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即將在重版之後與大家見面，對於那些已經熟悉的讀者們，我還要說些什麼呢？我們彼此間的瞭解已經足夠深，也許我什麼都不必說。作為嚮導，我向讀者介紹著野外和戶內的許多趣事，而讀者們也接受了我的存在。大家給予我的認同，遠遠超出了我的預計，對此，我心存感激。剛才我還覺得什麼都不用說的，既然已經開始說了，那就多說幾句吧，用閒聊的方式，和大家談一談。
《醒來的森林》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它從面世至今將近二十五年了。在寫完這本書之後的日子裡，我又連續地寫了好多書，它們已經依次和大家見面了。當有人問我總共寫過多少本書時，我得仔細地數一數才能作出準確的答覆。作為一個母親，即便她的孩子再多，她一口也能說對孩子的數目。只要閉上眼睛，所有孩子的面孔便會浮現。據說，原始部落的人計算能力很差，只能數到五，可是他們卻有辦法記住所有牲畜的數量。其實他們記住的並不是數目，而是記住了每一頭牲畜的特徵。
母親的心中總是飽含著對子女的愛；原始居民每天都和牲畜們在一起。但書與之不同，一本書寫完並出版之後，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已經永遠地離作者而去了。即便坐下來談論自己的書，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種困難，不亞於父親談論起獨自在外面闖蕩的兒子。畢竟，作者與書之間，有著更直接、更具個人色彩、更依賴自我的關係。在外生活的兒子只是繼承了父親的血脈，他終歸會有所改變，但書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即便它的命運充滿曲折，它都始終保持著原來的樣子。
一個人通常不會為自己孩子的特徵負太多責任，然而作者卻要為書的愚蠢或明智負全部責任，這完全取決於作者之手，書是作者心靈的真實寫照。倘若我迴避關於書的優劣的討論，或者沉浸在別人對它們的一些獨特的見解中，我相信我的讀者會理解我、原諒我。
我無法將自己的書看成是「著作」，因為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很少付出「辛勤的勞動」。書的完成，是在娛樂之中進行的。垂釣、野營或者划船的過程中，我便得到了文學素材，四處遊覽或睡覺的時候，這些素材便會慢慢地成熟起來。寫書的過程，其實是我重新回味我在原野中得到樂趣的過程。在將它付諸筆端時，它們打動了我，融為了我的一部分。
我有一位朋友，現在已經年紀大了，他的創作頗豐，可謂是「著作等身」。他曾經說：「直到我流落異鄉的時候，才萌發了寫書的念頭。不過那個時候，我只是想讓曾經的生活在自己眼前重現。」他年輕的時候，在俄亥俄州北部生活，後來離開了家鄉，寫作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思鄉之情。我的情況與此有些類似。
寫作《醒來的森林》的時候，我正在華盛頓地區擔任政府職員。作為一個金庫保管員，我那裡貯存著幾百萬的美金，但這也迫使我的生活必須面對鐵牆。那樣的生活讓人有種無所事事的感覺，於是我開始坐在桌子前寫書，以求從中獲得慰藉，幫助自己度過漫漫長日。那些關於鳥兒和夏日森林的記憶，讓我的生活變得生動有趣。《冬日的陽光》一書中的大部分章節，也是在這張桌子上寫完的。那本書中描述的陽光是燦爛的，甚至超過了紐約或新英格蘭地區的陽光。
1873年我離開了華盛頓，鐵牆也隨之從我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大窗戶，我可以透過它看到哈德遜河與遠處的山景。我種植了一座葡萄園，它可比金庫有活力得多，特別到了秋季，架上果實纍纍，比起大堆的美鈔，收穫的喜悅更令我感到滿足。當然，我偶爾還是會想起鐵牆，不過那是在冬季，窗外的風景都已被皚皚白雪所覆蓋。我發現，冬季是檢驗一個人自娛能力的季節，它將人推到自我的面前。在冬季，我的心情變得平靜起來，我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喜歡的主題上。
我曾在想，我的書是否有時候會讓讀者產生錯覺，使得大家對於野營或者林間漫步有著過高的期待呢？後來我發現，當我把在林間散步獲得的歡樂同讀者分享時，我才能真正地獲得那種巨大的歡樂。想要瞭解一個物品的色與味，加熱是一個好辦法；而想要欣賞藝術，觀眾自己的想像力也是至關重要的。也許有的讀者會覺得並沒有從自然中獲得如我所獲的那麼多的樂趣，那麼我應該送他一個建議，只有像我那樣去親身理解自然，並充分發揮詞語的魅力，才能理解作者從自然的所獲。文學並非是在森林中自然形成的，而藝術家的創作也不僅僅是照搬自然。他們筆下描述的，也並非是簡單的原始經歷。
很多人都認為蜂蜜是藏在花中的，蜜蜂做的僅僅是將它們採集出來，但實際上，蜂蜜是蜜蜂的產物。它們從花中獲得了甘露，然後通過自己的努力，減少了甘露的水分，在其中加入了一滴蟻酸，將其變成了蜂蜜。那一滴蟻酸，正是化腐朽為神奇的點睛之筆。蜜蜂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在它的作品中，反映著一些超越客觀環境的存在。
真正的博物學家是忠於事實的，因為事實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離開了事實，我便無法寫作，那些新鮮多樣的事實，不斷地為我提供著靈感。當然，事實只是基礎，我必須在裡面加入自己的特色，讓它們的品質昇華。
對於自然的解釋並不是對它的改造，而是與它進行情感的溝通，吸收它的精華，並且運用精神的色彩重現它。
假如我只是簡單地羅列自己散步時遇到的鳥的名字，描述一下它們的色彩與形態，講述它們的生活細節，那麼讀者恐怕對此不會有興趣。而如果我能將鳥類和人類的生活聯繫在一起，透過它們瞭解自然，瞭解到它們在自然中生活，那麼讀者可以通過描述，想像出一隻活生生的鳥，我給予讀者的，將不再是一具死氣沉沉的鳥類標本。
約翰·巴勒斯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