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憶跟鐵莫菲?普寧頭一次見面，是與一九一一年春季一個星期日我的左眼迷了一粒煤灰有關。
那是彼得堡一個寒冷、颳風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１里最後一塊透明的冰已經被涅瓦河水沖向海灣，靛藍的波浪湧起，拍打湖堤的花崗岩，拖船和大型駁船系泊在碼頭，發出有節奏的吱吱嘎嘎和嚓嚓的響聲，另有幾艘停泊的汽艇，船上的桃花心木和黃銅在怯生生的陽光下閃閃發光。我正在試騎一輛漂亮的新英國自行車，這是父母送給我十二歲的生日禮，我在平滑的鑲木板人行道上，朝我們家那所座落在莫爾斯卡婭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騎去，由於嚴重違背了家庭教師的規定而心裡忐忑不安，可是這種心情遠不及一粒沙子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麼嚴重。家裡那種用一小塊在涼茶裡泡過的棉花冷敷和tri-k-nosu２（朝鼻子方向揉）之類的治療辦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時，那粒潛伏在我上眼皮裡面的小玩意兒就像是一塊多稜角的硬塊，我一淚汪汪地眨眼，它就更往裡嵌。午後，我被帶到著名眼科專家巴威爾?普寧醫生那兒去治療了。
小孩敏感的腦子往往把一些蠢事永遠牢牢記住，其中有一樁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師坐在普寧醫生那間充滿陽光、奢華漂亮的候診室裡那段時間裡所發生的事；那兒的壁爐架上放著一個鍍金的檯鐘，它的圓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戶縮小了的藍影兒，兩隻蒼蠅一個勁兒圍著那盞死氣沉沉的枝形吊燈慢慢畫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頂裝飾著羽毛的帽子，和她那戴墨鏡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長沙發上，夫妻倆並不交談；後來又進來一位騎兵軍官，在窗前坐下來看一張報紙；接著那位丈夫走進普寧醫生的診室；我這時才注意到我的家庭教師臉上浮現一種古里古怪的表情。
我就用自己那只好眼睛隨著他的視線望過去。那位軍官正朝著那位夫人傴過身去。他說一嘴挺快的法國話，埋怨她前一天所做的或沒做的什麼事情。她便把自己一隻戴手套的手伸過去讓他親吻。他用嘴在手套的網眼上沾了一下——然後站起來走了，他患的不知什麼毛病也就霍然痊癒。
在溫和的容貌、壯實的身軀、精瘦的大腿、猿猴那樣的耳朵和上嘴唇等方面，巴威爾?普寧看起來很像鐵莫菲，當然後者得在三、四十年後才會成為那副模樣。不過，父親那方面嘛，一縷稻草顏色的頭髮緩和了擴展的禿髮病；他戴一副1
18已故契訶夫醫生１所戴的那種系一條黑緞帶的黑邊夾鼻眼鏡；他說起話來有點結巴，跟他兒子後來說話的聲音大不相同。那位溫和的大夫用一個小精靈的鼓槌似的小工具，把我眼睛裡那粒刺痛人的黑沙子挑了出來，真是醫道如神，一下子就解除了痛苦！我不知道如今那粒小沙子在哪兒呢？
叫人不可思議而乏味的事實就是它確實在哪兒存在著吶。
也許是因為我常去同學家的緣故，我見過其他中產階級人士住的公寓，因此便不知不覺在記憶裡留下了普寧家那套房子大體上符合實際情況的樣兒。所以，我可以說它大致包括兩排房間，中間有一條長過道；一邊是候診室，醫生的辦公室，再往裡也許是餐廳和客廳；另一邊是兩三間臥室，一間教室，一間浴室，一間女僕房間和一間廚房。我正要拿著一小瓶眼藥水離開，我的家庭教師趁機向普寧大夫打聽一下眼疲勞會不會引起胃病，這當兒外面的前門一啟一關。普寧大夫敏捷地走進過道問了一聲，得到一聲很輕的回答，接著便跟他的兒子鐵莫菲一齊走回來；他是一個十三歲的gimnazist２（古典中學的中學生），穿著他那身學生制服——黑上衣，黑短褲，閃亮的黑腰帶（我進的是一家比較自由的學校，愛穿什麼上學都行）。
我確實記得他那小平頭，他那虛胖而蒼白的臉，他那對紅耳朵嗎？是的，一清二楚。我甚至還記得那位得意的爸爸說「這孩子代數剛考個五加（A+）」，而他卻怎樣神不知鬼不覺地從他自豪的父親的手下擺脫出自己的肩膀。從過道盡頭飄來一股挺沖的洋白菜絲兒做的餡餅味兒，另外我通過教室那扇啟開的門可以看到裡面牆上有一張俄國地圖啦，一架子的書啦，一個填塞的松鼠啦，還有一個用亞麻布作翅膀、橡皮筋作馬達的單翼飛機。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樣，不過比他那個要大一倍，是在比亞里茲１買來的。您把螺旋槳旋轉一會兒，橡皮筋便朝反方向扭動，出現預示飛行範圍有限的、挺招人喜歡的密密的螺層。
五年後，我媽、弟弟和我在我們聖彼得堡附近的莊園度完初夏後，趕巧又去拜訪一位陰沉沉的老姨婆，她那淒涼得古怪的鄉村別墅靠近波羅的海海濱一個避暑聖地。一天下午，我正集中心思，欣喜若狂地把一個畸形的豹紋蝴蝶肚子朝上攤開來，它那後翼底部表面的銀色條紋和一片勻稱的金屬光澤融合在一起，煞是好看，忽然一位男僕進來通知說老太太要我去一趟。在客廳裡，我發現她正在和兩個穿大學生制服的、羞怯的青年說話。一頭金黃色頭髮的是鐵莫菲?普寧，另一個黃褐色頭髮的是格裡哥利耶?別勞什金。他們來請求我姨婆允許他們使用她莊園裡的一個空穀倉上演一齣戲。那是譯成俄文的阿瑟?施尼茲勒１的三幕劇《調情》。
省裡有一名半吊子職業演員昂察洛夫，主要靠一些褪了色的舊剪報而享名，協助排演這齣戲。我願不願意參加演出呢？當時我十六歲，既靦腆又傲慢，謝絕扮演第一幕裡那個無名紳士。那次會見就在這種相互難堪的局面下結束，也沒有因為普寧或別勞什金碰翻一杯梨汁克瓦斯２而有所緩和，接著我就玩我的蝴蝶去了。兩個星期後，我有點被迫地去看那次表演。穀倉裡擠滿了dachniki３（度假的遊客）和左近一家醫院的殘廢軍人。我跟我弟弟一道去的，坐在我身旁的是我姨婆莊園的管家，羅勃特?卡爾洛維奇?霍恩，一個出生在裡加的興致勃勃、心直爽快的傢伙，生一對充血的藍瓷般的眼睛，老是在不該叫好的地方熱心喝采。我還記得那些當作擺設的樅樹枝子散發的香味，記得老鄉的孩子從牆壁裂縫偷看戲的亮眼睛。前排座位跟戲台靠得很近，以致台上那位受騙的丈夫掏出龍騎兵和大學生佛裡茲?羅伯海默寫給他妻子的一疊信，朝佛裡茲臉上扔過去的時候，您都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些舊明信片，犄角上的郵票都讓人給剪掉了。我敢保證扮演那個發怒的紳士的小角色是鐵莫菲?普寧（儘管他在後幾幕裡當然還可能扮演別的角色）；但是，一件米色大衣、一部蓬鬆的大鬍子、一頭從半當腰分開的黑色假髮，把他的面目徹底改變了，即使我看到他登場而感到有點高興，但是也不敢完全相信是他。那個注定要在一場決鬥中死去的年輕情夫佛裡茲，不光是同那位紳士的老婆，那位身穿黑絲絨衣服的夫人，有偷偷摸摸的神秘的戀愛關係，而且還玩弄一個幼稚的維也納姑娘克麗斯廷的心。佛裡茲是由四十歲的胖乎乎的昂察洛夫扮演，搽一臉暖色的粉褐油彩，用手通通地捶自己的胸口，聲音就跟打地毯的塵土一樣響；他不屑背熟台詞，滿嘴即興詞句，幾乎把佛裡茲的夥伴西奧多?凱賽（格裡哥利耶?別勞什金扮演）搞得狼狽不堪，難以對答。昂察洛夫甜言蜜語哄的一個有錢的真正老使女被不相稱地指派扮演小提琴手的女兒克麗斯廷。西奧多的小情人米喜?施拉格，一個小帽商，是由別勞什金的妹妹，一個瘦脖頸，眼神溫和的漂亮姑娘扮演的，那天晚上她得到的采聲最多。
後來在革命和內戰的歲月裡，我不大可能有機會想起普寧醫生和他的兒子。我如果重新構成先前的某些印象，也只局限於腦中偶爾閃現的念頭罷了，可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一個四月裡的夜晚，我在巴黎一家咖啡館裡忽然發現自己在跟金棕色鬍子、孩兒眼的鐵莫菲?普寧握手，那當兒他已經是一位寫了好幾篇論俄羅斯文化的卓越論文的年輕而博學的作者了。當時流亡的俄國作家和藝術家時興舉辦朗誦會或者演講會，散會後習慣聚集在三噴泉咖啡館裡；就在這樣一個場合，我嗓子還因讀講稿而沙啞著吶，就不僅跟普寧提起我們過去相會的情景，而且還炫耀我那不尋常的記憶力來逗他和我們周圍其他的人樂。可他卻一概否認。他說他還依稀記得我那位老姨婆，但是壓根兒就沒見過我。他說他的代數分數一向很差，他爹也從來沒在病人面前誇耀過他；他說他在那出Zabava（《調情》）的戲裡，只扮演了克麗斯廷的父親那個角色。他一再強調我倆壓根兒就沒見過面。兩人之間小小的爭執成了一場並非惡意的開玩笑，大家都笑了；我發覺他那麼固執地否認自己的往事，就轉了話題，不再過分牽扯到私人的事。
沒有多大一會兒工夫，我漸漸發現有一個身穿黑綢衫、棕色頭髮上紮了一條金色帶子的、挺漂亮的姑娘成為我講話的主要聽眾了。她站在我面前，用左手掌托著右胳膊肘兒，像吉卜賽人那樣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著一根煙卷，煙霧裊裊上升，熏得她半閉著那雙明亮的藍眼睛。她是麗莎?包果列波夫，一個醫學院學生，也寫寫詩。她問我她可不可以寄些詩給我，由我來評定一下。稍後在那個晚會上，我發現她緊坐在一個汗毛多得叫人噁心的青年作曲家伊萬?納哥依的身旁；兩人以aufBruderschaft１的方式飲酒，那就是他倆把肘臂環繞在一起喝；隔開幾把椅子那邊坐著一位很有天資的精神病學家、麗莎最近的情人巴拉甘大夫，用他那杏仁型的黑眼睛默默失望地觀望著她。
幾天之後，她把詩寄來了；她的作品是那些流亡的蹩腳女詩人模仿阿赫瑪托娃詩作的玩意兒：無精打采的抒情短詩，給人的印象好像那些詩是在或多或少踮著腳尖走出抑抑揚格的四音步，然後沉悶地長歎一聲，頗為吃力地坐下來似的，下面一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SamotsvetovkromeocheyNetumenyanikakih，Noest』rozaeshchonezhneyRozov?hgubmoih.Iyunoshatihiyskazal：「Vasheserdtsevsegonezhney…」
Iyaopustilaglaza…我把這首俄文詩音譯過來，填上了重音音節，而且理解一般都把「u」念成短「oo」音，「i」像個短「ee」，「zh」象法語裡的「j」。「skazal-glaza」這樣的不規則韻腳被認為很雅致。也注意到其中的色情潛流和courd』amour１的涵義。譯成散文大致為：「除了我的眼睛之外，我沒有什麼珠寶，可我有一朵玫瑰比我紅潤的嘴唇還要柔軟。於是一個沉靜的青年說：『世間沒有什麼比你的心更柔軟了。』我便低下我的視線……」
我寫信告訴麗莎說她的詩寫得不好，應當停止寫作。
後來沒過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館看到她興致勃勃，滿面笑容，同十來個俄國青年詩人圍坐在一張長桌子周圍。她帶著一股譏誚和神秘的固執勁兒，用她那藍寶石的目光老盯著我瞧。我們倆交談起來。我提出讓我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詩。她同意了。結果我告訴她那些詩比我頭一次看的時候還要糟。她住在一個破敗的小旅館最便宜的房間裡，沒有洗澡間，鄰居是兩個嘁嘁喳喳的年輕英國人。
可憐的麗莎！她當然有她的愛好藝術的時刻，例如她會在五月的一個夜晚，站在一條骯髒的街道上藉著街燈的光，著迷地欣賞——不，讚賞——一堵濕漉漉的黑牆上貼著的一張舊招貼畫的五顏六色的殘餘，和街燈旁邊低垂的椴樹半透明的綠葉，不過她是這樣一種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里的邋遢，詩意的激情同非常實際而庸俗的想法，壞透了的脾氣和感傷的情緒，消沉的順服和一種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在濫用感情的結果下，在一連串事件過程中，詳情也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這裡就不提了，反正麗莎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藥片。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覺時，碰翻了一瓶開著蓋的、她平時用來寫詩的深紅色墨水，鮮艷的細流流出了她的房門，讓克麗絲和劉及時發現了，她那條命被救了回來。
在那次不幸的意外事件之後，我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她，可是正當我要去瑞士和德國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條街盡頭的小花園裡把我攔住了；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新衣裳，顏色象巴黎天空那樣的鴿子灰，頭戴一頂真夠迷人的新帽子，頂端還插著一根藍鳥羽毛，她交給我一張折疊好的信紙。
「我想徵求您最後一次忠告，」麗莎用法國人稱之為「失真」的聲調說。「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時還沒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來。」她雇了一輛出租汽車便走了。
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裡。內容如下：「我害怕您會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親愛的麗絲」（寫信人雖然用的是俄文，卻通篇用法國方式稱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麼是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麗莎」，要麼是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麗莎維塔?英諾肯蒂耶芙娜」）。「對一個敏感的（chutkiy１）人來說，看到另一個人處於一種困境，一向是件很痛苦的事。而我就是絕對處於一種困境。
「您，麗絲，受到一群詩人、科學家、藝術家、花花公子的包圍。據說，那位去年給您畫像的著名畫家，如今在馬薩諸塞州荒野酗酒無度（govoryat，spilsya２）。另有許多其他謠傳。所以我在這裡敢於給您寫信。
「我長得並不漂亮，我這個人枯燥無味，我也沒有天賦。
我甚至也不闊綽。但是，麗絲，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獻給您，直到我的最後一個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後一滴眼淚，樣樣都獻給您。請相信我，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能提供給您的都要多，因為天才需要給自己保留許多，從而不能像我這樣把他的全部都獻給您。我也許不會獲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將盡一切力量使您獲得幸福。我希望您寫詩，我希望您繼續研究您的精神治療法——這一方面我懂得不多，而且懷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順便另郵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其中精采地反駁了您那位哈爾普博士認為出生對嬰兒來說是一種自殺行動那套理論。我斗膽地在沙多這篇傑出的論文第四十八頁上改正了一個明顯排錯的字。我等待您的」（接下去大概是「決定」這個詞，底下的信紙和簽名都讓麗莎裁掉了）。
六年後，我重訪巴黎，聽說鐵莫菲和麗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離開之後不久就結婚了。她送給我一本她出版的詩集SuhieGub？
１(《乾枯的嘴唇》），並用深紅色墨水在扉頁上題辭道：「一個陌生人贈給一個陌生人」（neznakomtsuofneznakomki）
２。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在他的公寓裡舉辦茶會，我在這個場合遇見了普寧和麗莎；這是一種非正式的集會，來賓當中有老派的恐怖主義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華的享樂主義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險的青年詩人啦、上了歲數的小說家和藝術家啦、出版商和評論員啦、自由思想的哲學家和學者啦，這一夥人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騎士精神，一個流亡的社會的活躍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紀三分之一的時間裡很興旺，可是對美國知識分子來說卻幾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們的概念裡，由於精明的共產黨的宣傳，俄國流亡者是指一幫完全虛構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謂的托派分子啦（不管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腐敗的反動分子啦、變節或喬裝的契卡１人員啦、有貴族銜頭的夫人啦、職業神甫啦、餐館經理啦、白俄軍團的成員啦，全都在文化上沒有什麼重要性。
普寧正在桌子另一頭同克倫斯基２展開一場政治辯論，麗莎就趁這個機會告訴我（仍然帶著以往那種赤裸裸的坦率態度），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鐵莫菲和盤托出啦」；可他是個「聖人」，「原諒了」我。幸好她後來不經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會，我在那種場合中榮幸地有時坐在他身旁，有時坐在他的對面，我們這一群親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獨的小行星上，超脫了那個邪惡而豪華的城市，燈光照在這位或那位蘇格拉底３的腦殼上，一片檸檬在那用匙兒晃蕩的玻璃杯裡打轉轉。一天夜裡，巴拉甘大夫、普寧和我坐在布羅托夫家裡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學家談起他的一位表親柳德米拉，現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爾塔、雅典和倫敦都見過她，突然普寧從桌子對面沖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說的話可千萬別信，格奧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實。有一次他居然編謊話，說我和他在俄國是中學同學，還在考試時共同作弊。他是個可怕的說謊家。」這一突然的爆發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結舌，弄得我們兩人只有默默坐在那裡，面面相覷。
人在回憶舊友時，後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
我記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紐約看一出俄羅斯戲劇，幕間休息時我同麗莎和她的新丈夫埃裡克?溫德大夫聊天。
他說他「對普寧教授先生確實有一股親切的感情」，而且還講給我聽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從歐洲來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細節。那幾年我在紐約的一些社交場合和學術集會中碰見過普寧多次；但是我只清楚地記得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五二年我們兩人在一個挺歡樂、挺潮濕的夜晚搭乘一輛西區的公共汽車的情景。我倆來自各自執教的學府，參加一次為紀念一位偉大作家逝世百週年而在紐約市中心舉辦的文藝集會，有許多流亡人士參加。普寧從四十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在溫代爾學院教書，我過去從來沒見過他像當時那樣健康，那樣順利，那樣自以為是。他逗樂地說他和我原來都是vos』midesyatniki２（八十年代人），意思是說我倆當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區八十號街；在那輛乘客擁擠的、顛簸的車上，我們倆揪著車上兩個緊挨著的吊環，我這位好友時不時想法低頭，歪著腦袋朝外瞧瞧（不斷地試圖一再查對十字路口的街號），同時還跟我大談特談他方才在紀念會上沒時間談到的荷馬和果戈裡如何運用迂迴曲折的比喻。
我決定接受溫代爾學院教授職位時，約定可以自己邀請我需要的人在我計劃開辦的俄語專科任教，得到這一項保證之後，我就寫信給鐵莫菲?普寧，用最友好的措詞聘請他協助我一道工作，無論他用什麼方式，協助到什麼程度都悉聽尊便。他的回信卻使我駭然，而且傷透了我的心。他簡略地答道他已對教學感到膩味，甚至不想等這個春季學期結束就想不幹了。接下去他就談起別的事。維克多（我在信中有禮貌地問起過他）跟他母親在羅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離了婚，又嫁給一個意大利藝術品掮客。普寧在信末尾表示非常遺憾，說他可能在我二月十五日星期二於溫代爾學院作學術報告之前兩三天就要離開那裡。他沒說明去向。
十四日星期一夜間，我乘長途汽車到達溫代爾。考克瑞爾夫婦在車站接我，並請我到他們家去吃夜宵，我發現當晚我得住在他們家裡，而不是照我原來所希望那樣，在一家旅館過夜。格雯?考克瑞爾四十邊上，貓咪臉，優美的胳臂腿兒，原來是個很漂亮的娘們兒。她丈夫我在紐黑文１見過一面，記得是個相當無精打采、圓臉盤、淡黃色頭髮英國人，如今卻長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個人的長相一模一樣了。我很疲倦，並不過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終有什麼助興節目，可我得承認傑克?考克瑞爾模仿普寧的言談舉止簡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至少扮演了兩個鐘頭，樣樣都表演給我看——普寧講課的姿勢啦、普寧的吃相啦、普寧向女學生飛個媚眼啦、普寧有一次粗心大意地把一架風扇放在澡盆上方的一塊玻璃擱板上扇風，結果它本身的震盪差點兒讓它一頭栽進澡盆裡，後來普寧怎樣把這個史詩般的故事講給大家聽啦；普寧死乞白賴讓那位跟他幾乎不相識的鳥類學家溫教授相信他倆是哥們兒，鐵姆和托姆——搞得溫教授匆匆武斷：這人準是一個假冒普寧教授的傢伙。這一切當然穿插著普寧式手勢和普寧式蹩腳英語；除此之外，考克瑞爾居然還會模仿其他事兒，譬如普寧和賽耶緊挨著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教員俱樂部裡的椅子上沉思默想，兩人的沉默之間的細微差別他都學得上來。我們還看到普寧在書庫裡查書的架式，普寧冬天在校園凍冰的湖上躡手躡腳行走的樣兒。我們聽到普寧對他租住的一連串不同的房間所下的評語。我們還聽到普寧講他怎樣學開汽車，以及他從考克瑞爾估計他是去度暑假的那個「沙皇某位樞密顧問官的養雞場」返回時怎樣應付車胎首次被扎破的尷尬處境。最後，我們終於談到普寧有一天宣佈他已經被「shot」（槍斃了），據那位模仿者說，那個可憐的傢伙意思是說被「fired」（解雇了）——（我懷疑我的朋友怎麼可能犯這樣一個語病）。聰明的考克瑞爾還講了普寧和他的同胞考瑪
洛夫之間那種古怪的不和，那位平庸的壁畫家步偉大的朗氏的後塵，繼續沒完沒了地往學院食堂的牆壁上增添教員像。儘管考瑪洛夫和普寧不屬於同一政治派系，這位愛國的藝術家還是從院方解雇普寧這一事件中看出是一種反俄姿態，於是便開始把那個站在年輕而結實（如今已經瘦削）的布勞倫吉和年輕而蓄小胡（如今已經剃掉）的哈根中間的繃著臉的拿破侖像抹掉，以便騰出地方畫普寧；於是就出現普寧和波爾院長午飯時相遇的場面——一個氣急敗壞、唾沫星子飛濺、操著亂七八糟的英語的普寧，用哆哆嗦嗦的食指指著牆上一個幽靈似的、帝俄時代的俄國農民的畫像初稿，大喊大叫地說如果他的臉出現在那件寬肥的短外套上面，他就到法院去控告學院；他那位聽眾，雙目完全失明而陷入困境的、沉穩的波爾院長，等著普寧的火氣慢慢消失後，向周圍的人籠統地問道：「剛才說話的那位外國紳士是咱們這兒的教員嗎？」哎呀，這場模仿的表演簡直妙不可言，格雯?考克瑞爾儘管一定聽見過多次，還是哈哈大笑，把他們家那條臉帶淚痕、長耳朵的西班牙種棕色老狗索巴克威奇都給笑毛了，直用鼻子聞我。我再重複一遍，這段表演妙透了，不過也太長了。到了午夜，大家的興致才淡下來；我覺出自己一直讓臉上浮現的那種微笑開始發僵，嘴唇都有痙攣的跡象了。最後，整個事情叫人感到膩味透了，我都懷疑普寧的趣事是不是由於某種富於想像力的報復，已經在考克瑞爾身上形成致命的著魔程度，使他這個嘲弄普寧的人反倒成了真正的嘲笑犧牲品。
我們喝了大量的威士忌酒，午夜後，考克瑞爾突然做出一個決定，這種決定在某種醉醺醺的程度下看來是聰明而有趣的。他說他敢保證普寧這條老狐狸昨天根本就沒走，而是躲起來了。幹嗎不打個電話探聽一下呢？他就撥個電話，儘管對方電話鈴聲在想像中的遠方過道裡響著，催人來接而卻沒人答理，可是如果普寧當真已經走掉，把房子騰空了，這個沒毛病的電話也許就會被電話局掐斷線路了。我當時莫名其妙地想同我的老夥伴鐵莫菲?巴裡奇說幾句友好的話，所以過了片刻，我也試試想把電話打通。突然電話裡傳來卡嗒一聲響，有了回聲，一陣呼哧呼哧的喘氣聲，接著有一個偽裝得很差的聲音說：「他不在家，他已經走了，他早就走了。」——剛一說完，對方就把電話掛斷；然而，那不是別人，而正是我的老朋友，就連學他說話學得最象的人也不會把「at」（在）這個字念得很重而發出德語「hat」那個詞的音，「home」（家）念得像法語裡的「homme」，「gone」（走）象「Goneril」眠的夜晚，那間屋子的門窗都關不嚴，我在床頭櫃上用一本經常帶在身邊的《福爾摩斯探案選集》墊起一盞檯燈，就在微弱的燈光下校閱我帶來的清樣，即使這樣也沒能減輕我的失眠症。每隔兩分鐘左右，外面就有卡車通過一次，隆隆的響聲震得房子直晃搖；我時而打個盹兒，時而又喘口氣坐起來；街上的亮光透過薄窗簾映在鏡子上，照得我頭昏目眩，覺得眼前彷彿有一支行刑隊。
我這個人面對一天緊張的工作，必得先喝三隻橙子擠出來的汁才成。所以，清晨七點半，我匆匆沖個澡，五分鐘之後就在那條無精打采的、長耳朵的索巴克威奇陪伴下走出大門。
寒氣襲人，天空晴朗無雲。那條空蕩蕩的馬路朝南伸向一座灰藍色的小山，山上覆蓋著一塊塊白雪，清晰可見。我的右邊有一棵又高又禿的白楊樹，顏色象掃帚那樣的棕色，清晨的陽光把樹影照得挺長，跨過那條馬路，伸展到對面一所圓齒狀的、奶油色房子那兒，據考克瑞爾說，我那位前任者認為那是土耳其領事館，因為他看見有不少戴圓筒氈帽的人走進去過。我朝左拐，向北下坡，走過兩條街去一家我昨天夜裡注意到的飯館；可它還沒開張，我只好折回來。我剛走兩步，馬路上就隆隆駛過一輛滿載啤酒的大卡車，後面緊跟著一輛淡藍色小轎車，從裡面伸出一條白狗的腦袋，它的後面又是一輛象前面那輛一樣大的卡車。那輛寒傖的小轎車上堆滿了箱籠，駕車人是普寧。我急忙大聲招呼，可他沒看見我；我只希望前面一條街的紅燈把他滯留在那裡，自己快步上坡趕過去把他截住。
我連忙超過後面那輛卡車，又瞥見了我的老朋友，他側面的臉色顯得緊張不安，頭戴一頂有耳扇的小帽，穿一件風衣；可是霎時間綠燈亮了，那條小白狗探頭朝索巴克威奇汪汪吠了幾聲，接著全都朝前湧去——第一輛卡車，普寧，第二輛卡車。我站在原地眼看三輛車在那所摩爾人１的住宅和那棵倫巴底２白楊樹之間的車道上漸漸遠去。隨後，小轎車大膽地超越前面那輛卡車，終於自由自在，加足馬力衝上那條閃閃發亮的公路，人看得很清楚那條公路在模糊的晨靄下漸漸窄得像一條金線，遠方山巒起伏，景色秀麗，根本說不上那邊會出現什麼奇跡。
考克瑞爾穿著棕色晨袍，腳登涼鞋，先讓那條長耳狗進屋，然後領我到廚房去吃一頓備有淡而無味的腰子和魚的英式早餐。
「現在嘛，」他說，「我要講給你聽另外一段普寧的故事：他在克萊蒙納婦女俱樂部站起來演講，卻發現自己帶錯了講稿。」
１摩爾人：近代歐洲人對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蘭教徒的泛稱。
２倫巴底：意大利北部一地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