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氣不打一處來。此時看什麼都不順眼。他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喝了個底朝天。他想抽煙，可是辦公室裡只有他一人，找不到煙。他真想找一個人發脾氣，來一點國罵，找一個東西來瀉憤。終於，他抓起了幾張廢稿紙三兩下撕成了碎片。這才稍稍解了點氣。
「叮——」電話機討厭地叫了起來。他不想接，任它叫。可是，它就不停，仍執著地叫著。仲秋氣了，抓過耳機，氣沖沖地問道：「找哪個？」
「我找仲記者。」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個時候你來湊什麼熱鬧？不想和陌生人講話。他對著話筒吼了一聲：「他不在！」然後「光」的一聲，將耳機壓上了。
「叮——」電話鈴又叫了起來。仲秋背靠在椅背上，看著電話機，聽它叫，就是不接。它叫累了，停了。仲秋出了一口氣，臉上顯出一絲苦笑。他正要想什麼，那電話鈴聲又急迫地叫了起來，叫得人心煩。他氣得不行：你不想接電話，它偏接二連三地來，有時候你心緒好，想接電話，卻一個也不來，甚至打出去的傳呼也沒有人回。等那鈴聲剛一停，仲秋伸手把耳機取下擱在了一邊，從心裡說道：誰的電話也不接。
猛然，他腦子裡一個念頭蹦了出來：會不會是昨晚上那個被強暴了的女工李、李一凡？離開她家時，曾對她和她的丈夫說過，要趕寫一篇報導，抨擊和揭露那個壞傢伙，讓姐妹們提高警惕。還丟下一句，你們等著看明天的晚報吧。是不是他們打電話來問情況？可是……該死！仲秋全身打了一個顫。萬一她又打來呢？他急忙地把耳機放回原處。可是，要是她或她先生真打來了，該怎麼回答呢？
自當記者以來，儘管他寫的文章「生」不由己，被一層一層的領導槍斃不少，一向抱著「寫不寫是我的責任，用不用是你的權力」的態度的仲秋從來沒有現在的沮喪。他覺得自己被羞辱了，正義被強姦了。自己的形象——那個讀者們有口皆碑的為市民、為正義說話，揭露醜惡、鞭打黑暗的大記者形象猶如江邊沙堆成的塔在江水的衝擊下剎那間轟然倒下。自己多年來用心血、用文字塑造起來的大記者形象原來是個沙雕！一個柔弱的遭侮辱與損害的女人最需要的是什麼？不是那張不到二兩重的報紙，而是輿論的道義的支持。伸張正義，是世界上一切傳媒責無旁貸的義務！等了十多個小時，如果等來的是空空如也。他的心揪緊了！
仲秋眼光在房間裡像蛇一般遊走了一陣，最後游出玻璃窗，外面，被一幢幢高樓蠶食了的天空瓦藍瓦藍的，如絲如縷的白雲從北向南橫布在上面，一架在陽光下泛著耀眼的白光的民航飛機在雲下滑過，就要在城市南邊的機場降落。他的心卻隨著轟隆的飛機引擎聲穿過了歷史的雲煙，去迎接另一個蹣跚著向他走來渴求援助的被侮辱與蹂躪的女人：那是一九八八年夏天的一個週末。妻子和女兒上街買東西去了，他一個人在家寫一篇通訊。正在為一段描寫字斟句酌之時，寂靜的房間裡響起了「砰砰」的聲音。是貓兒在翻東西？家裡沒有貓兒。是耗子在搗蛋？家裡沒有發現過那東西。仲秋仄耳細聽，那聲音又響起來了。是從房間大門上發出來的。
仲秋皺了一下眉頭，擱下圓珠筆，側臉問道：「誰？」
門外一個女人的聲音，細而無力：「我找仲記者。」
仲秋聽說是找自己，將門拉開半邊，立在門邊半靠著。門外站著一個瘦弱的女人：身高不足一米六，風都吹得倒的身子裹著一件皺巴巴的短袖襯衫和一條顏色、質地和襯衫完全不相同的還打了補丁的裙子，齊耳短髮猶如乾草，儘管主人用了七八根樣式不同、大小不同的髮夾壓住，但沒有光澤的絲絲髮絲還是亂飛。兩頰凹陷，因而更顯得顴骨凸出，嘴巴也被凹下的臉頰擠得有點尖，薄而小的雙唇沒有一絲血色，兩眼大而無神，兩個眼泡發青，一管挺直的鼻子只有一張皮包著，額上趴著一根根零亂的皺紋，皮膚蠟黃得猶如才塗了一層菜油。皮包骨頭的左手提著一個破舊的黑色塑料包。仲秋心裡暗想：這是個什麼人？是從垃圾堆裡走出來的還是從地獄裡爬出來的？打從當記者起，他和各種人都打過交道，可是還沒有面對過這樣的人！她是幹什麼的？……一個個問號在他腦子裡轉。
「你是仲記者？」女人先發問了。
仲秋從問號中脫身出來，問道：「你有什麼事？」
「我，」女人抖抖索索地從塑料包裡摸出一個信封，遞向仲秋，「這是熊總寫給你的信。」
仲秋一時懵了：「哪個熊總？」
「龍山機器廠的總工程師熊為人，是全國人大代表。他說他認識你，說你是個敢說真話的大記者。」
一個他並不認識的全國人大代表、總工程師對自己有這番評價，仲秋心裡有一份滿足。一個記者不管你在單位上怎麼樣，只要社會承認你，讀者給你好的評價，你就應該滿足，你就沒有白過人生。仲秋接過信，取出信紙，很快看起來：
我是龍山機器廠的熊為人、全國人大代表。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你，你的文章我幾乎篇篇都讀過。那次，你到我們廠來採訪，為廠的二期工程上馬被人為阻礙呼籲，得到市領導高度重視，很快解決了。我們全廠都很感謝你。你是一個敢講真話、敢與邪惡作鬥爭的記者。因此，我將這個受苦受難的女人介紹給你，請你給她呼籲、伸冤。
她叫許瓊，原在市通聯公司財務處工作。是文革結束後財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的公司經理朱譽群強殲。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報了案。過後幾天，公安人員找了她，也找了朱譽群。以後就沒有下文。她去催，派出所說已移交上級部門。她又去找市婦聯，婦聯的同志很熱情，八方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檢察院。後來，市檢察院的同志還來找過她，反覆訊問了有關情況，還將她保存的最好的物證——被朱譽群撕爛了的內褲（那上面還有朱譽群的精液）——交給了來人。三個多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下文。朱譽群照當經理和黨委書記，每天照樣趾高氣揚。奇怪的是「七。一」那天，他還被授予市先進共產黨員。她多次去問，得到的答覆都是「你不要急，我們還在調查瞭解，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絕不放過一個壞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這件事她不敢告訴他，只有自己默默地承受。朱譽群找過她，要她不要再告，說：「你只要不再反映。我們一切好說。給你加兩級工資，給一大筆獎金，要不，讓你去日本探半年親，等等。否則，有你的好戲看。」她不相信，她要鬥到底。現在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了。自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來捍衛自己、捍衛自己的尊嚴。
她想得太簡單了。一張罪惡的網已經向她撒來，一個挖好的陷阱已經移到了她的腳下。那年秋天開始的「嚴打鬥爭」將她作為暗娼抓了進去。她一再反映、申訴，但有好幾個證人的證詞，特別是蓋有公司大印的《關於許瓊賣淫事實的說明》的揭發材料，更不容她反駁了。不信組織的信誰的？許瓊被判刑四年，送到監獄服刑。遠在日本的丈夫得知這事後，二話沒說，提出了離婚。
許瓊服刑滿後，回到了這個生養她的城市，發誓要告倒朱譽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開始四處告狀。但收效甚微。最後找到了我和另幾個人大代表。我們聯名寫了議案。全國人大很關心，將議案的有關內容轉給了市裡。市裡也作了調查，回復還是和過去差不多。也就是說，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無奈，我們就只好讓她來找你，用你這支如椽大筆，為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女子伸張大義！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這個女人，心裡有點亂。她的遭遇真如熊總寫的這樣嗎？作為一個記者，可不能只聽一面之詞。但是，眼前的這個女人已被歲月的滄桑折磨成了這副模樣，看她的五官、她的身板，原本是一個美人兒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初，為什麼沒有告倒朱譽群？」
女人歎了一口氣，說：「他的關係網太大。公安、檢察院和婦聯開始都為我說話，也叫我寫了不少材料，還提供了物證。以後就不了了之。然後就把我抓起來了。」
「什麼理由？」仲秋問。
「說我是暗娼……」許瓊全身抖了一下，眼淚滾了出來。
「要證據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淚，說：「他們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撥髒水。朱譽群也倒打一耙，說我去勾引他，為了加工資、得獎金和到日本探親。」
「你的物證可以說話呀！」仲秋顯得一點急憤了。
「他們說，那內褲是我自己撕爛的……」
仲秋搶過話頭：「那褲子上的……」
許群微微低下頭，臉上泛起一絲淡淡的紅：「說是我與別的男人的……」
「叫他們去化驗，看是朱譽群的還是別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說明白了嗎？」
「他們說，找不到了。」
一個弱女子，沒有了可以證明自己清白的物證，面對朱譽群的強大的關係網，面對代表國家的專政機關，孤立無援，在那個時期，其結局可想而知。仲秋看見弱不禁風的許瓊一直站在門外的過道上，真想讓她進去坐著談，話到嘴邊，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擋了回去。她現在是這種身份，家裡又沒有另外的人，萬一……以後，他可說不清楚。
幾個新聞界的老前輩告誡過他：「你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特別是要講真話，要敢於碰硬，要批評報道，那麼你就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讓自己輕易受傷。被批評的人是會想盡千方百計來為自己辯護，來搞你，甚至不惜動用一級或幾級組織來和你鬥。」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記於心，隨時受用。他狠了狠心，讓她繼續在門外站著。這是他當記者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對採訪對象的不禮貌。
他把信折好，放進信封裡，轉換了話題：「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過？」
「能去的都去了。」說著，她從提包裡取出一疊厚厚的材料，遞給他，「後來，在別人的推薦下我才去找到了熊總。他和他的幾個代表很熱心，但是……他說，他們碰了軟釘子。惟一的辦法就是通過輿論來呼籲了。所以就叫我來找你。」
仲秋用上牙輕輕地咬著下唇，一時沒吭聲。如果許瓊說的是真的，那麼這個看似簡單的案子，實則很複雜，要不，她告了這幾年，又加上熊總等全國人大代表的呼籲，都沒有弄翻過來？當年憑人證、單位的材料抓她、判刑的辦案人員，有的可能陞遷了，有的可能調動了，有的可能退休了，現在再組織複查還不是要找這些人？即使許瓊是冤枉的，又有誰願檢討過去，說自己錯了？有良心發現者也寧願在內心反省，而不願公開，因為這要牽一髮動全身呀！何況許瓊的材料不過硬，沒有物證、沒有人證！明知朱譽群搞的是假材料，那幾個他的心腹作的是假證，但你怎麼推翻？除非他們站出來否定自己！這不可能。
仲秋急速地思考了一番，覺得面前的這個女人走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他想給她指出來，又覺得不妥。多少人都是靠著希望在努力地活著。如果你像個先知先覺者般告訴了他們的未來，人家是不會感謝你的。儘管你可以給他節約時間、省去不少的金錢……看許瓊那柔弱而堅定的樣子，翻案，還自己的清白，就是她現在活著的目的。
面對這個從苦難中跋涉過來的女人，仲秋真不忍心拒絕她，但自己畢竟不是萬能的啊！這事就發生在本市，一個市裡管著的報紙的記者，對這件案子能有多大能耐？就作算有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那樣大的能耐，但這事從何下手？找朱譽群，他一定還會加油添醋地說一些不利於許瓊的話，即使不，他也不會說「過去是我們冤枉了她」這句話；找公安，人家會拿出材料說「這是根據他們公司的舉報才抓的」；找檢察院、法院，人家會抱出厚厚的案卷讓你看，一步步都是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進行辦理的。真是「野貓咬牛，無從下手」！
仲秋翻著材料，說：「許瓊，你這事……」
「我只有求你幫忙了。」許瓊深怕仲秋把話說死，趕緊搶過去：「你行！你是大記者。熊總他們都說，只要你一呼籲就好辦了。
仲秋苦笑了一下，什麼也沒有說。這個已經跡近絕望的女人把自己當成了救命的稻草，他能說「我只是稻草，救不了命」嗎？他無奈地合上材料，聲音顯得很沒有底氣：「好吧。我盡力而為。」
轉眼之間，許瓊好像變得年輕了許多，枯瘦的臉上也出現了笑容：「仲記者，我謝謝你了。」
「你還可以去找一下人民日報記者站、新華社記者站的記者，向他們反映。他們比我強。」
他看見許瓊一副不解的樣子，又補充了兩句，「你想，市裡的工作搞不好，他們可以批評，還可以批評市長、書記，我們就不敢。他們可以約見市長、書記，我們就不行……」
以後，許瓊來找過他沒有，他不知道。仲秋把這件事向他當時的頂頭上司、現在的總編鄒平匯報了，並談了自己的想法。鄒平考慮了半響，說：「你說得對。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來辦她這個事。這事牽涉面太寬。當然，這些都是次要的，關鍵是她沒有過硬的證據。也許，人民日報、新華社有辦法。我們只是個地方報紙。至於寫『內參』，我看作用也不大。」過了幾天，熊總給他的辦公室打過一次電話，他如實地講了自己的看法，也摻雜了一些鄒平的想法。熊總認為仲秋講得在理，只是在電話那頭歎氣：「這事為什麼就沒辦法翻過來呢？那女子肯定是冤枉的。竇娥被冤枉，老天都要六月下雪，可是、可……」電話就突然掛斷了。後來的幾個月，仲秋在採訪時曾先後碰見人民日報記者站、新華社記者站的記者，向他們打聽有沒有一個叫許瓊的女人去找過，一個個都搖頭。也許，她去找的是另外的記者。日久天長，這件事也就忘掉了或者存封在記憶的倉庫裡了。
沒想到昨晚上會在那樣一個場面不期而遇，而且還有那個逍遙法外的朱譽群！不到兩小時，又出了一個李一凡。那次是自己能力有限，沒辦法寫稿。這次是自己撞到了，而且還親自參與了抓強姦犯……稿件寫了，也編了，也上版面了，最後又刪改了，連大樣都看了，到頭來，還是撤下來了。這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了這麼多年，難道歷史會重複自己的腳印？難道還會出現又一個許瓊？市裡怎麼會有這種規定？發展環境綜合治理怎麼成了傳媒不得報道搶劫、強姦、吸毒、賣淫？傳媒報道了就會影響市裡的投資環境，影響精神文明建設？這是哪家的理論、哪家的邏輯？
他不相信市委許進才書記是這種水平，也許他根本不知道這個規定！對，乾脆給他寫封信，反映反映。正在展紙擰筆之時，他心裡又打了個小九九，不忙，先找鄒平鄒總編咨詢一下。這些年來，在報社的幹部職工中，只有和鄒平在一起，仲秋才無話不說。他馬上給鄒平打通了電話，鄒平在電話那邊熱情地說：「我們好久沒有吹牛了，你馬上過來。在我這裡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