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Vegas，我們念：「拉斯維加斯」。四個陰平一個陽平，一共五個音節，每個音節等於你的嘴唇、牙齒都是個重新的啟動，而你的舌頭，每回都重新彈跳一次，你看：「拉——斯——維——加——斯」。我們住在這兒的中國人，包括這些住了四代以上的，很少人去打聽這個源於西班牙語的賭城名字是什麼意思。似乎不必懂得它的詞意也無妨於我們記下這串頗複雜的音節，也無妨於我們去詮釋它活潑的唇齒運動所形成的謎語。我們是一個喜歡謎語的民族。我們在意的是拉斯維加斯這五個音節所隱藏的謎底。
我接待的每個赴美考察（訪問、交流）的中國代表團成員都在講到拉斯維加斯時唇齒極其到位。或許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四個中國人第一次學說它時就那樣到位。「拉斯維加斯」，他們默默念道。似乎冥冥中會意了這套唇舌動作的真正詞意，他們回望一眼遠近的沙漠，那溫暖的千古荒涼，決定紮下帳篷。「拉斯維加斯」，他們念著，微笑了，然後點上一支黃蠟燭，像是本性中的一個潛伏被突然照亮，他們認定自己與這五個音節間的緣分。然後他們支起小板桌，擺開賭具。
從此，叫做拉斯維加斯的不毛之地出現了第一個賭場。
在「發財團」的大轎車上我回頭一看，我們這些面孔都是朝聖者的。六十五歲的薛天奉（以下稱老薛）坐在第六排靠窗的位置上，那時他對我來說只是考察團的一個普通成員，一個神態、動作都過分認真的老書生。他跟我話講得很少，一開口就知道他講的這句話已在他肚裡給塗改多次了。他穿一件米色絲綢夾克（大多數團員都有這種夾克），拉鏈特地沒拉到領口，露出白襯衣衣領和黃藍斜條子領帶。老薛身材不高大，是個很有節制地吃喝、天天睡個小午覺、堅持晨跑的人。他連老都老得很有節制：一邊一隻薄薄的眼袋，腹部一丘輕微突起，基本沒有深刻的皺紋。沒人會脫口而出地叫他「老頭兒」。他問我：「安小姐，拉斯維加斯是什麼意思？」
我領過無數個代表團，好像老薛是惟一一個拒絕稀里糊塗接受這詞的人。
「是賭城啊！」我腦筋一動不動地說。在我和臨時建交的人談話時，我很會省腦筋。我當時根本看不出這個六十五歲的男人，一個默默無聞的化工學院的化學教授跟我之間會有延長交往的可能性。我是受雇來陪同他們遊覽的，無歷史無未來的三天僱傭期確定了我明朗單純，少心無肺的外在風貌。
「不過，這『拉斯維加斯』總是個意思吧？」
「哎呀，」我歡快地抱歉說：「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我可以幫您打聽一下！」
他忙說：「謝謝謝謝！」好像我真會為他去打聽似的。
幾年後我一聽「拉斯維加斯」就想吐，就會汗毛裡颼颼颼過冷風地反感，那時我才突然想起我許諾過老薛。我這才去幫他打聽「拉斯維加斯」究竟什麼意思。詞意太簡單，就是「小沙丘」的意思。可那時老薛已在它那五個音節的迷津裡摸索好幾年了。
我記得那個斯斯文文坐在老虎角子機前面的老薛。他一上手是賭一元錢的籌碼。後來換成兩角五的角子，他兩個纖瘦的秀才手指拈起一枚角子，不慌不忙推進投幣口，食指在上面停留一瞬。似乎那一瞬他意識到了失誤，亦似乎那一瞬使他更深思熟慮。角子墜落的聲響之後，又一個休止符，他才去握那根操縱柄。在所有信號飛轉起來，顏色和形狀混沌流過而形成一個剎那的謎團時，他嘴唇微嚅，默讀著那無數萌生和混滅的可能性。然後他定睛向現實的謎底看去，淡淡笑了。似乎無論得失，這謎底都被他無條件地接受。他所有動作都屬於一個極有節制的人。三天賭下來，他是惟一一個沒有輸掉錢的人。然而所有輸了錢的人都遠比他盡興，遠比他滿足，張張面孔都奔放了許多，笑聲也豪邁了許多。
回程時間將至，人也輸痛快了，都鬆弛著肢體，相互大聲打探著輸贏往賭場門口走。車在十分鐘之內要出發，卻只有老薛一人還坐在原地。
我去找他。他回頭一見我便笑笑說：「開始贏了。」
我說車還有七分鐘要開啦，我的意思是，一車人輸完了，您在這兒慢慢贏。
他沒聽見我表面上說了什麼和實際上在說什麼。他臉一動不動，朝著辟辟啪啪往下砸硬幣的機器，等機器一靜，他又那樣蔫蔫地卻舉足輕重地捺進三顆角子，新的一個輪迴往復又開始。我說這會無論如何得走了，他再聽不見我的話也聽得懂我語氣的不好聽了。他又對我笑笑，決定忍受我而決不屈服於我。
又是贏了一大把。
他說：「瞅見吧？……再讓我拉兩把肯定把三個『7』拉出來。」
我說：「都像薛教授您這樣，我們可沒法管理喲（我在句尾加了個『喲』，以軟化語氣）。」
機器還轉它的，繼續以它那些顏色、形狀、數碼在暗中拼湊一個結果。老薛挺括的身體從側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禦性地微向後閃，脖頸略向前，像個恭順而自有主見的聽差。
我終於大聲打著哈哈發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個跌撞，然後回過頭，眼裡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見我拚命撐出的笑裡那對於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車上又下來兩人，來催老薛和我。機器正往那隻小塑料桶裡猛烈地下硬幣，已下了大半桶，卻沒有停的意思。那兩人見這情形全都不吱聲了，敬畏地瞪著眼。是對這不停旋轉的玩藝正在做的一個秘密決定的敬畏。一個讓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以我們意志而轉移的決定。
「再拉，肯定出三個『7』！」其中一人耳語似的說，怕嚇著專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驚動周圍正在慘輸的人們。
另一人說：「呵，老薛頭好手氣來了！媽的，咱輸的都跑你兜裡去了！」 我往後退一步，閉嘴了。我可不能把這老頭和他的好運氣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個「稍息」姿勢，手臂抱在胸前，準備好好做個局外人。
連賭場的一個警衛都慢慢晃過來了，看看這幫子中國佬怎麼把這機器給籠絡了。
兩隻塑料桶滿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個「7」都沉浮不定，卻在與另外兩個「7」並肩時滑走了。硬幣墜落又濺起，發出那廉價金屬淺薄的撞擊聲，熱鬧、聒噪的好運氣。
車上又來三四個人，來看老薛穩穩地向三個「7」攀登，沒人催促。司機按喇叭的聲音，誰都聽不見，聽也當喝彩。我換一條腿「稍息」。
老薛卻忽然轉臉問道：「還有幾分鐘開車？」
我知道他在問我，卻沒搭理他。有人回答他：「還有一分鐘……」
另一個人馬上說：「你表快了，還有兩分鐘。」
老薛果斷地說：「走吧。」
他在這個節骨眼上表現出的節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無人色地傻笑著，被大家擁上大轎車，似乎最後這份節制幾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這份不著邊際的恩寵是敬業一生的他無力承受的。他上車後走到車最後一排坐下來，傻笑始終在嘴角和門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終不改。別人替他把所有贏來的硬幣兌換了，換成幾張鈔票。變成鈔票你意識到這份贏其實很菲薄。有幾個人說：「請客請客，老薛發財了！」
老薛滿口應允，說：「成啊，錢你們先揣著，付完飯錢有剩再還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開了二十來口人的飯。飯後也就剩了幾個角子。老薛那麼傷元氣地賭一場還是維持個不盈不虧。
我這才發現老薛其實是這個群體裡對錢最無所謂的一個。
也就是從拉斯維加斯回洛杉磯的路上，老薛告訴我他女兒也在洛杉磯，住得離我不遠。我奇怪他從何知道我住哪裡。老薛馬上讀懂我腦子裡的狐疑，說：「聽你跟司機嘮嗑，你告訴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紙掏出，遞到我手裡。三天裡他大概一直埋伏著要給我這一紙地址。
又過了幾個月。不記得確切的時間跨度了，用我的時間換算單位：又陪各種代表團去了四回拉斯維加斯；或者，又掙扎出三個短篇小說來。老薛的女兒忽然跑到我家來「認認門兒」。她說她去「尼蒙馬克斯」買東西，路過我這個鄰里，忽然想到她父親給過她一張我的地址。我當時隨手寫了我的地址給老薛，因為在美國住了十來年，沒有一個人按我留的地址找回來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裡呆一陣，呆到臨時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們扔掉。我從來、從來沒想到要尋著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紙潦草地址去「認認門」。
老薛的女兒倒是個可愛人物。她叫薛艾麗絲（我不計較她隱瞞她的中國名字），三十四五歲，或更年長些。更年長些，十分鐘後我判斷。她有著挺古典的臉和氣質，一邊側面非常美麗，另一邊挺平庸。還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間於調侃和調情之間的「東北二人轉」話音。上來就沒什麼生疏感。在美國，這種半熟人是最正常的關係，也最令人舒適。
她說：「我爸說你給他買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說：「我包裡正好有。賭場裡容易犯頭痛。」
「我爸對你印象特好！」
我當真一臊。早知道該對老薛好些。我問艾麗絲，老薛隨代表團考察得可還成功，回國後可還硬朗。艾麗絲說，老薛沒有隨考察團回國，留下了。她口氣輕淡、平常，使老薛這個不太平常的變遷平常起來了。我客氣一句「有空帶你爸來玩」。但我知道我肯定會為這句話後悔。
艾麗絲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來才離開。她忽然在出門時問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維加斯贏了還是輸了？」
「好像贏了吧。」
「真贏了？」
「好像是。也沒贏多少，還把贏的那點錢都請他們代表團的人吃館子了。……」
她肯定還想問我什麼，卻明顯多了一個心眼子，不問了。這句話很可能是她造訪的核心。
薛艾麗絲後來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話問出來：「我爸那回沒向你借錢吧？」
我說：「沒有啊。」盡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頭次上我家來認門兒就這樣問我，我是不用撒謊的；而她把提問延遲了一年，我已經不得不騙她。因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證過決不向艾麗絲說起他向我借錢的事。
和艾麗絲認識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著她寄的請柬去她家參加聚會，老薛也在那兒，跟著艾麗絲四歲的女兒從一個屋跑到另一個屋。那是賭場闊別後我頭次見他。他像是見了鄉親一樣直穿過一屋子客人上來跟我打招呼。屋是所豪華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規格在樓下大廳和公共走廊掛了雷諾阿、德加、米羅等人的印刷品。我到達時已快八點，比美國所謂的「社交性遲到」和「時尚性遲到」都遲了半小時了。我的手在皮包裡翻找多遍，卻仍找不到艾麗絲的門牌號，只好到門衛那兒去查住戶名單。查遍了也是沒有「薛艾麗絲」的名字。老門衛堅決地說沒有這個女人的。幸而我這時找到了門牌號，立即拿它去駁斥老門衛，他還不放我，去和住戶名單上同一號碼對號，說：「戶主不叫艾麗絲薛！」
「那叫什麼？」
「叫什麼不關你事。」
我對著他很憐愛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門衛（美國許多退休老人去當門衛，然後再從門衛上退休，去另一處被聘做門衛）。
「那你打電話上去吧，看看咱倆誰正確。」我說。
「不用打。」老門衛說：「在租房契約上的名字是個先生，不姓薛。」
我先轉不過彎來，但馬上明白過來了。艾麗絲住的房是別人提供的。是什麼性質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國大就大在它對千般百種的生存方式給予冷漠的寬容。還有，我的這個故事畢竟不是關於艾麗絲的。
在聚會上我沒有看見提供艾麗絲住房的那個不姓薛的先生。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間臥室，巨大的涼台和客廳，象牙色的三角鋼琴，老薛抱著艾麗絲的女兒很倉促地和我談了幾句，告訴我他找了份發廣告的工作，很輕鬆，就站在馬路上不用動，往每個過往行人手裡塞張廣告。他說掙的錢夠租一間房和吃飯了。我脫口就問：「你不住艾麗絲這兒？」
問完我想，我骨子裡還是很小市民的，對別人的事充滿關懷和求知慾。
「不方便。」老薛說，然後走開了。
那場聚會之後，我總結老薛和艾麗絲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講到女兒時有種驕傲，還有點遺憾，似乎女兒只有那一點點暇疵，也是由於做父親的對她期冀過高和太不姑息而顯出這點不完美來。
我和薛家父女就從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靈活。我馬上想到大街上給日曬雨淋的那些發廣告的人（老薛算幸運，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後背還得掛上廣告牌，成為那些哲學家愛講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問我的車庫門現在開關利索不利索。
我說利索利索，多虧你還懂點電機修理，這事指望我丈夫就慘了。……他打斷我有口無心的囉嗦，殷切地說：「還有什麼我給你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