    我倒沒有因此而不安,「王爺,」我說,「不管我的運氣如何,你這一階級的人是不應該說這種話的。你要麼就拿走這個銅板,不然你一個也拿不到哩。」

    「滾開,」他答道,「我不在乎你的一個銅板。」接著便是一連串的咒罵。我撿起那個銅板就走了,心裡正得意著我少花了一個銅板,然而這位王爺並不甘心失去那一個銅板。他又把我叫回去:「好吧,留下那個銅板,我不和你計較。如果不收下,對你也不好。」

    我一聲不響地把那個銅板又給了他,歎了一口氣後走開了。此後我又去過迦屍神廟兩次,但那是在我已為「瑪哈德瑪」(Mahatma)[「瑪哈德瑪」意指偉大的靈魂,或可翻譯為聖雄——是印度人對甘地的尊稱。

    ]的稱號苦惱以後的事了,像上面所說的那樣的經歷不會再有了。人們急於要參拜我,就不讓我去參拜那座神廟了。當「瑪哈德瑪」的苦惱,只有「瑪哈德瑪」自己才知道,至今那裡的那種骯髒和喧囂還是依然如故。

    如果有人對神靈的大慈大悲有疑問的話,請到這些聖地來看看吧。人們將虛偽和叛教都歸罪於瑜伽派的神祇,可這帶給他神聖的名字多少屈辱?他早就說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個訓誡。

    「羯摩」的法則是亙古不移的,也是無法逃避的,所以實在無須操心。他立下了這個法則後,便休閒地離去了。參拜過這座神廟後,我便等待著貝桑特夫人的接見。我知道她大病初癒,於是遞上名帖,她立即出來見我了。因為我求見她只是想問候一下,我便說:「聽說您身體欠適。我就是前來問候問候,您雖然身體不舒服,卻還是出來接見了我,非常感激您的深情厚誼。我不佔用您更多的時間了。」

    講完這些,我便向她告辭了。

    七十五定居孟買

    戈克利非常急切地希望我在孟買定居,一邊當律師,一邊幫助他開展公眾工作。當時的公眾工作主要是指國民大會黨的工作,而他負責的主要工作便是大會的行政管理。

    我喜歡戈克利的建議,但是對我自己能否當好律師卻缺乏信心。過去的那些失敗的、不愉快的經驗仍記憶猶新,而對於使用諂媚手段獲取業務的方式,我仍然深惡痛絕,就像憎惡毒藥一樣。

    於是我決定還是先在拉奇科特開展業務。柯華爾朗·馬福濟·達維還在那兒,他向來對我寄予厚望,就是他力勸我去英國留學的。他馬上交給我三個案子。其中有兩個是要去卡提亞華政治監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裡上訴,另外一個是嘉姆納伽的舊案。最後那個案子相當重要。我對他說我對這個案子的勝訴沒有把握。柯華爾朗·達維大聲說道:「無論是勝訴還是敗訴,都與你無關,只要你盡力去做就行了,我自然會幫助你。」

    對方的律師是沙瑪茲先生(現已故)。我準備得非常充分。倒不是我精通印度法律,而是達維先生給予我非常明確的指示。去南非以前我就曾聽朋友們說過,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對見證法是瞭然於心,而他成功的秘訣正在此。我把這一點一直牢記在心裡,在赴南非途中,我曾對印度見證法及其評注進行了認真深入的研究。當然除此以外,我在南非所獲得的從業經驗,也對現在的工作很有幫助。

    後來,我贏得了這場官司,也增強了自信。至於那兩起上訴的案件,我本來就不擔心,都勝訴了。所有這一切激起了我的希望:即使在孟買開業,我也未必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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