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沒有資格談論女人，四叔這一輩子只和一個女人有過那種關係。是誰？看你問的，那還能是誰呢，當然是你四嬸，不是她，又能是誰呢。有沒有喜歡過別的女人？也許有過吧，不過，也就是當時在心裡颳風一樣刮那麼一下，輕輕地掃地一樣過那麼一下，以後過去了也就永遠地過去了，最多留下一些劃痕。那時候總覺得日子還長著哩，卻沒有想到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長，等後來真正發現日子其實很短的時候，一切又都來不及了。那時候才突然醒悟到，人活著的時候，想做什麼事就應該趕緊做，千萬不要今天推明天，明年推後年，那樣就完了，一那樣就完了，以為總會有時間的，其實已經沒有了，過了當時那個時候，一切就都不再是那麼回事了，很多東西都會變呢，你不變，但是你周圍的一切都在一天一天地變呢。事實上你也在變呢，哪有不變的道理，只不過這種事沒有在別人的身上看到的那麼直接那麼明顯那麼刺眼罷了。
最早的時候，有人對我說過，說女人其實都是一樣的，別看白天的時候一人一個樣，有的趾高氣揚，有的可憐巴巴的，等黑了燈以後，其實都是一樣的。我忘了這是誰對我說的了，他是隨口說說的，說完就沒事了，但這句話卻害我不淺哩！有好多年，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這句話都在像慢性毒藥一樣深深地毒害著我，不知不覺地影響著我，像是埋在我身上的一根刺，發作期貫穿了我的一生。我是這麼想的，既然女人都是一樣的，那一個人一輩子有一個不就行了麼，不就夠了麼，是不是？上天造一個男人，再造一個女人，不會讓你單蹦一個在這世上蹦躂。你再去琢磨別的女人，那就是隔牆竊取，就像戴玉一樣，不管好賴全都要，貪多嚼不爛。這樣一想以後，就覺得除了配給你的那一個，別的女人就都與你無關了。
年輕的時候，不大想女人啊男人呀什麼的那些事，想的更多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我當然信了，不信我還費那麼大勁幹什麼呢？至今我都堅信不疑。我相信不是那個事業本身有問題，而是一代一代的人有問題。
是的，我就是這麼看的。覺得你四叔傻，是麼？
戴玉後來常去公社告我的狀，說我的壞話。我能想出來，就像他當年在張區長的面前說文玉一樣，說來說去，終於把個文玉給說沒了。我呢，總是不想和他多碰撞，一來是年齡比他小，二來總覺得自己當幹部與他當年的提攜有關，覺得人不能沒有良心，任何時候都要記住別人對你的好，尤其是在你年輕的時候，在你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十件事，哪怕只有一件是好的，那也應該記住。不能像有的人那樣，你為他做一百件事，九十九件都做得很好，只有一件沒有做成或做好，他也會因為這一件事而對你不滿，甚至會記恨你一生，全不記得那九十九件。我是這麼想的，但戴玉卻不這麼想，我也是後來才慢慢知道的，我在不知不覺中竟成了他最大最危險的敵人，這讓我吃驚不小。我想，怎麼會成了這樣呢，究竟是在哪一步上出了問題？這些惡草一樣的東西究竟是從哪一年開始生長起來的呢？
一位本家的伯伯曾經對我說過，戴玉是把你當作他的一桿槍，一直覺得用的挺順手，瞄準這個，又打到那個，後來他發現這桿槍的槍口有時候會突然掉過來，黑洞洞地對著他，瞄著他……本家伯伯的話把我說糊塗了。我仔細地想了好久，我沒有對著他啊，也沒有瞄過他呀。本家伯伯說，那他怎麼會覺得危險呢？
公社的祝主任有一次在村裡吃完飯以後，讓我和戴玉陪他去河東的麻地裡看一看。到了河東，到了麻地前，卻並不看麻，而是對我和戴玉說：
「都說一個槽子前不能栓兩頭叫驢，我原來還不信，現在信了。你們兩個要是一直都在又踢又咬，我就只有把你們分開了。」
我對祝主任說：「我們沒有又踢又咬。」
祝主任又問戴玉：「你說呢？你說說看。」
戴玉說：「德龍說得對，我們沒有又踢又咬。」
祝主任說：「真的是這樣的麼？那最好不過。那你們就給我好好地吃草，好好地喝水，不要給我找麻煩。」
我和戴玉都點點頭。祝主任說：「來，我看著你們，兩個人握握手。」
戴玉不想和我握手，他對祝主任說：「都是一個村裡的，我們經常握呢。」
祝主任說：「經常握，還多餘這一下麼。」
在祝主任的注視下，我和戴玉握了一下手。我的感覺是不舒服極了，不知自己握住的是什麼？我相信戴玉一定也有同感。
地裡的青麻像湖水一樣在起伏，碧波蕩漾，白翎鳥就在那種一望無際的碧青色上面飛起飛落，沒有人知道它們是何方人氏，也沒有人知道它們具體住在哪裡，只知道天一黑，就再也看不見它們的蹤影了。
祝主任默默地看了一會兒，然後回過頭來，看著我和戴玉，對我們說：「遇到事情，互相讓一讓，就都過去了；不讓，誰也過不去。」
我瞥了一眼戴玉，看見他的那張四方臉還是那種多年不變的醬紫色，就知道祝主任的話對他來說就像是從他的耳邊刮過去的一陣風，一點兒也沒有往他的心裡去，甚至連一陣風都不如。這麼一個人，不好給他灌輸什麼哩，即使捏住他的鼻子給他硬灌進去，他要是存心不要，也會想方設法給你吐出來；吐出來以後，他的那種憎恨之心會比沒灌他之前還要更甚。我在心裡說，祝主任啊，你還不如不灌他呢；有些人是能灌的，就像生了病往下灌藥一樣，灌下去以後，他一吸收，慢慢就好了，甚至很快就能見效，這樣的人，他會心存感念，知道是在救他；而有些人是不能灌的，因為他打定主意不要，那你不是白灌麼。
我心裡很難過，亂糟糟的，不敢多想，也不敢往太遠了想，不知道以後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想到和戴玉住在同一個村裡，又都是村裡主要的幹部，差不多每天都得要和他見一面，有時甚至一整天都會在一起；想到兩個人都冷著臉在一起商量事情，哪一句話不對了，頓時就會日爹操娘地爭吵起來，我的心裡就會不由地一陣陣地覺得發虛，愁緒如山，又如同破舊的棉絮一樣，秋天裡的麻一樣，在我的心裡捲成一個又一個的球，滾成一個又一個的蛋，順著山坡滾啊滾，到了平地裡還在不停地滾，滾得到處都是，在夢裡也能見到呢。
我看見我和一個人在飼養場那個綠汪汪的大水坑裡扭打在一起，當那個人轉過臉來，用兩隻黏糊糊的手掐住我的脖子的時候，我發現那個人竟然不是一直對我心存芥蒂的楊秀秀，而是黨支部書記戴玉……我慘痛地叫了一聲，立即就沉了下去。……以後，又看見我在初九的晚上一個人走著，戴玉在後面追著用石頭打我，走著走著，天上那個彎鉤似的月亮忽然掉了下來，就在快到我的頭頂上的時候，忽然又刷的一下變成了一把明晃晃的鐮刀，閃閃亮亮地朝我的脖子上砍來。我聽見噌的一聲，我的頭就被割下去了，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倒在了初九的月亮地裡。連老天也在幫他哩！我哭著，慢慢地從地上爬起來，一遍一遍地把眼淚抹在袖子上。想找人說說，評評理，又覺得沒地方去說理，也找不到人，滿世界好像都沒一個人。
那個時候，我想念張區長哩！是他教會我許多革命的道理。
你四嬸經常問我，又夢見啥了，每天都是又哭又喊地醒來？我對她說，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有的從未見過，連名字都叫不上來呢。我沒有告訴她說我夢見戴玉了，也沒有告訴她說我想念張區長。
好幾年又過去了，再也沒有工作組的一絲消息。自從那年冬天他們在村裡吃完最後一頓飯走了以後，我再沒有見過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原以為第二年開春以後他們還會來呢，大家也都是這麼估計的，連張區長都是那麼認為的。在村裡的時候，張區長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許多事情還沒有開始呢。可是，還沒等到開始，他們就被叫了回去，張區長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迷惑呢。他不甘心，又十分不明白，那情形，差不多就像是在熟睡中被突然叫醒一樣，差不多就像是在夢遊一樣，迷迷糊糊地把行李背在身上，打開門，輕輕地走出去，叫上同伴們，沿著當初來時的方向一路走去，頭頂上面是紅得讓人感到異樣感到不安的綿延不絕的朝霞。
好幾次去縣裡，我都去找過張區長，但一次也沒有找見。我心裡也覺得奇怪哩，就這麼一個不大的小縣，要找的人又都是有名有姓的人，都是縣裡的幹部，怎麼就會一直都找不見呢？要是你找的是一個誰也不知道的無名氏，沒有他的一丁點蹤影和下落，那也還好理解，一直找不到也是正常的，問題是你找的不是一個那樣的人。張區長是無名氏麼？另外，當年和張區長一同來的組裡的其他幾個人也好像全都沒有了下落。如果猜測說張區長有可能出了事，那麼，其他那幾個人難道也都正好不偏不倚地出了事麼？我還記得他們當年臨走前最後一個晚上圍著大鍋喝羊雜湯時的情景，每個人都滿頭大汗，由此我敢肯定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貨真價實的真人，而不是什麼來無影去無蹤的異類，因為異類是不會出汗的，更沒有那麼多汗，更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是沒有異類的。
由此我又想起當年的那個冬日的早晨，張區長領著他們幾個人上了路，村裡也沒有派人跟著去，本來已經提前套好的一掛馬車也因為張區長的一再堅持而一動未動地停在河的對面。工作組朝前來送行的幹部們，朝河東河西兩邊揮了揮手，就在滿天朝霞的映照下走了。這一走，從此就再沒有他們的任何消息，誰也沒有看見他們什麼時候回到了縣裡，誰也沒有看見他們在路上的情景，是在半路上拐了彎了麼？
至今想起來，我心裡都影影綽綽的，覺得有些陰森，覺得有些不太對勁。那麼一群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人，他們到底去了哪裡呢？他們又能去哪裡呢？
……
最後一次去尋找張區長是在一個冬天，村裡有兩名應徵入伍的新兵要去縣裡集中，我去送他們。到了縣裡，把他們交給部隊以後，我就沒事了。看看天色還早，我想，好不容易來一趟縣裡，何不趁這個機會再去尋尋張區長呢，說不定這次一尋就尋見了呢，說不定以前那幾次尋找都是方向不對哩；方向要是錯了，你永遠也不可能找見一個人，明明那人就在原地站著，你也和他碰不上，那就不能怨誰，只能怨你自己。這樣想過之後，我就開始到處打聽。
街上人不多。我邊走邊想，這麼一個冷清清灰撲撲的縣城，真不像是一個城哩，還不如有些大一點兒的村莊熱鬧哩。街上要甚沒甚，臨街的好多門窗都是關著的。偶爾能看見一條狗，像是身負著什麼秘密的使命，貼著臨街的牆下溜溜地跑過，尾巴下垂，明顯地是不想招搖，只想快一點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