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其他的失常，但我們認為那是客觀事實，而不是土地處於病態的症狀。雖然人們在不斷努力，可是仍然有動植物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儘管人們採取了很多保護措施，但害蟲依然在四處作亂。我們找不到更加簡單合理的解釋，因此必須將它們納入土地的病症。這兩種情況的頻繁發生，讓我們不能將它們當做正常的生態事件而漠不關心。
我們對於土地失調的處理方式非常有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同樣體現在我們對於土地失調的認識上。因此，當土壤中的肥力流失殆盡，我們便在土壤中添加肥料，或是改變土地上的動植物種類。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野生動植物不僅造就了土壤，也在維護著土壤。比如有人發現，生長過豬草的土地上的芋草收成格外好，但原因不清楚。我們並沒有想到，這種聯繫看起來沒有關係，卻普遍地存在於自然界。
土撥鼠、黃鼠或老鼠的數量激增，我們把它們當成害蟲，不斷地用毒藥控制它們。但我們從沒有真正尋找它們激增的原因；在我們看來，動物造成麻煩的根源必然在動物本身，但最近的科學研究表明，它們的激增是因為植物群的紊亂。但很少有人會沿著這條線索做更深入的研究。
在許多造林地區，曾經一棵樹可以製造三四根原木，但現在只能製造一根或者兩根，原因是什麼？有思想的林務官知道，原因並不在樹身上，而是與土壤的微生植物群有關。破壞土壤植被容易，但如果想要恢復土壤植物，需要花比破壞時多得多的力氣。
在保護自然資源方面，許多處理方式都是表面文章。為控制洪水，我們修建了水壩，但這和造成洪水的原因沒有任何關係；為了防止土壤肥力流失，我們修建了攔砂壩和梯田，這和造成土壤肥力流失的原因沒有關係。為了保證獵物和魚類供應，我們建立了保護區和孵卵場，但這不是它們會產生供應不足的原因。
總之，一系列的證據表明，當土地生病時，可能是由於某些器官出了問題。而那些自然資源保護措施，大多只能起到局部緩痛的作用，卻不能根治疾病。這些措施有其必要性，但是不能當做治療手段。人們正在積極開展土地修復工作，可是關於土地健康的科學卻依然沒有出現。
要建立土地健康的科學，必須有一塊運轉正常的土地作為參考，需要知道健康的土地有機體是如何運轉的。
我們有兩個現成的案例。一是東北歐，雖然那裡的人類生活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但土地機能依然在比較平穩地運行。在進行研究時，這是一個我們無法忽略的地區。
另外一個案例是野地，這也是最完美的案例。野地自給自足，在度過了無數個春秋後，始終保持平穩。它的組成物種幾乎沒有消失，也沒有發生過某個物種失控的情況。自然給予土壤的生成速度和它們對於土地的侵蝕速度基本一致。關於這一切，古生物學都能為野地作證。在研究土地健康方面，野地具有獨特而不可代替的重要性。
我們不能在亞馬遜河地區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機能；研究每一個生物群落，就必須研究它們賴以生存的野地和被開發的土地。我們一直都在忙於拯救失去平衡的野地研究區，無暇顧及其他。而且這些地區也在日漸縮小，無法維持全方位的穩定性。以國家公園為例，雖然它們的面積多達百萬英畝，但依然無法維持掠食動物的平衡，或是修復動物疾病帶來的影響。因此，在黃石公園，狼和美洲豹已經消失，從而導致鹿群的激增，大量的植物被摧毀，特別的冬季牧場的植物。而且由於疾病傳播，灰熊和大角羊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
雖然最大的野地機能已經出現了問題，但只要給J·E·韋弗一小塊野地，他就能瞭解草原植物比農業經濟作物更加抗旱的原因。韋弗通過研究發現，草原的植物在地下非常具有「團隊精神」，它們的根系四處蔓延，緊緊抓住各層的土壤。但農業經濟作物的根則集中在某一層土壤，甚至毫不涉及某些土壤，因此水分積累不足。韋弗的發現為大家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農業經濟學原理。
同樣，只要給托格雷迪亞克一小塊野地，他就能知道森林土壤中的松樹為何比田野中的松樹高大。因為在森林土壤中，松樹的根不斷往地下延伸，扎得更加深。
很多時候，我們無法得知健康的土地有何種表現，除非能將野地和生病的土地作對比。早期西南方旅行者曾經說，山中的溪流非常清澈，但在我們看來，他們有可能是在恰巧比較好的時間看到了這些河流。防治侵蝕的工程師一直沒有案例可以作為參考，直到有人在奇瓦瓦山發現了合適的參照河流。這些地區從未被放牧過，因為放牧者害怕遇到印第安人。所以這條河流即便在最糟糕的時候，也只是變成了乳白色，釣魚者依然能看到鱒魚。而且，這條河岸邊長著許多苔蘚；要知道，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河流岸邊只有大圓石，而且樹木非常少見。在馬德雷山建立一個跨國試驗站，開展研究保存工作，修復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土地的機能，是一個可以惠及兩國的可行性計劃。
總而言之，無論野地是大是小，都可能具備一種價值：可以為土地科學研究提供樣本。野地最主要的用處不是休閒娛樂，這也不是它唯一的用途。
供野生動物生存的野地
僅僅依靠國家公園，無法保證大型的肉食動物繁衍生息。公園裡已經沒有了狼，灰熊也岌岌可危，大角羊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數量急劇減少。
為什麼會這樣呢？有的答案非常明確，有的答案尚不明朗。對於活動廣泛的狼等動物來說，國家公園顯然太過狹小。而且由於許多暫不知曉的原因，很多動物無法在封閉的空間中生存下去。
那麼如何為野生動物擴展空間？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改造公園外的荒地，將它們變成瀕危動物的公園。然而國家公園並沒有這麼做，灰熊瀕臨滅絕便是一個悲劇的例證。
1909年，我第一次來到了西部。那時，灰熊在山中非常常見，而自然資源保護部門的人卻不常見，甚至在幾個月的旅行中都見不到一個。可是現在，自然資源保護部門的人隨處可見，灰熊卻幾乎看不到了。它們朝著加拿大邊界退縮。根據官方報道，美國境內現有六千隻灰熊，五千隻都在阿拉斯加。能夠見到灰熊的州只有五個。在有些人看來，只要加拿大和阿拉斯加還有灰熊存在就足夠了。但在我看來，這是遠遠不夠的。阿拉斯加的熊非常獨特，將灰熊交給阿拉斯加保管，如同將快樂交給天堂保管，可是我們永遠都無法到達天堂。
想要拯救灰熊，就必須擁有一些廣大的土地，那裡不能有道路和家畜的痕跡，或者說家畜造成的傷害已經得到了足夠的修復。想要實現這個目標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買下分散在各地的牧場。政府部門願意這麼做，但是自然資源保護部門的所作所為卻令人失望。林務署在蒙大拿州設立了一個灰熊保護區，但他們也在猶他州的一個山區牧場發展牧羊業，儘管那裡已經是猶他州灰熊僅存的地方。
永久的灰熊保護區和永久的野地如同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你想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那麼除了滿腔熱情之外，你還要有保護自然資源的長遠眼光和歷史洞察力。只有懂得進化軌跡的人，才懂得珍惜進化的載體——野地，才懂得珍惜進化的傑出成就——灰熊。假如教育能真正被吸納接收，那麼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到，西部的歷史遺產為今天的西部提供了巨大的意義與價值。尚未出生的年輕人也許會和劉易斯與克拉克一起乘船在密蘇里河遊歷，或許和詹姆斯·卡本·亞當斯一起在內華達山攀登。而無論是哪一代人，都會重複一個問題：灰色的大熊在哪裡？假如我們回答說它由於自然資源保護者的疏忽而消失了，那麼這無疑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野地的捍衛者
野地資源只會不斷縮小，而不會向四外擴展。對於現有的野地來說，我們可以延緩甚至阻止野地的侵蝕，將它變成休閒娛樂的場所、科學研究的實驗地和野生動物保護場所。但是想要創造新的野地，則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的野地保護計劃只能算得上是亡羊補牢，希望將野地的退化盡可能地降到最低。1935年，人們成立了野地學會，以「拯救美國最後的野地」為目標。塞拉俱樂部的成員們也是因為這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
然而僅僅依靠幾個團體的努力是不夠的。我們無法因為國會制定了一項關於野地的法令而沾沾自喜，就此感到滿足。如果自然資源保護部門裡沒有眼光長遠的人士，那麼它們就無法預料到哪些行為可能對野地造成新的侵害。除此之外，野地保護也需要熱情的人們，需要他們在觀察著每一個角落，並且時刻準備著同破壞野地的行為做鬥爭。
在歐洲，想要尋找野地只能到喀爾巴阡山脈和西伯利亞地區。每一個具有預見性的自然資源保護論者，都為此而痛心疾首。相比於其他國家，英國擁有的這種土地的奢侈品格外少，但拯救僅有的幾塊野地的活動正在那裡蓬勃開展，雖然這有些遲了。
總而言之，能夠認識到土地蘊含的文化價值，是否具有謙卑的認知態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那些膚淺的現代人脫離了土地，自以為是的認為找到了最重要的東西。他們整天高談闊論歷經千年的政治或經濟帝國。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歷史是由許多連續展開的旅程累積而成的，而且這種旅程的起點相同。人類不斷回到這個起點，重新整裝待發，開始新的征程，尋找新的價值觀。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為什麼原始的荒野才能為人類最清晰地定義開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