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集團中有不少人，雖身在混水中，卻常常自我標榜與日本、與日本人的關係如何清白，如周佛海，剛到上海，就寫文章向公眾撇清自己：「我向來不是親日派，向來和日本人沒有往來，所以這次的行動，決不是受日人的勾引。這種觀察是對的。我雖然在日本讀了七年書，但是沒有一個日本朋友。平日只知道上講堂，進圖書館，絕對沒有和日本同學交際過。回國以後，除掉兩個朋友的太太是日本人，有時和她們見面以外，十六年之間，沒有見過一個日本人。所以像我這樣的日本留學生，實在是很稀奇的。因此，說我向來和日本沒有勾搭，這次不是受日本人的勾引，完全是對的。」[3]
胡蘭成在前也是如此表現。
汪偽集團的早期活動，在上海、香港等地與日方的秘密談判，胡蘭成完全被隔於事外，不與聞問，他自然與任何日本人沒有關係。自他投身「和平運動」，主要是寫文章為汪造勢，也無須與日本人直接接觸。直到以後在汪偽政府做官，這才有機會與日本人打交道，但他自傲也是自得地公然表白，自己私下與日本人一個都不來往。
儘管同在混水中，他對汪偽政府高官中普遍的對日本人奴顏婢膝、奉迎討好的現象很是厭惡，而且對這一點極為看重，一度像是成了他判斷人物品行操守的標準。上海大流氓吳世寶與日本人無來往，得到他的看重；他香港時的「蔚藍」同事、也是同鄉樊仲雲與日本人不來往，受到他的尊重；汪夫人陳璧君從不見日本人，也大大贏得了他的好感。他在報上寫文章叫嚷，要保持汪偽政府成立後的「獨立」和「尊嚴」，不管實際上多麼可笑，在他還是認真的。他在《國民新聞》上發文，指責周佛海與日方訂立財政上的不平等條約，既是出於公館派與周佛海相爭鬥的背景，卻也是他自以為堅持的一貫立場。
他對汪精衛忠誠，也含有對汪與日本談判時堅持「獨立」立場的敬重，以後他對汪政策的批評，也因為是汪對日交涉的軟弱。周佛海、梅思平等人認定日本有滅亡中國的力量，他的看法決然不同，他自始就認為，中國即便戰敗，但日本絕無法徹底使中國屈服的。
太平洋戰爭發生，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繼香港佔領之後又在南亞取得了輝煌戰果，又正逢開國二千六百年紀念，日本舉國歡慶。汪偽政府派出代表團赴日本祝賀，胡蘭成以法制局長身份，作為團員前行。可在日本他處處感到怒氣悶氣，日本派人陪他們去參拜明治神宮及靖國神社，派的不是外務省官員而是憲兵；下午訪問各省，到了海軍省，僅僅是一個課長出來接見。別人都處之泰然，他的敏感的神經卻受不了，由於心裡不痛快，他在日本僅僅待了四天即先行脫團回國了。他的種種言行，曾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軍司令部向汪精衛說他是「抗日分子」，汪笑答，胡蘭成是他的代言人。
他個人不與日本人勾搭，公事上打交道，他對日方人員也不客氣，堅持強硬對等交接，有時甚至當面指責日軍的胡作非為。可在日本人勢力籠罩下，在奉日本意志行事的大環境下，他的這些舉動仍免不了尷尬。有一次，他從上海返南京，佘愛珍送他兩套西裝料子，副官拎著，被日本憲兵抄走，他就此算了，他知道，憑他的身份去要可能要得回來，但他不願卑恭去討而寧可不要。大道理不去相爭，計較的只是個人面子，其實可笑，也可憐，可他不感覺到。還有就是殺李士群，從大面上說，借日人之手殺自己同道，無論如何是無甚可得意的，可他和熊劍東卻自以為得計，私心竊喜不已。
但所有這些，都隨著他的這一次牢獄之災而結束了。
從汪精衛本人來說，在最初開始進行他的所謂「和平運動」之時，未嘗沒有「為國為民」也包括為自己的心願，未嘗不注意、不警惕與日方交易時堅持自己的「獨立立場」和「民族利益」，可在「運動」開始進行以後，汪就騎虎難下，不能完全自主了。內有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催促，外有日本人的壓迫和訛詐，還有個人的事功名聲，於是談判和妥協、堅持和讓步、外表獨立和內裡傀儡等等交相而致，再加上汪偽集團內部的分化改組，日方的主戰派與和平派、海軍和陸軍，佐官與課長的驕橫無忌以致造成的政出多門多頭等等，逼迫著汪一步步的退卻、退避和退讓，最後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深淵中，只保持了一個殘缺不全的表面政府。汪精衛如此，汪偽集團中許多人也同樣經歷了這一個下滑下墜直至淹沒滅頂的過程。
這個過程，胡蘭成卻幾乎是一步完成的。
胡蘭成與汪精衛以及所有「內閣」中高級官吏不同，他原只是在報紙上寫文章造勢的，以後又是言官和策士，並無多少與日本人直接接觸的需要，更無機會參與折衝縱橫，與日方進行具體問題的談判，置身事外，自然可保持他的高調和獨立姿態。雖然遇見具體事情也可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毛料被日本兵搶走，以阿Q精神乾脆不要了也不求饒，來保持自己的高傲，在無礙大局也無關自身的情況下，他自可為自己的「強硬」、「獨立」而自得其樂，乃至向他人向同僚炫耀，然而，這都是書生意氣，都是經不得任何實際碰撞的。再加上他本是個蕩子性格，觀念型的東西說有就有、說無也立刻消散的具有強烈自保本能的人，於是一說轉也就轉了。
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汪偽政府的高官也心知肚明，汪偽政府治下的最終決定者還是日本人。胡蘭成當然懂得這一點，經過這一次牢獄之災，他更有了親身的體驗。一個池田就能有辦法將他弄出來，汪偽政府的脆弱已顯露無遺。這次他是把握住了關節點，他看得沒錯，若沒有池田和清水，以及他們發動起來的日本大使和憲兵出面，他就要被汪精衛斷送了，即便不是殺頭，也將斷送了前程。他是為日本人所援救，他是坐日本人車子離開監獄回家，他的家中前後左右還有日本憲兵保護，他還受到日本大使宴請為他壓驚，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能怎麼樣呢？他從汪偽這條船直接上了日本人的船。
胡蘭成與汪偽集團一般人不同，他不是腳踩兩頭船，也不是想暗暗下汪偽賊船趟混水，他與汪偽集團已恩斷義絕，他是義無反顧地上了日本人的船，再也不回頭。從此，他所思所想所行，已不是從汪偽政府方面考慮，當然也不是從重慶方面考慮，他是從他的新主子日本人的角度考慮。他將他過去的所有全拋開，與日本人完全站到了一起。
有他那篇惹禍的文章墊底，經過了這次牢獄之災的「考驗」，胡蘭成進身之前在日本人那裡已打下了基礎，他是個乖巧的人，分寸把握得當，他在日本人那裡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應擔當的角色。他因「講真話」見重於日本人，他知道日本人需要聽真話，需要聽中國人講的真話，講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壓迫所造成的反映，這是一般中國人不願對日本人講的，汪偽政府一班人又不敢講的，這個缺位的角色就由他來出面充當了。谷大使為他置酒壓驚，他就向大使提出開放內河航運封鎖、取消南京城門和火車站日本憲兵檢查的建議。不幾天，日軍果然也就宣佈城門口和火車站歸汪偽警察管轄。南京中山大學學生成群結隊逃往重慶，被日本憲兵抓獲，他與河邊憲兵課長關說，學生當即被釋放。他做的是好事，說的也是好話，但其出發點卻是為了日本「好」，對日本有利。他對日本人是反面角色正做，反面話正說，像是冒犯，卻更見重，更見出他是一個敢直顏進諫的「忠貞之士」。日本人在中國，缺少的就是這種貨色，胡蘭成歪打正著了。
1944年，日本的戰局已急轉直下，汪精衛去日本就醫，南京汪偽政府已是一片蕭條景象。胡蘭成在南京上海兩頭跑了幾個月，終因為張愛玲，他在與應英娣「大鬧特鬧」後離了婚，就此結束了他在南京的小家，也結束了他在南京的日子。
周佛海那些人已在考慮後事，紛紛向重慶暗通款曲，以留後路。熊劍東同樣也在走門路準備改換門庭，他也為胡蘭成聯絡重慶。不知是重慶不原諒或是不看重，還是他已鐵了心要跟日本人走，這件事沒有下文。
胡蘭成與他的愛玲結合，亂中偷閒，他到上海後，辦了個月刊《苦竹》，與張愛玲兩個人一起寫文章，他寫時論也寫批評文，張愛玲寫了《說圖畫》《說音樂》兩篇散文和一篇小說《桂花蒸、阿小悲秋》。《苦竹》[4]只辦了四期，時局如此，他無心也無時間再辦下去，他要花時間和他新結交的日本人修好往來。
1944年夏天，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發動了最後一次進攻，一舉攻下了湖南、廣西，直逼貴州。七月，胡蘭成受華中日軍司令部之邀到漢口，名義上是作學術講演，見的是日軍的作戰參謀，談的是日軍在淪陷區的紀律。日軍進攻的是中國土地，他除所謂「學術演講」外，還談論諸如日軍在新佔領地軍紀等等，身份儼如日軍憲兵，他卻坦然和得意，他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他只是得意，他在汪偽政府中、在汪精衛那裡失去的謀士地位，日本人又重新給了他。
他只是得意，他因文章而名滿日本軍中，結交了眾多在軍隊中的最有力量的佐官。
他只是得意，池田、清水似覓寶一樣發現了他，又被推薦和宇垣一成大將會見，他詳細記下了地點和時間，在上海華懋飯店（即今天的上海和平飯店——筆者）整整談了六個小時，可見對他的看重。宇垣此行主要代表日本政府來尋求停戰「和平」的可能，他貢獻了自己的見解，說的仍是停戰撤兵，只是與以前不同的是，現在他是與日本大將在飯店房間裡、私下親密地促膝交談。
他只是得意，他已在日本人那裡打開了局面，獲得了他在汪偽政府中失去的「話語權」，他誇大狂地認為，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停戰到目前已無可能的談話，是因他宣傳停戰和平的文章而起。池田、清水以及許多日本人將他看成敢直言有風骨的高士，他也就努力維持著這一形象，自高自固。谷正之大使怕他免官後生活貧困，曾叫池田來說，要分一部分薪水給他，他沒有要。
胡蘭成往日本人身上靠，日本人也在想如何更好地利用這個他們新發現的人才，他的狂言大語想必是震住了一部分日本人，以為他有什麼經世緯國的大略。汪偽政府日薄西山，恰如汪精衛本人已氣息奄奄難有起色了，池田一直想為他另找塊地盤，讓他出面組織一個地方政府，大概是想看看他是否真有什麼起死回生的辦法。能想到胡蘭成，想讓他這樣一個書生來出面組織什麼地方政府，日本人也是病急亂投醫了。
去哪裡呢？
汪偽政府能控制的地方原本就少，廣東之外，就是南京、上海周邊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而且這三省中也是要大打折扣的，江蘇的蘇北，浙江的西南山區，安徽的西面都有共產黨和重慶方面的軍隊在活動。只有長江流域的一些地區還在日軍的勢力控制下，沒有交給汪偽政府，而由日軍扶植的地方漢奸政權維持著，比如湖北武漢地區。
池田、清水和谷大使商量，決定讓胡蘭成去湖北武漢，直接職責是接收當地的《大楚報》。計劃是，先由日本人向陳公博提議，讓那位軍人中第一個下水參加汪偽集團的葉蓬出任湖北省主席，私下再與葉說定，葉可以做一次省主席過癮，但地方實際政權要由胡蘭成來主持。
1944年11月，胡蘭成離開上海、離開新訂婚書不久的張愛玲，啟程西行。
註釋
[1]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小嬉唐突》。
[2]據胡蘭成侄女青芸所言：胡蘭成被拘後，是其親自從上海趕往南京，出面張羅找日本人營救的，非應英娣所為或單獨所為。美國華裔作家李黎對青芸採訪記，網上論壇「張迷客廳」或「胡蘭成吧」。
[3]周佛海《回憶與前瞻》，1939年7月22-24日《中華日報》，轉引自《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4]《苦竹》雜誌，胡蘭成自謂辦了四期，有記錄僅三期，可能編成而未及出版發行。《苦竹》第一期出版於1944年10月；第二期出版於1944年11月；第三期出版於1945年3月。「苦竹」一詞取自日本詩作：「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封面由炎櫻手繪，社址為「南京石婆婆巷20號」，即胡蘭成南京居所。雜誌文章除胡蘭成外，其他作者還有張愛玲、炎櫻、路易斯、杜南星、沈啟無（筆名開元）。胡蘭成用本名和多個筆名在雜誌上發表了多篇文章，第一期：新秋試筆（胡蘭成），違世之言（王昭午）、周沈交惡（江梅）、貴人的惆悵（韓知遠）、說吵架（江崎進）；第二期：土地的綠（夏隴秀）；第三期：趣味（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