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略朱湘（1904—1933），現代詩人，字子沅，安徽太湖縣人，出生於湖南省沅陵縣，當時父親在湖南沅陵做官。自幼天資聰穎，6歲開始讀書，7歲學作文，11歲入小學，13歲就讀於南京第四師範附屬小學。1919年入南京工業學校預科學習一年，受《新青年》的影響，開始贊同新文化運動。1920年入清華大學，參加清華文學社活動。1922年開始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新詩，並加入文學研究會。此後專心於詩歌創作和翻譯。1927年9月赴美國留學，先後在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大學、芝加哥大學、俄亥俄大學學習英國文學等課程。那裡的民族歧視激發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他幻想回國後開「作者書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豐富更快樂的創作」。為家庭生活計，他學業未完，便於1929年8月回國，應聘到安慶安徽大學任英國文學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職，漂泊輾轉於北平、上海、長沙等地，以寫詩賣文為生。終因生活窘困，憤懣失望，於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開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殺。據目擊者說，他自殺前還朗誦過德國詩人海涅的詩。
朱湘的作品主要有：詩集《夏天》（1925）、《草莽集》（1927）、《石門集》（1934）、《永言集》（1936）等。譯作《路曼尼亞民歌一斑》（1924）、《英國近代小說集》（1929）、《番石榴集》（1936）。
「葬我在荷花池內」——朱湘之死1933年12月4日，朱湘由上海乘「吉和輪」赴南京。次日清晨，當船過李白撈月的採石磯時，縱身投江自盡……據說，他在最後的時刻一邊飲酒，一邊吟詩。隨身攜帶的兩本書，一本是海涅的詩集，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詩作。
幾乎無人知道詩人自殺的真正原因。梁實秋猜測是因性格怪僻，聞一多則感歎「誰知道他若繼續活著只比死去更痛苦呢？」不管怎樣，這個被魯迅譽為「中國濟慈」的詩人，死前早已沒有才子的風貌，只剩下流浪漢的潦倒——那張三等艙的船票，是親戚接濟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早在10年前，朱湘還和楊世恩等4名清華學生，因在新文學運動中脫穎而出並稱為「清華四子」。作為其中的佼佼者，年僅18歲的朱湘在《晨報》、《小說月報》等知名刊物發表作品若干。看起來，少年詩人的前途該是多麼遠大。然而，他好像故意跟光明、美好這樣的字眼作對似的。在清華專攻文學而肆意蹺課，抵制齋務處的早餐點名制度，終於因記三次大過被開除。在美國讀書時因有人說了句「中國人像猴子」，又憤而退學，什麼學位也沒拿到。在安徽大學任教，由於校方將自己主持的「英文文學系」更名為「英文學系」，便發誓再也不教書了。
清華、「海歸」、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環，只因詩人的一時任性而紛紛遠去。就連「中國濟慈」的雅號，也被詩人鄙夷為詩壇的崇洋之風，再三表示「我只是東方的一隻小鳥」，「只想聞泰岳嵩間的白鶴」。
「一個人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搗得粉碎？為什麼要脫離安適的環境，走上飢餓寒冷而又恥辱的道路？」同時代的女作家蘇雪林曾發出這樣的疑問。對此，朱湘自己的解釋是「向失望宣戰」。只是，宣戰的結果是輸得一塌糊塗。從安徽大學離職後，向來清高的朱湘竟毫無生計，四處流浪。時人回憶，這位曾經穿著筆挺西服、神情傲慢的大學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狹小的碼頭飯店裡，低聲下氣地問人借錢。而他一個未滿週歲的兒子，因為沒有奶吃，哭了7天後活活餓死。自從他辭職後，被世俗誣為「神經病」。此時，夫妻也鬧起了離婚。詩人跳江自殺後，他的妻子劉霓君「只好靠縫紉和刺繡來維持生活」。
個性朱湘是一個性格獨特、對藝術充滿執著的詩人，他在清華六年學生生活並不順利，曾因記滿三次大過而受到勒令退學的處分，1926年復學後又讀了一年才畢業。但這並不意味著朱湘的學習成績不好，他「中英文永遠是超等上等，一切客觀的道德藩籬如嫖賭煙酒向來沒有犯越過，只因喜讀文學書籍時常蹺課以至只差半年即可游美的時候被學校開除掉了。」他在給清華文學社的顧一樵的信中說，他離校的原因是「向失望宣戰。這種失望是多方面的」，但他又對清華園無限留戀：「清華又有許多令我不捨之處。這種兩面為難的心情是最難堪的了。反不如清華一點令人留戀的地方也無倒好些。」他之不滿意清華在於：「人生是奮鬥的，而清華只有鑽分數；人生是變換的，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只是隔靴搔癢。」嚴格的校園生活，對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來說，不免感到拘囿；但清華的自然人文環境，畢竟給過他熏染和陶冶，使他後來的創作道路走得更為紮實。
尊嚴朱湘也許並無意去中傷別人，然而，他卻時時在意自己的尊嚴。這強烈的自尊支持了他崇高的愛國節操。1927年朱湘在美留學，只因教授讀一篇有把中國人比作猴子內容的文章而憤然離開勞倫斯大學。後來轉入芝加哥大學。然而在1929年春，朱湘卻又因教授懷疑他借書未還，加之一美女不願與其同桌而再次憤然離去。他絲毫不能容忍任何人對他的大不敬。他喻外國為「死牢」，強烈地維護著個人的尊嚴和祖國的尊嚴。
1929年9月，朱湘提前三年回國，被薦到安徽大學任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按說，也榮華富貴了，也被重用了，該心滿意足了，該安於現狀了，然而朱湘卻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學系」改為「英文學系」而又一次憤然離去。並且大罵，教師出賣智力，小工子出賣力氣，妓女出賣肉體，其實都是一回事：出賣自己！這說法儘管專橫，但對於當時之現實，並不過分。
趣評朱湘對當時風靡詩壇的新文化巨匠的品評頗有內行人的獨到之處。
朱湘評論郭沫若的詩時，讚揚了他浪漫的想像與磅礡的氣勢，並認為郭詩在「在形式上、音節上，都極其完美」，但又毫不客氣的指出郭沫若有時「對於藝術是很忽略的，誠然免不了『粗』字之譏」。有時候，「一詩集只四行可讀」。
朱湘評論胡適的《嘗試集》更是僅用「內容粗淺，藝術幼稚」這八個大字將胡詩一概否定。
朱湘論聞一多的詩，則認為聞一多的不足之處在於用韻不講究，用字方面太文太累太晦太怪。
朱湘評論當時的詩壇情聖徐志摩時則帶有濃烈的個人情感。由於徐志摩沒有在其主編的詩刊《詩鐫》中將朱湘的作品《採蓮曲》發在第一篇，朱湘就對徐志摩破口大罵，說「瞧，徐志摩的那副尖嘴，就不像是寫詩的人。」朱湘的這句話不免讓絕大多數人體味到人身攻擊的味道。但是，朱湘在《評徐君志摩的詩》一文中，對徐志摩詩歌的評價還是較為客觀的。他認為徐志摩不愧是寫愛情詩的天才，至於哲理詩就因欠缺理性精神而差強人意。
評價朱湘死後被魯迅稱之為中國的濟慈。羅念生說：「英國的濟慈是不死的，中國的濟慈也是不死的。」
余偉文認為，朱湘自殺「完全是受社會的逼迫」，「正是現代社會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現」。
何家槐認為，混亂的社會「使他沒有生活下去的勇氣，使他不得不用自殺來解決內心的苦悶」。
柳無忌認為，不為寫文章，「也許子沅不會這樣悲傷的絕命」。
梁實秋認為，「朱先生的脾氣似乎太孤高了一點，太怪僻了一點，所以和社會不能調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