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良的話像一磅炸彈在會議室裡爆炸了，趙根苗書記用懷疑的眼光看著鄭天良，田來有副縣長目的很不明確地朝鄭天良笑了起來，而鄭天良卻專注地看著黃以恆的表情，黃以恆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他只是說：「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我主要是聽取大家的意見。」
鄭天良為這樣一次公開的表態已經醞釀好幾年了，他知道這樣的表態使自己幾十年來所捍衛的某種原則徹底報廢，但如果報廢能夠重新喚起人們對他的記憶，他必須硬著頭皮粉碎自己，這是一種就著蜂蜜嚥下蒼蠅的感覺。屋外的陽光很猛烈，鄭天良面對著空調，臉上還是冒出了一些汗來，這使他的平靜的臉色逐漸歪曲成一種掩耳盜鈴的誇張表情，更讓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沒想到黃以恆居然對他的講話沒有一句評價。鄭天良重新點煙的時候，打火機與煙卷之間差之毫釐，以為點著了，但嘴裡吸不到煙味，如此反覆三次，火與煙才真正親密接觸。鄭天良貪婪地吸了一口煙，煙霧筆直地深入肺腑，胸中的煩燥開始平息。鄭天良相信，他的這番話不可能不觸動到黃以恆內心，只是黃以恆作為市長從來都是鎮定自若，不輕易流露出情緒罷了，這是高級幹部的基本素質。所以鄭天良就對自己的這番話有了一些把握。他覺得黃以恆如果能意識到自己對他的心悅誠服，並且感受到自己真心誠意地向他示好，總比與跟他唱對台戲要好。因而鄭天良聳了聳肩，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臉上更加合理地平靜起來，就像他跟王月玲最初剝光衣服一樣。他覺得背叛意志比背叛肉體還要容易些。
宣中陽是跟在鄭天良後面發言的，他所講的話等於是將黃以恆的話進行了一次詳細的註解或翻譯，他強調指出黃市長來合安調研是市委市政府對合安縣的關心和支持，是黃市長深入基層密切聯繫群眾工作作風的最直接的體現，是合安縣干群開拓進取戰勝困難深化改革的前進動力，在談到具體改革方案上，他堅持對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思路，「中小企業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四十的改造，並理清了產權關係，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小企業改造中，有的是參股，有的是政府放棄了控股權。如何放小，我的理解是沒有前景的小企業乾脆就賣掉，根據投資比例，分清債權債務，政府幫助投資者處理好與銀行的債務關係，優化投資環境。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轉讓股權中必須保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在原企業就業，這是一個政策底線，如果中小企業改革不能保證工人的利益，我們就不是在為人民服務而是為資本家和大款們服務了。另一個原則就是抓大，這個大一定要抓住，工業區內的七大企業是我縣國企的象徵，無論是採取合資合作或股份制產權轉讓，都必須堅持由政府控股，這是主權問題，小平同志講主權問題是不容討論的，如果我們連大企業都賣光了，我們就等於是敗家子，人民群眾也是不會答應的。對碧源啤酒廠要實行政策傾斜，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在目前遇到暫時困難的時候，發動全縣城鄉人民喝我們自己的『碧源』啤酒，將任務分解到各鄉鎮和縣直各機關單位事業團體，將啤酒任務與黨政幹部的考核與考績聯繫起來，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齊心協力，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扭虧解困的目標。」
田來有也說了與宣中陽同樣的話，人大主任喬岸與宣中陽的意見也基本相同，只是提出了啤酒廠除了要扶持之外，還要加強自身的造血功能，要積極開拓市場，想辦法引進外面的資金，也可以加入大的啤酒集團，用人家的品牌。調研會很快就開成了表態會，除了書記趙根苗一個人外，意見驚人一致，即工業區不僅要辦下去，而且要體面地有尊嚴地辦下去，合資合作都可以，但絕不出賣主權，標誌性企業碧源啤酒廠不僅不能停產而且要把品牌打出去。
其實在這種場合，黃以恆是不需要表態的，這既是他調研後的慎重，也能看出下級對他態度的揣摩是否深刻透徹，和平年代當領導的權威不是體現在呼風喚雨上，而是體現在下級對上級的能否及時心領神會上，這種心領神會就像愛情一樣含蓄而美妙，一個眼神，一個暗示，心有靈犀，水乳交融，所以說那些看上去咄咄逼人吒吒風雲的人要麼是小官，要麼是肯定當不了大官。
黃市長最後總結性的發言當然也不會表態，尤其是對敏感的工業區七大企業。他先說了這次調研很成功，收穫很大，聽了大家的話以後，很受啟發，回去後他要將一些具體的情況與體改委和政研室的同志們進行分析研究，要向市委常委會進行匯報，然後再拿出全市工業企業改革下一步的具體措施來，他最後說了一句：「市縣兩級重點扶持的碧源啤酒廠今年虧損部分市裡補貼兩百萬，這是年初就定下來的，我回去後讓資金立即到位。」
聽話會聽音的人已經從這句話裡弄清了黃以恆的基本態度，這是當官的基本功，就像一個站在水邊釣魚的人，看到一個水花就知道了魚在什麼位置，更像一個戀愛中的女人接到一張異性的電影票就能立即意識到愛情已經開始了，只是有的人功夫好反映敏銳，有的人天生遲鈍，這種區別將會使一些人一輩子釣不到一條魚，活到八十多歲也沒經歷過一次輝煌的愛情。
黃以恆認為人開竅有早有晚，發育快的孩子從小學就會給女生遞紙條了，而像他這樣的人到年近五十才開竅，而這個年齡竅門一開，就會突飛猛進地將失去的時間奪回來，行動上也就更加果斷和勇敢。不開竅的時間很長，而開竅卻是一剎那間的事，有如神示，靈光乍現，一秒鐘之內完成了。
會議結束後，趙根苗拉著黃以恆留在會議室裡單獨說了幾句，他誠懇地對黃以恆說：「黃市長，我不是存心跟你唱對台戲，這是我真實的個人想法，也不是代表縣委縣政府說的。」黃以恆很隨意地說：「你解釋這些幹什麼？難道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就這麼脆弱嗎，只聽好話，不聽刺耳的話，一點不同意見也聽不進去？本來就是討論和分析，各抒已見暢所欲言。」黃以恆岔開話題問：「你的身體怎麼樣，我回去後找市人民醫院的專家權威們給你會診一下，拿出一個詳細治療方案來，千萬不能將身體搞垮了，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也是反革命的本錢。」
趙根苗說：「感謝黃市長的關心，我的身體真的有點吃不消了，你看能不能讓我回市裡，要是身體還能幹的話，就隨便給我安排一個崗位，人大政協都行。確實是身體撐不住了，我提前退下來，讓宣中陽放手幹，他年輕，有朝氣，也有經驗，我總不能佔著茅坑不撒尿呀！」
黃以恆說：「宣中陽就是太年輕了，所以市裡還不放心，你作為老同志，多帶一帶他，同時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養病，俗話說三分病七分養。」
趙根苗很絕望，他覺得黃以恆的態度是既不讓他多幹，也不讓他不幹，有了成績是宣中陽干的，出了問題他有領導責任。
這時，黃以恆的秘書喊他上車，晚上縣委縣政府在藍湖賓館宴請黃以恆。
趙根苗站在空蕩蕩的會議室裡看著黃以恆的背影發呆。會議室裡煙味很重，空調忠於職守地繼續吹著冷氣。趙根苗走過去關上空調，屋裡立即就悶了。
晚上藍湖賓館「望月廳」擺了兩桌，黃以恆說大家一起吃一個工作餐，所以宣中陽只讓辦公室安排了簡單而樸素的四葷四素幾個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財政如此緊張的形勢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黃以恆對縣裡的安排很滿意，他對身邊的宣中陽和喬岸說著一些很私人的話：「現在的領導幹部都是在走鋼絲，從中央到地方，沒有哪個一把手能睡上安穩覺，改革是一場革命，革誰的命？其實最先革的是領導幹部的命，工作越來越難做，是因為權力越來越相對化。不知你們能不能理解這一點。」宣中陽和喬岸都說確實如此。
席間，黃以恆站起來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談工作，氣氛也就輕鬆了許多。在敬到鄭天良時，黃以恆說：「老鄭呀，你的肚子也挺起來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鄭天良跟黃以恆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壓血脂和膽固醇剛做過檢查，醫生說有點偏低。」鄭天良說得很謹慎，像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面對著親切而威嚴的老師，黃以恆說不高就好。
宣中陽過來跟大家敬酒時，總說這樣一句話：「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飯要吃飽。」大家就都說宣縣長像一個吝嗇的農民在招待鄉下的窮親戚。黃以恆接上去說：「我們這些當領導幹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態平衡，要敢於過窮日子，要有勇氣做窮親戚。延安時期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口袋裡連一個銅板都掏不出來。」
晚餐快要結束的時候，鄭天良的手機響了，是趙全福打來的，他要鄭天良跟黃市長說一說合和廠回遷的事，談完後他開車去接鄭天良到紅磨坊喝茶。鄭天良說了聲行，就關上了手機。
吃完飯，黃以恆回賓館二樓的套間，鄭天良也跟了過去，他發現黃以恆身邊宣中陽寸步不離，他就在賓館大廳裡止步了。其他陪同吃工作餐的同志都說黃市長累了就不打攪了，於是紛紛跟黃以恆握手道別，宣中陽跟黃以恆上樓後，鄭天良只好坐在大廳的沙發裡跟黃以恆的秘書小潘聊天，鄭天良掏出中華煙給小潘抽，小潘說謝謝鄭縣長，我不會抽，於是他們有一句沒一句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大約一個小時後宣中陽下樓了，宣中陽問鄭天良：「怎麼，老鄭還沒回去？」鄭天良說我跟潘秘書聊一聊天，馬上就回去。等到宣中陽走出賓館大廳的玻璃門後，鄭天良才跟著小潘去找黃以恆。
黃以恆已經脫了上衣準備洗澡，見鄭天良進來了，就穿上衣服熱情讓座。鄭天良說：「黃市長，打攪你休息了。」黃以恆說哪裡哪裡。
鄭天良在外間的沙發上坐定，黃以恆給他泡茶，鄭天良站起來說，「黃市長，你坐，我自己來泡。」鄭天良先將黃以恆自帶的玻璃杯裡加滿水，然後又給自己倒了一杯。
黃以恆給鄭天良遞過來一支「玉溪」煙，先給鄭天良點上，鄭天良說你先來，黃以恆卻執意先給鄭天良點，鄭天良就將腦袋湊向黃以恆手指上方的一綹火焰。
房間裡空調溫度適中，地上鋪著灰色羊絨地毯，牆上掛著一幅仿製的黃賓虹山水。黃以恆看著有些拘謹的鄭天良就問：「嫂子最近還好吧，也沒時間去看她，代我向他問個好。」
鄭天良說：「你很忙，沒關係的。」
黃以恆沒有問起鄭清揚，也不談今天下午會上鄭天良的表態，這使鄭天良感到很有些失望。鄭天良過了一會還是主動地說：「我認為工業區的企業，只要時機一成熟，應該全面恢復生產，出賣主權的事堅決不能幹。」
黃以恆沒有順著鄭天良的思路說下去，他說：「如果不實行股份制改造，不進行資產重組，重新恢復生產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改革的思路可以更寬一些。」
黃以恆的話就像冬天的一盆冷水澆在鄭天良的頭上，很顯然黃以恆不想在這些問題上跟鄭天良進行深入討論，所以他又補充了一句：「工業區的前景市裡將要拿出一個系統的方案來，回去後我們還要深入研究。」
鄭天良看著黃以恆的這種態度，有一種熱臉貼人家冷屁股的感覺，心裡很是窩囊，但他此刻不能表現出真實的痛苦和失望，於是他就掉轉話題想說一點私事：「黃市長，錢萍和建群還好吧，建群是一個很懂禮貌的孩子，前些天來合安還給我帶了兩條煙，給周玉英帶了『太太口服液』，周玉英都捨不得喝。」
黃以恆先是一愣，既而又迅速地平靜下來，說：「這是應該的，晚輩尊重長輩，天經地義。這孩子學歷太低了，還需要深造，我看他干信貸部主任完全是濫宇充數。」
鄭天良說：「建群聰明，能力強，拿個學歷不成問題，很有發展前途，」他遲疑了一下，「我家清揚不想在縣裡干，她想調到市裡去工作，你覺得怎麼樣？」
這種投石問路的試探由於缺少掩飾使鄭天良心裡被一根針一樣的東西刺了一下，但他對針刺的感覺已經不再強烈了，他現在只對刀有些畏懼。
黃以恆說：「我看可以，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市裡的發展空間畢竟比縣裡要大些，清揚這孩子上進心還是很強的。」
鄭天良聽了這話，心裡一陣激動，他覺得錢萍不可能不跟他提建群與清揚的關係，黃以恆的這種表態，無疑是對兩個孩子發展關係的肯定和認同。只是老不管少事，所以他們兩個當父親的才用地下黨接頭暗語的方式在談論這件事。鄭天良的積極和主動不只是對兒女婚姻的一種態度，而是對黃以恆政治立場的徹底轉變，他希望黃以恆能理解這一點，他相信黃以恆已經完全聽懂了。
現在最大的難題是清揚對建群不感興趣，如果黃以恆知道這一點，這是有傷黃以恆面子的，所以他表現出的主動還包含著兩個家長在這件事上尊嚴的平衡。因此，鄭天良準備通過自己的努力將女兒調到市裡去，黃以恆沒有說清揚調動由他來辦，可能正是出於一種保持不失尊嚴的應有的矜持。鄭天良能理解這一點。
在他們談話即將結束的時候，鄭天良試探性地說了一句：「黃市長，你看時間過得太快了，一眨眼，明年我就五十了，知天命的年齡一切就只能靠老天幫忙了。」
黃以恆看著鄭天良有些憂鬱而無奈的表情，就像面對著一個冬天在尋找一件棉襖的貧農，於是他對貧農說：「說句老實話，我們共產黨的幹部，一是要有真才實學，二是要有機遇。許多年前我就說過，你老鄭的能力明擺在那裡，為合安改革開放所做的貢獻也是人所皆知的，只是機遇沒跟上。五十歲並不一定就是終點，關鍵看有沒有機遇。」
黃以恆的話雖然有些模稜兩可，但還是給了鄭天良絕處逢生的希望，給了他懸崖邊上一根粗壯結實的繩子。鄭天良在這種時候，也沒有必要再死要面子而不要褲子了，他給黃以恆點上煙：「黃市長，你是知道的，我不過是一個鄉村獸醫幹上來的，身上的農民習性太重，以前對你黃市長也有過一些不恭，雖然不是出於惡意，但畢竟是冒犯過你的，好在我們兩家關係一直都是親戚一樣走動的，我也從來沒有背後對你做過什麼動作，如果你能清楚這一點，即使你在當上市委書記後不給我動一動位置，我也就心滿意足了。你知道，我沒有後台，要有後台，也只能是你了。」
鄭天良等於已經是公然地伸手要官了，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臉上有些發燒，但他用一種意志控制住自己慢慢滋生出來的羞恥感，於是他端起茶杯猛喝一氣，所有恥辱和倉惶就隨茶葉汁一起咽進了肚子裡，還帶著茶葉的清香。
黃以恆看到了鄭天良鼻尖上冒出來的一層細汗，他喊來服務員說：「太熱了，將空調溫度打低一點。鄭縣長比我胖，出的汗就是比我多。」服務員調低溫度後走了，鄭天良說：「好多了，好多了，我主要是不能喝酒，晚上喝了幾杯酒，就容易出汗。」
黃以恆等鄭天良坐穩後，就有些推心置腹地說：「老鄭呀，有些事我本不該跟你說，但我今天也多喝了兩杯，就違反組織原則給你透露一些信息。你的問題我在市委常委會上提過不止一次，我曾經提議你到興安縣任縣長，但市委內部的意見不統一，至於什麼原因我就不能再多說了，我相信你到這個年齡應該明白了，其實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除了政治素質之外，最主要的能力是協調能力，對上對下以及相關部門協調不好，就沒法開展工作，所以說協調能力也就是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個殺豬的，把豬能捅死，這就夠了，但你是縣長，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時地幹活是遠遠不夠的。」
鄭天良聽得連連點頭，他說：「黃市長批評得很對，我這個人農民出身，只會衝呀殺的，從來不講究協調，有時候還很固執，得罪了不少人，只有你黃市長最瞭解我是沒有壞心的。」
黃以恆說：「我們之間的關係，那年春節在我家吃飯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們知已知彼，有些分歧只是工作上的分歧，絲毫不影響我們私人之間的關係和我們兩家的關係。沒有哪一件事，我不是站在你的立場上考慮的，就是那年王橋集實驗區出的那些事，我也是跟市委爭執了好多次的，而且在縣裡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所以你不要為我們以前的工作分歧耿耿於懷，更不能往其他方面去想。另外我還要糾正你一點，即我不是市委書記，也不是你的後台。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還是要講一點原則的，沒有原則是要犯錯誤的。」
鄭天良感到黃以恆的話確實很交心，指出了自己的缺點，甚至透露了一些內部的秘密，但事後一想，那又算什麼秘密呢，放在桌面上講也是沒什麼出格的地方的，而且黃以恆斷然否定了後台一說，等於是否定了他會為他在五十歲時扶正而出最後一把力，一切都在原則下進行談話，所以這個談話也是可以放在辦公室裡進行的。
儘管如此，鄭天良要做的事是先把女兒鄭清揚調到市裡去。
鄭天良告別黃以恆的時候，黃以恆將他送到了樓梯口，兩人緊緊握手。
趙全福的本田車停在賓館外面，鄭天良一出賓館大門，趙全福就上來扶住鄭天良的胳膊：「老闆，上車吧！」
鄭天良沒有立即上車，他向四周看了看，夜已經很深了，只有一些賣小吃的大排檔的攤子在夏夜裡苦苦等待著下一個客人，這些孤獨的攤子像妓女一樣尋求謀生的出路。
確信無一個熟識的人，他才敏捷地鑽進車子裡。
車到紅磨坊後，兩人直奔三樓的桑拿房裡間的豪華的按摩間，茶已經提前泡好了，鄭天良無心喝茶，他想撒尿，在撒完尿後，他坐下來與趙全福一起抽煙。趙全福問：「老闆，你跟黃市長談得怎麼樣？」
鄭天良說：「回遷的事問題不大，但要等工業區下一步改革方案出台後統一考慮。」
趙全福說：「合和並不打算在工業區落戶，我想在東門城外單獨買一塊地蓋廠房。」
鄭天良說：「這件事你不要急，目前我還說不上話，等到黃市長當書記了，一切就好辦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會盡力的。」
趙全福說：「老闆，你真是我們的大救星，你有什麼要辦的事，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鄭天良說：「你去市裡活動活動，給我在市政部門搞一個調動名額來，要正式工身份，能不能辦到？
趙全福笑了起來：「我以為有多大事，調一個人又不是殺一個人，我在一個月內給你把調令開來，要調的這個人是誰？」
鄭天良說：「這你就不要問了，開調令的時候我告訴你。我這個身份不好到市裡去為一個普通的調動再去賣面子了，所以請你幫個忙。你打算怎麼調動？」
趙全福說：「老闆，這種小事你當然不要出面了，你幫我們辦大事，遷廠買地，我幫你辦小事。怎麼調動太簡單了，三五萬肯定能搞定，要是關節太多，大不了十萬塊錢。」
鄭天良說：「你這不是搞行賄受賄了嗎？」
趙全福說：「老闆，你怎麼說話這麼難聽呢，怎麼能叫行賄受賄，這叫互相幫助交朋友，你說我們這些人要這麼多錢幹什麼，吃喝玩樂一年花不了十幾萬，多掙錢不就是為了多交一些朋友，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
鄭天良被趙全福一開導，也就找不到反駁的理由了，於是就說：「反正你給我抓緊辦了。今天我開了一下午會，晚上又喝了不少酒，跟黃市長磨嘴皮子磨了兩個多小時，我回去休息了。」
趙全福說：「洗個澡再回去。」
鄭天良抓起手提包要走：「你少給我來這一套，你想腐蝕我呀？想抓住我把柄是不是？」
趙全福將鄭天良拉住又坐下來：「我只是讓你洗一個澡，沒有任何意思。也不會安排任何人給你按摩，我也是共產黨員，這點覺悟還是有的。上次我就說過了，反正我這裡沒小姐，也沒什麼其他服務，除了一樓餐廳外，二三樓從來不對外開放。」
說著趙全福就一個人走了，留下鄭天良關在屋裡。
屋內只剩下空調器裡流淌出的掃地一樣的聲音，含糊而曖昧的燈光暗示了這個空間胡作非為的合理性與安全性。此時，鄭天良被一種巨大的孤寂包圍著，他感到自己活得太累了，黃以恆似是而非的態度以及他出賣了全部尊嚴的舉止言談像釘在他骨頭裡的鋼釘，五十年夢遊一樣的歲月使他面對自己就像面對一個空洞的雞蛋殼，這個炎熱的天氣裡他身心疲憊情緒被捂在一床棉被裡窒息，他想摔碎一點什麼，但眼前都是別人的東西，於是他只好將煙頭死死按滅在煙缸裡，煙頭如同一個十惡不赦的敵人。
鄭天良非常馬虎地脫去了自己的衣服，在偽裝被剝盡後，他對自己的身體充滿了敵意，毛孔裡流淌著汗水和慾望，臃腫的肚子裡裝滿了酒肉和形形色色的動機。於是，他迅速跳進水池裡，讓滾熱的水和霧氣掩蓋起身體的真相，然後他在自欺欺人中懷念鄉下的水稻和母親留在這個世界裡的最後一個痛苦的造型，他一生下來就是一個沒娘的孩子。
桑拿間裡蒸去的只是能量，而不是毒素，玻璃鋼罩是一個透明的棺材，他在棺材裡安排自己的四肢。
洗好後，他躺在沙發上接受空調的撫摸和安慰，他想離開，但他的腿腳並不聽從大腦的指揮，大腦是領導，腿腳是群眾，這是一種典型的下級不服從上級的表現。
那個讓鄭天良第一次領略到掠奪與征服意志的少女王月玲終於出現了。她還是第一次進來時的裝束，身上所有衣服都是象徵性的，就像一個蘋果上貼了一個激光仿偽標籤一樣，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先生，您好，我來為你服務。」
鄭天良和王月玲都感到很放鬆，他們沒有絲毫的陌生與緊張，鄭天良輕輕地將王月玲拉進自己的懷裡，極輕鬆地剝去了王月玲粉紅色睡衣，他的手在少女的身上緊張地忙碌了起來，王月玲以最快的速度在鄭天良的懷裡貪婪地呻吟了起來，鄭天良被這呻吟聲激怒了，他站起來將王月玲抱到按摩床上。
當鄭天良心滿意足地從王月玲身上下來的時候，他的眼前浮現出了自己的女兒鄭清揚的影子，一種被擊穿了的感覺讓他渾身痙攣。他用聲嘶力竭的聲音吼道：「快，快穿上衣服。」
王月玲像在手術台上被突然中止了麻藥一樣地驚恐萬狀，她囁嚅著將衣服套上，然後瑟瑟發抖地看著鄭天良。鄭天良示意王月玲坐下來，王月玲小心謹慎地坐在鄭天良身邊，她顫抖著說：「先生，我有什麼地方做錯了嗎？」
鄭天良已經穿好衣服和皮鞋，他點上香煙，扭曲的臉在煙霧的後面破碎。
鄭天良跟王月玲保持一段距離，問：「你今年多大了？家在哪裡？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
王月玲小聲地說，「二十一歲，家在湖南，爸爸開石頭被炸死了，媽媽有風濕病，弟弟妹妹上學沒錢。我是趙總從長沙帶過來打工的。」
鄭天良發現這個王月玲比自己的女兒清揚還小一歲。他咬了咬牙，將包裡的四百塊錢，掏出來全都給了她。王月玲說：「謝謝先生，我有工資，趙總不許我收先生的錢。」
鄭天良說：「你拿著，不要對趙總說就是了。」
王月玲吃驚地看著鄭天良，忽然說了一句：「先生，您穿上衣服好像在電視上見過你。」
鄭天良說：「你不要亂說，我從來沒上過電視。」
王月玲有些興奮了：「真的，我在《合安新聞》上看到的就是你呀。」
鄭天良說：「你看錯了，以後不允許再幹這種事了，知道嗎？」
王月玲點點頭說：「趙總說這是我的工作。」
離開紅磨坊，趙全福送鄭天良回家，鄭天良對趙全福說：「老趙，我可告訴你，如果你要是再讓王月玲做這種事，就不要怪我跟你過不去了。」
趙全福說：「老闆，我知道你不會做那種事，但我的客人需要呀，沒辦法。你要是不讓她做服務員，我就讓她換一個工作。我聽你的」
鄭天良說：「你在縣城不是有一個倉庫嗎，讓她在你的倉庫當保管員怎麼樣？」
趙全福說：「老闆憐香惜玉，真是大恩大德之人。你看要不要在縣城給她買一套房子？」
鄭天良說：「這就不是我的事了，隨你的便。你付出一套房子都不能償還對人家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