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離開煙台以前，白馬死了。我們把它埋在東山腳下。我有時還在它的墓上獻些鮮花，反正我們花園裡有的是花。從此我們再也不騎馬了。
父親還教我打槍，但我背的是一桿鳥槍。槍彈只有綠豆那麼大。母親不讓我向動物瞄準，只許我打樹葉或樹上的紅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綠葉或一顆紅果來！
煙台是我們的
夏天的黃昏，父親下了班就帶我到山下海邊散步，他不換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底金線的肩章取了下來，這樣，免得走在路上的學生們老遠看見了就向他立正行禮。
我們最後就在沙灘上面海坐下，夕陽在我們背後慢慢地落下西山，紅霞滿天。對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濃雲，那是芝罘島。島上的燈塔，已經一會兒一閃地發出強光。
有一天，父親只管抱膝沉默地坐著，半天沒有言語。我就挨過去用頭頂著他的手臂，說：「爹，你說這小島上的燈塔不是很好看嗎？煙台海邊就是美，不是嗎？」這些都是父親平時常說的話，我想以此來引出他的談鋒。
父親卻搖頭慨歎地說：「中國北方海岸好看的港灣多的是，何止一個煙台？你沒有去過就是了。」
我瞪著眼等他說下去。
他用手拂弄著身旁的沙子，接著說：「比如威海衛、大連灣、青島，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說：「爹，你哪時也帶我去看一看。」父親撿起一塊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說，「現在我不願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現在都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威海衛是英國人的，大連是日本人的，青島是德國人的，只有，只有煙台是我們的，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一個不凍港！」
我從來沒有看見父親憤激到這個樣子。他似乎把我當成一個大人，一個平等的對象，在這海天遼闊、四顧無人的地方，傾吐出他心裡鬱積的話。
他說：「為什麼我們把海軍學校建設在這海邊偏僻的山窩裡？我們是被擠到這裡來的呵。這裡僻靜，海灘好，學生們可以練習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將來我們要奪回威海、大連、青島，非有強大的海軍不可。現在大家爭的是海上霸權呵！」
從這裡他又談到他參加過的中日甲午海戰：他是在威遠戰艦上的槍炮副。開戰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戰友就被敵人的炮彈打穿了腹部，把腸子都打濺在煙囪上！炮火停歇以後，父親把在煙囪上烤焦的腸子撕下來，放進這位戰友的遺體的腔子裡。
「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樣，永遠掛在我的眼前，這仇不報是不行的！我們受著外來強敵的欺凌，死的人，賠的款，割的地還少嗎？
「這以後，我在巡洋艦上的時候，還常常到外國去訪問。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我覺得到哪裡我都抬不起頭來！你不到外國，不知道中國的可愛，離中國越遠，就對她越親。但是我們中國多麼可憐呵！不振興起來，就會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們現在難關多得很，上頭腐敗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視著我，彷彿要在他眼裡把我縮小了似的。他站起身來，拉起我說：「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一般父親帶我出去，活動的時候多，像那天這麼長的談話，還是第一次！在這長長的談話中，我記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煙台是我們的」這一句。
許多年以後，除了威海衛之外，青島、大連、我都去過。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過，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後，我並沒有覺得抬不起頭來。做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是光榮的！
但是，「煙台是我們的」，這「我們」二字，除了十億我們的人民之外，還特別包括我和我的父親！
一九八一年四月
（原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3期）
祖父和燈火管制
一九一一年秋，我們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州老家去。在還鄉的路上，母親和父親一再地囑咐我：「回到福州住在大家庭裡，不能再像野孩子似的了，一切都要小心。對長輩們不能沒大沒小的。祖父是一家之主，尤其要尊敬……」
到了福州，在大家庭裡住了下來，我覺得我在歸途中的擔心是多餘的。祖父、伯父母、叔父母和堂姐妹兄弟，都沒有把我當做野孩子，大家也都很親暱平等，並沒有什麼「規矩」。我還覺得我們這個大家庭是幾個小家庭的很鬆散的組合。每個小家庭都是各住各的，各吃各的，各自有自己的親戚和朋友，比如說，我們就各自有自己的「外婆家」！
就在這一年，也許是第二年吧，福州有了電燈公司。我們這所大房子裡也安上電燈。這在福州也是一件新鮮事，我們這班孩子跟著安裝的工人們滿房子跑，非常地興奮歡喜！我記得這電燈是從房頂上吊下來的，每間屋子都有一盞。廳堂上和客室裡的是五十支光，臥房裡的光小一些，廚房裡的就更小了。我們這所大房子裡至少也有五六十盞燈，第一夜亮起來時，真是燈火輝煌，我們孩子們都拍手歡呼！
但是總電門是安在祖父的屋裡的。祖父起得很早也睡得很早，每晚九點鐘就上床了。他上床之前，就把電閘關上，於是整個大家庭就是黑沉沉的一片！
我們剛回老家，父母親和他們的兄弟妯娌都有許多別情要敘，我們一班弟兄姐妹，也在一起玩得正起勁，都很少在晚九點以前睡的。為了防備這驟然的黑暗，於是每晚在九點以前，每個小家庭都在一兩間屋裡，點上一盞捻得很暗的煤油燈。一到九點，電燈一下子都滅了，這幾盞煤油燈便都捻亮了，大家相視而笑，又都在燈下談笑玩耍。
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我們這個大家庭是一個整體，而祖父是一家之主！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原載《福建文學》1982年第10期）
我的父母之鄉
清曉的江頭，
白霧茫茫；
是江南天氣，
雨兒來了——
我只知道有蔚藍的海，
卻原來還有碧綠的江，
這是我父母之鄉！
——《繁星》一五六
福建福州永遠是我的故鄉，雖然我不在那裡生長，但它是我的父母之鄉！
到今日為止，我這一生中只回去過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從嚴冷枯黃的北方歸來，看到展現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紅花綠葉，使我驚訝而歡喜！我覺得我的生命的風帆，已從蔚藍的海，駛進了碧綠的江。這天我們在閩江口從大船下到小船，駛到大橋頭，來接我們的伯父堂兄們把我們包圍了起來，他們用鄉音和我的父母熱烈地交談。
我的五歲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東話問我說：「他們怎麼都會說福州話？」因為從來在我們姐弟心裡，福州話是最難懂難說的！
這以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就過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歲時節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豐富而有趣。特別是燈節，那時我們家住在南後街，那裡是燈市的街，元宵前後，「花市燈如晝」，燈影下人流潮湧，那光明絢麗的情景就說不盡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時還沒有鷹廈鐵路，我們人大代表團是從江西坐汽車進去的。一路上紅土公路，道滑如拭，我還沒有看見過土鋪的公路，維修得這樣平整的！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還到了漳州、泉州、廈門、鼓浪嶼……那是祖國的南疆了。在廈門前線，我還從望遠鏡裡看見了金門島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憶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寫了。總之，我很喜歡我的父母之鄉。那邊是南國風光，山是青的，水是綠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見底！院裡四季都有花開。水果是從枇杷、荔枝、龍眼，一直吃到福桔！對一個孩子來說，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愜意的呢？
我在故鄉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跡、僑鄉，到處可見，福建華僑，遍於天下。我所到過的亞、非、歐、美各國都見到辛苦創業的福建僑民，握手之餘，情溢言表。在他們家裡、店裡，吃著福州菜，喝著茉莉花茶，使我覺得作為一個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鄉是可愛的。有人從故鄉來，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過，我都向他們問起福建的近況。他們說：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進步得不可辨認了。最近呢，農業科學化了，又在植樹造林，山嶺田地更加鬱鬱蔥蔥了。他們都動員我回去看看，我何嘗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願和故鄉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僑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質文明方面，把故鄉建設得更美好！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載《福建畫報》1983年第1期）
我的故鄉
我生於一九○○年十月五日（農曆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七個月後我就離開了故鄉——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裡，永遠是我的故鄉，因為它是我的父母之鄉。我從父母親口裡聽到的極其瑣碎而又極其親切動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為背景的。
我母親說：我出生在福州城內的隆普營。這所祖父租來的房子裡，住著我們的大家庭，院裡有一個池子，那時福州常發大水，水大的時候，池子裡的金魚都游到我們的屋裡來。
我的祖父謝鑾恩（子修）老先生，是個教書匠，在城內的道南祠授徒為業。他是我們謝家第一個讀書識字的人。我記得在我十一歲那年（一九一一年），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州的時候，在祖父的書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紅印的家譜。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順雲公、以達公，然後就是我的祖父。上面彷彿還講我們謝家是從江西遷來的，是晉朝謝安的後裔。但是在一個清靜的冬夜，祖父和我獨對的時候，他忽然摸著我的頭說：「你是我們謝家第一個正式上學讀書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讀呵。」說到這裡，他就原原本本地講起了我們貧寒的家世！原來我的曾祖父以達公，是福建長樂縣橫嶺鄉的一個貧農，因為天災，逃到了福州城裡學做裁縫。這和我們現在遍佈全球的第一代華人一樣，都是為祖國的天災人禍所迫，飄洋過海，靠著不用資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業）、廚刀（飯館業）、剃刀（理發業）起家的，不過我的曾祖父還沒有逃得那麼遠！
那時做裁縫的是一年三節，即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賬。這一年的春節，曾祖父到人家要錢的時候，因為不認得字，被人家賴了賬，他兩手空空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裡，等米下鍋的曾祖母聽到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會兒，就含淚走了出去，半天沒有進來。曾祖父出去看時，原來她已在牆角的樹上自縊了！他連忙把她解救下來，兩人抱頭大哭；這一對年輕的農民，在寒風中跪下對天立誓：將來如蒙天賜一個兒子，拚死拚活，也要讓他讀書識字，好替父親記賬、要賬。但是從那以後我的曾祖母卻一連生了四個女兒，第五胎才來了一個男的，還是難產。這個難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謝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這段故事，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的感觸也極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樹，他的第二代就是樹枝，我們就都是枝上的密葉；葉落歸根，而我們的根，是深深地紮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裡的。我並不是「烏衣門第」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凌的農民裁縫的後代。曾祖父的四個女兒，我的祖姑母們，僅僅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就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當我把這段意外的故事，告訴我的一個堂哥哥的時候，他卻很不高興地問我是聽誰說的？當我告訴他這是祖父親口對我講的時候，他半天不言語，過了一會兒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這段故事再講給別人聽。當下，我對他的「忘本」和「輕農」就感到極大的不滿！從那時起，我就不再遵守我們謝家寫籍貫的習慣。我寫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貫，不再是祖父「進學」地點的「福建閩侯」，而是「福建長樂」，以此來表示我的不同意見！
我這一輩子，到今日為止，在福州不過前後待了兩年多，更不用說長樂縣的橫嶺鄉了。但是我記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裡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面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只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現在這張剪報也找不到了。
從祖父和父親的談話裡，我得知橫嶺鄉是極其窮苦的。農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勞動，過著蒙昧貧困的生活，只有被賣去當「戲子」，才能逃出本土。當我看到那包由一百個銀角子湊成的「見面禮」時，我聯想到我所熟悉的山東煙台東山金鉤寨的窮苦農民來，我心裡湧上了一股說不出來難過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