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回到省城的時候，城市裡的樹全枯了，耳朵裡灌滿了冬天的風聲，這個別人的城市越來越陌生了，如果不是我的兒子在這裡，如果不是這裡還有我沒離掉婚的妻子在這裡，我會毫不猶豫地將這座城市從我的生活中開除出去，這是一個讓我輸得精光的城市。
然而，我還是回來了。我想看看兒子，也幻想著妻子在我分別這麼長時間後能夠沖淡一些對我的仇恨，最終能像收留一個難民一樣地接納我。還有在合安期間寫的幾篇小稿子也該有些稿費進賬了，我的冬天已處於食不裹腹的絕境。城郊結合部租的那間民房已經退掉了，我回到了我們只有一間房子的小家，可一挨門框，韋秀就將我往外攆：「你還有臉回來，孩子的生活費一分錢也不付。出去！」韋秀幾乎將我轟出門外，兒子看我回來了，他不說話，默默地跑過來，輕輕拽我的褲腿，像兩個地下黨正在危險的環境裡接頭。我一把抱起兒子，在他臉上親了又親，兒子的臉冰涼，我的心更涼。
韋秀站在陰暗的屋裡抹著眼淚，她的臉上沒有任何脂粉和化妝品的痕跡，她靠打零工與兒子相依為命。三十歲的女人看上去比祥林嫂還要蒼老，我是她生活中毫無保障的危險品，是她年輕歲月裡的一道傷口。
如果我用十來年掙的十幾萬給她買了一套房子而不是去開什麼餐館，一家人就會過上平安無事的生活；如果我不跟那個叫張秋影的女人滾到一張床上去，即使餐館倒了，韋秀也不會如此絕情。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錯，但我不知道能用什麼來為自己贖罪，因為我不能因為一次過失而上吊或服毒自殺，我沒有勇氣也不願付出這樣的代價。
韋秀的意識中也許還殘留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覺碎片，所以當我再次抱著兒子走進充滿了醃鹹菜味道的一間小屋時，她就沒有再拿起菜刀和煤釬來轟我，她畢竟在我有錢的時候跟我一起享受過肯德基和一枚金光閃閃的戒指，這些物質記憶應該可以瓦解她對我的部分仇恨。
這次回省城總共只拿到了四百多塊錢稿費，我就像孔乙已買酒喝時一樣從口袋裡摸出了三百塊錢放在了桌上。然後將剛買的一小包餅乾拆開來給兒子吃，兒子貪婪地兩塊兩塊地往嘴裡塞，嘴巴鼓得像金魚的肚子，嘴角上粘滿了餅乾碎屑，兒子專心致志咽餅乾的表情讓我手腳冰涼。我心裡暗暗地發誓，有朝一日，我也要讓自己的兒子吃上烤羊肉串和炸雞腿。
我對韋秀說：「我正在寫一本書，寫完了後可以掙四萬塊錢稿酬。等錢拿到手後，你就不要再去打零工了，再過幾年，我們會買上自己的房子的。」
我這樣說等於告訴她我不想離婚而且日子會越來越好的。
韋秀的眼睛裡放射出死裡逃生的光輝來，她先用很懷疑的眼光看著我，然後說：「你要是把掙來的四萬塊錢全都交給我，我就不離婚了。」
我聽了這話後有些氣憤，就嘲諷地說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有錢了，以前的事就一筆勾銷了，你不覺得用錢來贖回自己失去尊嚴對你對我來說是一件可恥的交易？」
韋秀終於哭了起來，她抹著臉上的淚水哽咽著說：「我一個人實在活不下去了，這樣總比出去賣淫好。」
我聽到這話心裡一陣酸楚，自己的女人最起碼在內心深處已經不止一次地認真思考過賣淫的事了，我還有什麼權力指責嘲弄一個無辜女子，所有罪過都是我這個無能的丈夫造成的。我嘲弄了自己。
於是，我走過去抹去了韋秀眼角的淚水，她的淚水沒有一點溫度，就像她此刻的心情。我說：「掙來的錢全都交給你，我會對你和兒子負責任的。」
韋秀軟軟地靠在我的胸前，像一團棉花，我感到了棉花的重量。
這天晚上，韋秀給我做了一頓蘿蔔排骨湯，一家三口喝著帶有葷腥的骨頭湯，竟吃得熱血沸騰，兒子將骨頭啃得一覽無餘，他的鼻涕非常坦率地拖進了碗裡，碗裡的熱氣裊裊如煙。
我住下了，我們在一張腿腳搖晃的床上重溫了夫妻間已經陌生了的事情，竟也像喝骨頭湯一樣令人感動。
第二天，我找到書商姚遙的時候，姚遙對我前一階段調查的內容毫無興趣，他用戴著鑽戒的中指漫不經心地敲著玻璃桌面：「我不知道你調查的那些陳芝麻爛谷子對讀者來說有什麼意義，鄭天良以前就是雷鋒張思德又有什麼意義呢，現在的讀者要的是鄭天良赤裸裸的墮落與淫蕩，而不需要你的考證與考據，這是一個功利化閱讀的時代，人們讀書就像手淫一樣，只要發洩，不需要其他意義。你懂嗎？而我們這套書的名字叫《100個貪官與他們的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寫好鄭天良關鍵是要寫好他與女人的關係，越多越好，越細越好，如果不能讓讀者感到刺激和放下書就想去嫖娼，我看你這本書也就PASS掉算了。」
為了四萬塊錢的稿費和韋秀那張日益枯萎的臉，我不得不放棄尊嚴指著手裡搜集到的一大包原始材料說：「姚經理，鄭天良跟所有的貪官都一樣，當然不會放過女人的，我之所以對他的歷史進行調查，主要是想尋找他墮落的某些結論之外的依據和原因，這也是新聞媒體上不可能披露出來的，應該有賣點。不過，我向你保證，這本書我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寫他與女人的關係。」
姚遙非常蠻橫地一揮手，做出一個果斷否定的手勢：「不行，必須要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你必須要先搞清楚我們出這套書的真正的目的然後才能動筆。」
我點頭哈腰地連聲說是，我感覺到自己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個不討皇軍喜歡的漢奸一樣，露一嘴歪牙，滿臉可恥的笑容。為了不讓韋秀賣淫，我只好在精神上賣淫了。這是一個笑貧不笑娼的年代。
回到合安，我繼續去了耿天龍家，老人對我倒是很歡迎，因為我陪他度過了死一般沉寂的晨昏，而且讓他在回憶中一遍遍地重溫舊夢，這無疑是在為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樹及時澆水。但當我問及鄭天良與女人的關係時，他不情願地說：「我對這些捕風捉影的事從來就不願相信，而且法院並沒有認定的我外甥女沈匯麗借鄭天良的三百萬是因為男女關係，這完全是誣陷。說鄭天良貪污受賄我也想不通，你舅舅當年口袋裡連五塊錢都沒裝過，這個人怎麼就成了一個貪財的人，我想這裡面名堂大著呢。但我不想說得太多。」
耿天龍對鄭天良有怨氣，但沒有仇恨，他想用他的一臉老人斑掩蓋起歷史真相，但我跟耿天龍的認識恰恰相反，我說：「現在的克隆技術已經表明，當羊的身上被注入了狼的基因後，羊比狼更加凶狠。」
耿天龍撫摸著黃昏裡的鳥籠，然後對著籠中的鸚鵡說：「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接著鸚鵡學舌，很是沒趣。見耿天龍死活不願講我舅舅鄭天良男女關係的事，而且明顯表現出對我的冷漠，我就走了，而且不打算再來找他調查什麼了。這個起初讓我感到很隨和的老人這一刻讓我反感，因為鄭天良的腐敗墮落與女人有著因果關係，這不是寫書掙錢的需要，而是我調查中不可迴避的內容，我相信檢察院的舉證，而不相信耿天龍的掩飾。這個老人如果還在台上的話，我相信他是什麼事都會幹得出來的，這不是我不尊重老人，而是這個老人不尊重事實，我敢保證，許多退下來的老人中，他們的老人斑後面隱藏的不僅是衰老的年齡還有見不得人的罪惡。
我獨自一人走在縣政府宿舍區院子裡，寂靜的水泥路兩邊的法國泡桐樹裸露著被歪曲了的枝幹光禿禿地站在風中，如同一些守靈的老人循規蹈矩地站在冬天清淡的陽光下，此前飄落的樹葉以及我舅舅在這條路上踩過十幾年的腳印一起下落不明瞭，舅舅家的房子依然還縮在西邊的角落裡，敲門進去的時候，舅媽周玉英一見是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起來：「你舅舅，沒了」。我看見舅媽的頭髮已經花白，枯澀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她的手在冬天青筋暴跳，血管裡流淌著摻進了鹽酸和恥辱的血液。
院子裡的冬青樹依然青翠，這是一種堅守貞操的樹。只是梅花樹已經枯死，而月季花、海棠等花木一律赤裸枝條，死活不明。一些空洞的罈子罐子東倒西歪地分佈在各個角落裡，還有碎磚、破塑料袋穿插其間，院子裡的景象無比荒涼。舅舅被槍斃後，舅媽仍住在這個院子裡，她每天倚在門邊曬太陽，從早坐到晚，她在回憶中還原舅舅鄭天良的形象，然後就六神無主地流著眼淚。
舅舅家的格局與我十二年前的記憶驚人一致，除了多一台二十一寸的彩電外，看不出任何變化，陳舊的傢俱以及四處瀰漫著醃菜的味道。我看到木質的椅子上多了兩個布墊，牆壁的顏色呈暗黃色，燈泡上還纏了一些蛛網，在燈泡下方的方桌上，我舅舅的骨灰盒放在當中，骨灰盒是暗紅色梨花木的，中間部分嵌著舅舅年輕時的一張黑白半身照片，舅舅以平面的方式貼在骨灰盒上朝氣蓬勃，臉上掛著年輕的微笑和欲蓋彌彰的自負，舅媽在骨灰盒前擺了一個小香爐，一柱檀香燃起縷縷清煙。我站在舅舅的骨灰盒前，想起了過眼雲煙這個成語。
舅舅的家如同一個廢棄的破廟，這裡面的陳設和佈局使我無法將這個空間和一個受賄索賄四百多萬的腐敗分子聯繫起來。我更願意相信這個空間裡住的是一位兩袖清風、廉潔奉公的海瑞包公，確實，我舅舅在「雙規」一個月前當選為「全省十佳人民滿意的公務員」，我想不通的是，一個月前舅舅是人民滿意的，一個月後人民就不滿意了，進去了，進去就再也沒出來。不過，胡長青的「三講」評定也是很優秀的，後來也槍斃了，這樣一想，也就容易想通了。
我問舅媽表妹鄭清揚到哪裡去了，她說表妹鄭清揚一直不知道舅舅的事，她在深圳打工。
舅媽周玉英跟我講起了舅舅最後幾年的事情，她只是陳述，而不分析原因。
轉眼六年就過去了，六年是一個時間長度，又可以是一個性質概念，比如說六年可以打兩次解放戰爭，但只花三年就已經改變了政權性質。六年中合安縣許多人出生了，又有許多人死掉了；許多人清醒了，又有許多人糊塗了；許多人提撥了，又有許多人下台了。許多人當中的鄭天良一如既往地當著他的副縣長，這個分管民政、地震、老幹部局的副縣長除了不停地要錢救濟殘疾人花錢讓老幹部們下棋打牌旅遊外，不可能掙一分錢，因此他無足輕重可有可無地佔著一個位子，在政府副縣長中像一個擺設，甚至還有點節外生枝的多餘。六年中，從王橋集經濟實驗區落荒而逃的鄭天良在縣裡生活得非常低調，開常委會和縣長辦公會的時候，總是一個人縮在角落裡孤獨地抽煙，在縣裡重大決策時，各位縣長書記們高談闊論暢所欲言，鄭天良目光總是緊緊盯住牆上的一隻木質掛鐘，他發現這只鍾越來越老了，平均每年以慢二十分鐘的速度老化，每次開會前秘書們總要站到椅子上將鍾調準，他覺得自己就是走得很不準確的老鐘。會議結束前，縣長書記總是很客氣地問鄭天良：「老鄭，你還有什麼意見？」這句話很有點對家裡來了客人的禮貌成分在裡面，鄭天良聲音蒼白地說一句：「我沒意見。」其實有意見也沒什麼意義，鄭天良知道沒有人會把他的意見作為意見來看待的。不過，這些年，鄭天良閒暇的時間多了，社會上的朋友倒是結交了不少。失意的人總是這樣安慰自己：「當官是暫時的，朋友是永遠的」。鄭天良在朋友面前找到了隨心所欲的感覺，這種感覺類似於喪家之犬重回家園般地溫暖和親切。
這時，已是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個黃昏。
鄭天良從「桑塔納」轎車裡走出來的時候，「紅磨坊」的迎賓小姐就看到了頭髮梳向腦後、肚子微微向前挺起、身穿「夢特嬌」T恤的鄭天良副縣長，鄭天良的車是貼著「紅磨坊」門前的迎賓小姐停下來的，所以他一下車就直接踏進了開著空調的「紅磨坊」大廳。
「紅磨坊」是縣城東郊僻靜處的一個酒樓，酒樓原來是縣食品廠的三層樓的車間，食品廠倒閉後，現「合和醬菜有限集團公司」總裁趙全福就租用了廠房開了酒樓，由於合和集團總部還在馬壩鄉，所以租用縣城食品廠這幢樓開酒樓主要是用來接待前來洽談業務的各地客商。一樓是大廳和十二個包廂，二樓是客房，三樓是桑拿中心和娛樂中心。這個酒樓實際上是合和集團的內部招待所，從來不對外營業。趙全福現在的年銷售收入早已超過一個億，是合安縣第一利稅大戶，也是縣裡唯一的一個億元企業，而且在三年前已經買斷了「合和」商標，成為一個完全的私營企業。改革就是這麼無情地將一切的虛幻的榮譽和光輝沖刷乾淨了，幾年前合安縣「五八十」工程中的七大億元企業有的還沒建成就垮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苟延殘喘奄奄待斃，它們將在合安縣志中永垂不朽，並成為合安人民群眾記憶中的一個神話。
趙全福的女秘書於文紅在大廳裡迎接鄭天良，她一上來就挽住鄭天良的胳膊說：「鄭縣長今天真的好瀟灑喲！」鄭天良感覺到了於文紅細膩的臂膀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些別有用心的暗示，於是他也就順水推舟地開了一句玩笑說：「我在趙總的面前哪裡還敢瀟灑。」於文紅用胳膊調戲了一下鄭天良：「我就認為你最瀟灑嘛！」
鄭天良跟於文紅相互姿勢曖昧地上了二樓，趙全福在樓上一個裝修豪華的套間裡等鄭天良，趙全福上來拉住鄭天良的手說：「老闆，你發福的速度太快了，爬兩層樓頭上都出汗了。」他對於文紅說：「你快去讓樓下送一盆冰西瓜來！」
於文紅像小鳥一樣歡快地閃了出去。趙全福對鄭天良說：「文紅很聽話，就是花錢太厲害，剛去了新馬泰港，又要我陪她去夏威夷，哪有時間。」鄭天良說：「你讓她一個人去不就得了嘛。」趙全福將嘴湊到鄭天良的耳朵邊，悄悄地說：「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放在外面誰敢放心呀！除非你大老闆陪他去，錢由我來出。」鄭天良笑了起來：「你想腐蝕我呀？」說完兩人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來。
於文紅原來是蘇州一家娛樂城的坐台小姐，趙全福在蘇州出差時在包廂裡認識的，一來二去，兩人都說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走到了一起，於是就聘為女秘書。而於文紅說女秘書如今在社會上已經臭名昭著，聲名狼藉，所以就讓趙全福任命她為集團公司總裁助理，其實於文紅除了陪客人喝酒和陪趙全福睡覺外，實際上是助理不了什麼的。因此儘管於文紅名片上打上了「總裁助理」，但在人們心目中她仍然是女秘書，趙全福這樣的人出門在外如果沒有女秘書是很讓人看不起的，所以帶她出差的時候，經常脫口而出向人介紹說「這是我的女秘書」，弄得很尊嚴的於文紅跟他吵了好幾次。趙全福只好將她按在床上向她道歉。
於文紅端著西瓜進來了，這時鄭天良就看到了於文紅的手指上、手腕上、頸脖上、耳朵上掛滿了丁丁噹噹的金飾，嘴唇塗得猩紅像剛吃了生肉似的，眼圈藍得有些過分，全身上下洋溢著俗不可耐的氣息。只是那挑逗的眼神使任何正常的男人都無法控制住自己黃色的想像。
晚上吃飯的時候，趙全福問鄭天良要不要將於江海和沈一飛叫過來，鄭天良說不用了。沈一飛現在是縣輕工局副局長，雖說他原來是黃以恆的駕駛員，但由於跟鄭天良在王橋集綜合經濟實驗區患難與共了兩年，所以在撤銷實驗區後，沈一飛找到鄭天良請他幫助安排，鄭天良讓他去找黃以恆副市長，而黃以恆說縣裡的事他不便插手，沈匯麗就請鄭天良吃了一次飯求他看在當年幫實驗區貸款的份上幫沈一飛一把，鄭天良找到喬岸書記，據理力爭說：「如果不安排好沈一飛，就是對實驗區進行了全盤否定，就是對實驗區的幹部不負責任。」喬岸終於同意讓沈一飛平調到縣輕工局當副局長，所以縣城輿論界都說沈一飛成了鄭天良的人了，他們之間走動當然也就多了一些。於江海雖然當上了國家幹部，只是在城市拆遷完成後，再也無事可做了，趙全福讓他到醬菜廠當業務員，他留戀國家幹部的身份，死活不去，黃以恆當然不會為這個副股級幹部說什麼話的，他就眼淚鼻涕一把地找到鄭天良，求老領導收留他，於是鄭天良就將於江海調到自己分管的民政局，先是當普通老百姓，直到最近才給他任命了一個副股長。鄭天良內心裡對於江海有不可饒恕的怨恨，他之所以收留他，一是證明這個自己培養起來的年輕人最終還是回到了自己的懷抱，另一個就是這個年輕人在關鍵時刻也許還有用得著的時候。所以鄭天良對於江海總是很貼心的樣子，但外界的人並不知道鄭天良對沈一飛的真實態度，他壓住於江海不提撥正股長，人們更多認為鄭天良歷來是一個正派的人，從不以權謀私。這一口碑在一九九八年夏天仍然堅如磐石。
趙全福又問鄭天良：「沈匯麗最近從深圳回來了，要不要把她叫過來。」
鄭天良沉默了一下，說：「我看這就不必要了吧！」
沈匯麗在鄭天良回到縣城後不久就辭職下海了，先在上海，然後又到深圳，據說生意做得很大，也有人說她做得一敗塗地，究竟做什麼生意，做得怎樣，鄭天良不得而知，這麼多年都沒聯繫過，他只知道她是離婚後辭職下海的，他只知道這是一個俠義女子，他還記得沈匯麗的牙齒是最好看的。鄭天良的記憶中只保留了沈匯麗一份殘缺不全的檔案。
這樣，晚上在「浣溪紗廳」吃飯的只有趙全福、於文紅、鄭天良三個人。
趙全福見人少就有些抱歉：「大老闆，實在不好意思，除了文紅，沒人陪你，讓你受冷落了。」
鄭天良這時拿出領導的尊嚴說：「老趙，你以後少叫我老闆老闆的，我是人民政府副縣長。還有，我來吃飯要那麼多人陪幹什麼？是不是生怕全縣人民不知道你跟我的關係呀？」
趙全福說：「老闆批評得對，我下次保證不在有別人在場的時候喊你老闆。吃飯由你來定人，我是覺得沈一飛、小於跟你這麼多年了，才自作主張地想出了這個餿主意。」
鄭天良說：「你要考慮到我的影響，我不可能像你們生意人一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有女秘書，我能有嗎？」
趙全福笑了：「只要大老闆有這個想法，包在我身上了。」
鄭天良說：「你是想把我往火坑裡送呀？」然後扭過頭對於文紅說：「你可要給我管好趙總，不能讓他亂說亂動。」
於文紅恰到好處地用浪蕩的目光飛了鄭天良一眼：「鄭縣長，我哪能管得住趙總，他一晚上要三個女人陪他睡覺才能睡踏實。」
鄭天良將頭又歪向趙全福：「你老趙也是五十幾歲的人了，要收斂一些。」
趙全福哈哈一笑，露出一嘴被香煙燻黑了的農民牙齒：「大老闆，你聽她的話年都能過錯了日子，她老給我使小性子，說光著身子睡覺全身發癢。不聽她胡說八道，我們喝酒。」
菜不多，但很精緻。紅燒野生甲魚、剁椒魚頭、高郵湖大閘蟹、鐵板牛柳、椒鹽羊排，外加幾個素菜，於文紅上了一瓶「五糧液」。
鄭天良酒量有所增加，但仍不勝酒力，三杯下肚，腦袋裡已經開始起霧，於文紅在他的眼前晃動著飽滿的乳房和嘴唇，他被於文紅迷離的目光擊穿了，他感到全身發熱。
趙全福跟鄭天良又碰了一杯：「大老闆，合和是在你手裡辦起來的，也是在你手裡從縣城被攆到鄉下去的，我希望還能在你的手裡遷回縣城來。合和無論是國營還是私營，它都是與你大老闆聯繫在一起的，它就像你的親生兒子，不管跑到天邊還是國外，它都是你的兒子。」
鄭天良一聽到合和，心裡就有些隱隱地疼痛，當初為了建工業區上啤酒廠，強令將合和醬菜廠遷到鄉下去，還承包給趙全福個人經營，現在看來，這件事完全是別有用心的，什麼戰略轉移，什麼承包經營，完全是黃以恆借口將黃以恆的政治影響從合安縣人們的記憶中抹去。這幾年，他總算看清了，但看清了又能怎麼樣，他的命運還是捏在黃以恆的手裡。黃以恆如今已經由河遠市副市長升任市長，而他仍然是副縣長，而且還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幹部局這些只會花錢不能掙錢的攤子。
鄭天良不會將自己的情緒暴露給趙全福這樣的人，他只是說：「合和回遷的事我現在做不了主，既不當縣長，也不管工業。」
趙全福說：「我現在的企業集團聲名在外，但一問地址，馬壩鄉，小酒店裡全是蒼蠅，沒有賓館，更沒有小姐願意去，長期下去，合和就垮了。我為這事找過宣中陽縣長，但宣縣長說合和回遷縣城投入太大，我說投入再大我又不要政府的一分錢，可他就是不答應。」
鄭天良聽到這話，心裡很惱火，但他在這個地方不能發作，發作也沒有用，他只是淡淡地說：「是呀，現在辦企業並沒有限制，我們縣裡還要招商引資呢。」
趙全福說：「我跟宣縣長也講了，其它企業能來縣城買地建廠，為什麼我就不能，宣縣長說合和是全縣利稅大戶，是重點保護企業，要是花幾千萬再建一個新廠，縣裡的稅收就得不到保證。」
於文紅插話說：「宣縣長講的當然是有道理的，你一搬家就會減少利潤，縣裡當然少稅收，誰叫你把企業做這麼大的呢。」
趙全福說：「你懂什麼，這裡面關鍵是合和遷下去是黃市長決定的，宣縣長沒有黃市長批准怎麼敢同意回遷呢？」
鄭天良說：「當初黃市長那麼爽快地就答應把合和商標給你租用，現在也應該很爽快地讓合和廠再遷回來，因為現在形勢已經變了，十五公里縣城經濟圈如今根本就沒法形成。你去找黃市長說說，他會同意的。」
趙全福說：「我已經找過黃市長了，他先說馬壩離縣城只有十二公里，本來就在縣城經濟圈之內，然後又說回遷的事也是可以考慮的，等機會再說。他還要我找縣委縣政府談這件事。」
鄭天良說：「合和這件事比較敏感，有一些歷史原因在裡面，所以我不好出面多說什麼。你應該能明白。」
趙全福說：「合和回遷如果你不出面肯定就辦不成，但我相信你肯定會有一天能說上話的。老實說，黃市長在合安鋪的攤子太大，如今全完了，縣裡現在還欠銀行四個多億，黃市長的風光已經過去了，升市委書記是肯定沒戲的，黃以恆沒戲，宣中陽也不會在合安成多大氣候的。所以我把賭注押在你身上，因為合安只有按照你當年由小到大、由農而工的思路才能發展起來，不然絕沒有出路。」
鄭天良聽了這話心裡還是很激動的，他這幾年來之所以能跟趙全福恢復關係，也就是趙全福對鄭天良的能量和才幹看得最清楚，這個被他撤過職的人內心裡卻如此認他的賬，這就是眼光和膽識。只不過趙全福決定不了他的命運，鄭天良馬上就要奔五十了，而副縣級的幹部五十歲就不再提撥了，所以鄭天良的政治前途只剩下一年半時間了，如果一九九九年還不能扶正的話，這就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全部結束了。對於黃以恆，他從內心裡心悅誠服，他覺得黃以恆在合安縣的「五八十」策劃是他最成功的政治表演。鄭天良現在終於弄懂了，官場有些人有政績能上，沒有政績也能上，而有些人沒政績不可能上，有政績同樣不能上，政績是相對的。黃以恆扔給合安縣四億多債務，工業區企業除了啤酒廠還在苟延殘喘外幾乎全部倒閉，但他照樣當上了市長，他從內部得到的消息是黃以恆很快就會接任市委書記。宣中陽是黃以恆的秘書，跟著他到市裡後，不久就升為市政府副秘書長，等到黃以恆兩年前當上市長的時候，宣中陽就回到了合安縣任縣長。宣中陽來任縣長的時候，鄭天良已經平靜得多了，他發自內心地尊重宣縣長，表示要全力支持宣縣長的工作，沒有一點擺老資格的意思。鄭天良想起他當年寫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觀點，轉變思想容易，落實在行動上很難，當初他對黃以恆雖然在思想上認同了黃以恆是他的上級，但他在言語上和行動中卻常常有自己是上級的表現。他發現原來這篇文章是為自己寫的。年近五十的鄭天良，希望黃以恆當上市委書記後能在宣中陽改任縣委書記的同時將自己動一下，他對自己當縣長是有信心的。這兩年，他主動改善與黃以恆的關係，黃以恆對他仍然很客氣也很尊重，鄭天良去市裡甚至還請他吃飯，但就是不跟他交心，即使看起來交心的話，回來後一想還是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比如黃以恆對鄭天良說：「老鄭呀，你看一轉眼我們都由年輕人變成老同志了，眼看時間不多了，我真的為我們這些老同志著急，你說是不是？」這話聽起來是很關心鄭天良，但「著急」的是什麼呢？是想辦法為他這樣的老同志提一下而著急呢，還是因為根本就提不上去了而著急呢？怎麼理解都可以，都對，都不對。
所以在趙全福說到他們之間微妙關係的時候，他絕不會附和，而且還說了維護黃以恆形象的話，他說：「老趙，話可不能這麼說。建工業區的大方向是沒錯的，縣裡的決策也是正確的，之所以今天出現這種局面，有大環境的影響，比如說東南亞經濟危機；也有我們管理水平跟不上去的原因，人才嚴重不足，好設備沒有好人去管理和使用，你總不能讓黃市長去車間管理機器吧？所以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中央決定開發海南的政策並沒錯，但海南的泡沫經濟是投資商的行為，這與中央決策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的討論越來越深刻，於文紅就越來越疲倦。她給鄭天良倒滿了一杯酒，說：「鄭縣長，我再給你倒一杯，要是我倒滿口後滲出來一滴，我認罰一杯；你要是喝漏下一滴，就罰你一杯。」
鄭天良看著於文紅挑釁的眼神，在小範圍裡就有些放開了，他說：「滿口是多少？」
於文紅說：「滿口就是酒比杯口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