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我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到歐洲訪問的時候，曾到英國各大學去演講，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來往，談話的時候，感到他們對中國是在嚮往，或者是不知不覺地在嚮往。在英國艾丁堡大學校長舉行的午餐招待會上，有一位文學教授坐在我旁邊，他問我的專業是什嗎？又說客人名單上介紹你是一位兒童文學家，我說我寫過兒童文學作品，不過寫不好。他說，你們那兒的兒童文學是怎樣寫法的，我說也沒有特別新的寫法，不過我們明確地知道我們創作的目的，是希望把我們的兒童培養成一個更誠實、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用我們最熟悉的一句話來說，就是把他們培養成革命和建設的接班人。他說，在我們英國正相反，真叫人憤慨，現在我們報紙上好多連載的滑稽畫，彷彿總是想盡辦法使兒童變成一個壓迫人、剝削人的人。
比方說，有一段滑稽畫上說，有一個孩子，他母親給他一毛錢，叫他在院子裡推草，孩子就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拿五分錢去買了一根冰棍，拿另外五分錢去雇一個鄰居的孩子來推草，當那個鄰居的孩子在推草的時候，他就坐在蔭涼的地方吃冰棍。這個滑稽畫的題目叫「聰明的亨利」。看去好像是笑話，其實就是對孩子說，凡是會剝削人的、會欺騙人的孩子是有辦法的。這不過是危害性比較小的一段，你看我們該怎麼辦？這裡幾乎每天都有一些家長、老師，給日報滑稽畫欄，或是兒童書籍出版社提出書面意見，但是都沒有用。你們是用什麼辦法來清除這些壞東西，而獎勵作家寫那些好的東西的？我說，我們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政府和社會上各方面的人一起來辦這件事情的。他沉思地說，是呀，政府跟人民在一起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呵！底下他就不再說什麼了。
我想兒童文學能不能健康地發展，有害的兒童書畫能不能禁止，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對於如何培養新的一代人，他們就感到沒有辦法。還有一次，幾位英國議員請我們在議會裡喝茶，有一位女議員陪我談話。我問她現在她們議會裡辯論什麼問題，她說，辯論的是禁娼問題，我們多次要求男議員們跟我們合作，但是始終通不過這個議案。我們只能做到這個地步，就是禁止娼妓公開地在街上拉客。你們中國人大的女代表們是怎樣得到男代表的合作來禁娼的？我說，據我所知，在有人民大會以前，我們已經沒有娼妓了。自從解放以後，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婦女，已經得到解放，翻了身，在我們國家裡，男子和婦女在一起，政府和人民在一起，把凡是有害的東西都清除掉了。她聽了以後很感歎。她說，我想政權在什麼人手裡還是很重要的。在我們與國際友人接觸的談話中，像這種故事還多得很。在此我不細說了。
由於參加國際活動所得到的感受，我寫過一些文章，《尼羅河上的春天》就是其中的一篇，這篇文章是怎樣寫出來的呢？原來我們出國的代表團，回來以後都有一個正式的報告，這是公開的，給大家看的東西。但是我們代表團的每一個成員，也都有自己的感受，在這篇文章裡，我想通過一段故事來描寫一個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結合在一起搞革命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毛主席老早就教導我們說，知識分子不與工農在一起，必將一事無成。但是知識分子，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知識分子，很難一下子做到這一點。我這裡提的兩位日本女作家，都實有其人，只不過把她倆的名字換過罷了。那位名叫「秀子」的，我是從頭一次亞非作家會議起就和她相識，這位女作家是寫散文、寫評論的。我想秀子去蘇聯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第一次亞非作家會議在這裡開會）的目的，不是專為開會，多半是為旅行遊覽。對於會議討論的內容並不怎樣關心。第二次就是亞非作家東京緊急會議，她還是日本代表團之一員。
這次她參加會議的次數就多了。那一次亞非作家會議開得很成功，非洲作家去日本開會，在日本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日本的知識分子自從明治維新以後，大都面向西方，對中國就不大注意（在唐朝時受過中國的影響，對中國還是很好的），至於對朝鮮、越南根本不注意，非洲就更不在話下，他們對非洲人簡直就是看不起。但是在這一次大會上，非洲代表們講的話，就像一聲驚雷似的，使他們受了震動。第三次亞非作家會議是在阿聯首都開羅召開的（這次會議，其實是正式的第二次會議）。秀子也去了，她表現很好，很積極。我倆被分在一組（文化交流組），這個組雖然跟政治組等不一樣，但還是有鬥爭，而且鬥爭得很激烈。秀子平常是不大發言的，這天她卻站起來講話。她說：我們日本代表團支持中國代表團的意見，我們絕不退後一步。這時候，我真激動極了。我想別人起來講這話並不奇怪，而秀子來講，表明她的進步的確很大。因此我就寫了這篇《尼羅河上的春天》，文章的內容，有的是事實，有的不是事實，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我可以講一講。
在阿聯開會的時候，我們同蘇聯、還有一些非洲的代表們住在一個旅館裡，日本和其他國家的代表住在另外一個旅館裡，我們住的旅館是比較近代化的，洗澡水很熱，日本代表住的旅館，可能正在修理（原因不大清楚），洗澡水不熱。有一次，在開會的休息時間內我和秀子還有一位日本女代表和子談話，她們說，那天下午她們要到一位日本朋友家去洗澡。我說，我們旅館裡的水很熱，到我們那裡去洗吧。那天下午她們洗完澡，吃過茶點，匆匆地就走了，我發現秀子丟下一塊手巾，白色的，四邊有幾朵紅花，這是事實。在她倆洗澡的前後，我們還談過不少的話，有的話我寫在文章裡面了。
這篇文章是經過怎樣的佈局和剪裁的呢？這篇文章開頭的一句說：「通向涼台上的是兩大扇玻璃的落地窗戶，金色的朝陽，直射了進來。」這個描寫就與事實不符。我住的房間朝西，不是朝東，而且她們來洗澡的時間是下午，不是早晨。那麼，我為什麼把我的窗戶搬過來朝了東的呢？因為朝西就跟我寫的那篇文章的氣氛不合，我不要它朝西。如果朝西的話，那麼射進屋裡來的就是夕陽，不是朝陽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窗戶朝了東。我這樣做，只要不影響下面寫的事實，讀者是不會提出抗議的，而且讀者也無從提出抗議，因為他沒有到我住的旅館去過。還有，我們住的旅館不在尼羅河邊上，是在新城和舊城之中，但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參加亞非國家團結會議的時候，住過尼羅河旁邊的旅館。所以我能夠描寫出從尼羅河旁邊的旅館窗戶裡看到的景物。在這篇文章的倒數第四段裡這樣寫著：
遠遠的比金字塔還高的開羅塔，像細瓷燒成似的，玲瓏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霧之中；尼羅河水閃著萬點銀光，歡暢地橫流著過去；河的兩岸，幾座高樓尖頂的長桿上，面面旗幟都展開著，嘩嘩地飄向西方，遍地的東風吹起了！
我為什麼以「尼羅河上的春天」作題目呢？因為會議是在開羅開的，在開羅開會，要是不寫尼羅河的話，不拿尼羅河做背景的話，那是個遺憾，所以我又把尼羅河搬來放在我的窗戶前面了。在這一段的頭一句裡，我為什麼說「遠遠的比金字塔還高的開羅塔」呢？「開羅塔」是我頭一次去開羅以後才蓋起來的，「金字塔」大家都知道，一提埃及，誰都知道有「金字塔」。「開羅塔」比「金字塔」還高約十幾米。我為什麼提這座塔呢？第一，這座塔很好看，就像細瓷雕的一樣；第二，「金字塔」是個老塔，「開羅塔」是新的，放進新的開羅塔說明我寫的尼羅河畔不是從前的尼羅河畔，而是充滿了新的氣氛——亞非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的氣氛。至於那塊手巾，我想了半天，是放進去呢，還是不放進去，後來我還是放進去了。為什嗎？就是注重在最後那一段：
回來我把床頭的電燈關上，在整理茶具的時候，發現一塊繡著幾朵小紅花的手絹，掉在椅邊地上，那是秀子剛才拿來擦汗的。把紅花一朵一朵地繡到一塊雪白的手絹上，不是一時半刻的活計呵！我俯下去拾了起來，不自覺地把這塊微微潤濕的手絹，緊緊地壓在胸前。
特別是注重在這一段的最後一句。其實手巾上的小紅花不一定是她繡的，很可能這塊手絹是買來的。但是我想，知識分子一步一步地跟人民走在一起，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要不是有這種感情的話，我何必把這麼一塊小手巾，「緊緊地壓在胸前」呢！這種感情，是在我聽到秀子站起來說「我們日本代表團絕不後退一步」的時候產生的，我真想把她緊緊地壓在胸前。如前所說，寫在這篇文章裡的事情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假的是可以容許的，因為我不願意寫帶有「夕陽」氣氛的文章。
第二個問題：寫散文必須注意的主要問題是什嗎？
散文，為什麼叫散文？不是因為它「散」。據我瞭解，散文不是韻文，不是每句和每幾句都押上韻，也不是駢文，像什麼「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儘是他鄉之客」。這種文章是駢文，兩個句子是對起來的。散文既不是韻文，又不是駢文，所以叫它做散文。我們中國有悠久的散文傳統，而體裁非常多，寫得非常好，別的國家就不然。記得印度作家泰戈爾給他朋友的信裡說：我很喜歡詩，因為詩像一條小河，被兩岸夾住，岸上有樹林、鄉村……走過兩岸的時候，風景各有不同，容易寫，而且能夠寫得好。他認為格律就是詩的兩岸，把詩意限定住了，使它流的時候流得曲折，流得美。散文像什麼呢？散文就像漲大水時候的沼澤兩岸被淹沒了，一片散漫。散文又像一口袋沙子，拉不攏，又很難提起來。如果叫我寫一首詩，我感到是一種快樂，如果叫我寫一篇散文，那對我就是痛苦。但是他不知道，他的這封信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國散文的體裁最多，而且寫得最好。好在哪裡呢？好就好在它簡練、不散，能夠把散文寫緊。有什麼辦法寫得簡練，怎樣才能寫得簡練呢？據我的體會：１你得有個中心思想。
你明確地知道你要寫什麼，不像從前在學校作文，題目是老師出的，你根本不太懂，頭一句先寫上「人生在世」，底下再談吧！這樣寫，那真是所謂「散漫」的散文了；２要有剪裁。散文就怕囉哩囉唆地沒話找話說，我們中國人有句話最好「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寫散文就應該這樣。寫文章不是為寫文章，而是為了要表達你的思想感情。現在我再講一講我寫的《一隻木屐》。這一隻木屐在我腦海裡漂了十五年，我一直沒有把它寫出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寫，因為我抓不著中心思想。這件事情發生在十幾年以前，當時的情況也不是像我在這篇文章裡所敘述的那樣，就是說看到這一隻木屐的不只我一個人，我從日本回國的時候，我和我的兩個女兒都在船邊上，是我小女兒先看見的，她說：「娘！你看，嘎達。」（嘎達就是木屐的聲音）我的小女兒到日本的時候只有九歲，她非常喜歡這個東西，因為小孩子都喜歡光腳，在日本一進門就像中國人上炕一樣，脫了鞋到「榻榻米」上來，可以非常自由地翻來滾去地玩，一下地就穿上嘎達。在她臥房的窗台上，就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玩具嘎達。
當她指出一隻木屐在海水裡漂來漂去的時候，這本來是件小事情，但是我總是忘不了，我常常問自己，為什麼對這個東西常常懷念？我抓不住中心思想。有一次，我幾乎要把它寫出來了，寫成詩，但又覺得不對，它不是詩的情緒，怪得很！這裡順便談談取材問題，我感到寫文章的人應該做個多面手，應該什麼都來，不管它寫得好不好，應該試試。的確有時詩的素材跟散文的素材不同，散文的素材跟小說的不同，小說的素材又跟戲曲的不同。我想把「嘎達」寫成詩！但寫不出來，我就老放著，不是放在紙上，而是放在腦子裡。
一直等到去年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二十週年的時候，我在一個座談會上談到我在東京時候常常失眠的情景，就忽然想起，這只木屐為什麼對我有那麼深的印象，因為我在東京失眠的時候總聽到木屐的聲音，那就是無數日本勞動人民從我窗戶前走過的聲音，也正是有著這聲音的日本勞動者的腳步，給我踏出了一條光明的思路來！因此在我離開日本的時候，我對海上的那只木屐忽然發生了感情，不然的話，碼頭上什麼都有，果皮、桶蓋……為什麼這只木屐會在我腦中留下那麼深的印象呢？最後，我把我的中心思想定下來，定下以後，我想從我的女兒怎樣喜歡木屐開始，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寫，但是我後來感到這樣寫沒意思。因為我的失眠跟我女兒沒有關係，她喜歡光腳也跟我喜歡木屐沒有關係，所以我就寫我一個人看到了這只木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