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まま三年九月,張潔搞改革,「調查性報道」成為「新聞調查」的主體,以開掘內幕為特徵,採訪會很剛性,開會的時候他發愁:「柴靜跟我一樣,太善良了,做不了對抗性採訪。」
老范接下茬:「都不見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張見過我怯懦的時候。
「她?」天賀笑得直喘。
這幫壞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時才認識我,那時我剛從爛泥境地拔出腳,沾了點輕度躁狂,帶著矯枉過正的活潑,上樓都一步兩級,沿著樓梯上指向「新聞調查」的箭頭一路跳上去。還是我爸最理解我,說:「就像我們手術台上的病人,麻藥勁兒過去了,話特別多,抑鬱很容易轉成亢奮。」
這種虛亢上陣交手,一招就潰敗。
一個醫院監聽120電話,違規出車搶病人,病人死亡,取證時只拿到一段出車搶人的錄音。家屬一直懷疑延誤了治療時機導致死亡,但病歷拿不到,時間緊任務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須一試。機器架起來,我坐在醫院負責人的對面。
他四十多歲,見了鏡頭不躲也不緊張:「坐,問吧。」
他渾身都是破綻,但我就是點不到要害。他承認違規出車,但認為違規出車和病人死亡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醫療是非常複雜的專業問題,你可以無限懷疑,但事實弄不清,這節目就是廢的,說什麼都沒用。我只是一個記者,沒有他的允許,不能掀開他家裡的簾子去看看後面有沒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術手段,雖然他左口袋的手機裡可能就有那個事關秘密的號碼。
採訪了一會兒,他直接把胸口的麥克風拔下來,站起來說:「我沒時間了,需要去休假,車就在樓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樓梯口。他把我叫住,從樓梯高處把我落在桌上的採訪本遞過來,突然一笑:「你忘東西了……怎麼,比我還緊張?」
失敗感比口含硬幣還苦。
史努比當時主持評論部內刊的一個「圓桌討論」,大家談我,最集中的意見就是能不能做好剛性採訪:「她的神態時刻在告訴對方,坐在你對面的是一個林妹妹,但也許這是她個人的特點,我說不好。」另一人說:「是,老覺得她像個電台夜間節目主持人,要向你傾訴點什麼。」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動作我倒是記得挺牢。忽閃大眼睛也好,一顰一笑也好,捋個頭髮什麼的,她可能是沒意識的,但是觀眾能意識到,就被這些干擾,我覺得在這些細微的地方應該有意識地收斂。」氣得我——誰忽閃你了誰忽閃你了?我那是隱形眼鏡老乾澀行麼?但別人沒看錯,非典的時候冒死不難,提一口氣就夠了,生活卻是呼吸不絕。天性裡的那點怯弱,像釘子一樣釘著我。小時候看到鄰居從遠處走過來,我都躲在牆角讓他們過去,打招呼這事讓我發窘。我媽看著我直歎氣。
一直到長大成人,生活裡碰到厲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訕,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覺得舒服。我覺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畫裡的圓頭小子查理·布朗,連條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當,下次還吃虧。明知「吱吱叫的車輪才有油吃」,就是開不了口。
電視台新聞組有自己的女性傳統,前輩介紹的經驗是:「除了去廁所的時候,永遠不要意識到自己是女人。」同事們老拿我在雙城的採訪開玩笑,說這是「泣聲采訪」,他們觀望我:「這種路數能不能幹好硬新聞?」
史努比倒又說回來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種對人的關注方式,她的成長會有個不變應萬變的過程,也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問題不硬的根本原不是頭髮和表情,是我不儲,不懂就被糊弄,穩不住。
一開始採訪農村征地問題。我連農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適用的是不同法律條款都不清楚,張潔不管我,也不教我,出發前不開編前會,也不問我要採訪提綱,出差在外都不打電話問一聲進展怎麼樣。我真不知道他怎麼敢冒這個險,調查性報道全靠現場挖掘,但凡有一點記者問得不清楚,後期怎麼補救也沒用。
我自己沉不住氣問他:「你也不擔心啊?」
「你們不求助就說明順著呢。」他笑。
「那我丟了調查的人怎麼辦?」
他又一笑:「大節不虧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頭腦裡的疙瘩一點點揉開,揉出勁道。
別無他法,晚上,我左手拿著專家聯絡表,脖子夾著手機,右胳膊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趴在滿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像小學生一樣,一條一條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記住,青苗補償費的數據挨家挨戶算一遍,問題列出來,想像對方會如何答,一招一式怎麼拆解,笨拙地雙手互搏。
看一會兒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過一會兒,鳥叫了,越叫越密,我氣急敗壞,忍著心裡刺動往下看,再抬頭天色薄明,清晨六點,街聲都起來了。胳膊撐在床上已經打不了彎,齜牙咧嘴地緩一陣子麻痛,洗臉吃碗熱米線去採訪,知道這麼青面獠牙地上鏡不好看,顧不上了。
史努比老說我有「塑料感」,跟現實隔著朦朦一層。但這層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錯的生活上,切開皮膚,直入筋骨。
不說別的,進了農村,跟狗打交道都是個坎。你盯著它,它盯著你。它斜著小圓眼,討好它也不理你,拿個傘嚇唬它也沒用,它反正閒得很,有的是時間,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橫,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過我一個看看」。
比狗更難的是大嫂。
在山西採訪兩個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賄選的事,一進村才知道什麼叫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雙方都懷疑我們是對方花錢請來的,每方都有一隊人馬跟著我們。想講理,說什麼客觀公正,沒人理這一套,我們正在採訪,另一方在高坡上大聲叫罵,接受採訪的大嬸從炕上一躍而起,推窗高叫還罵。
我們被直接堵在大門口,領頭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短髮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選人的老婆,上來一言不發先扯住我前襟。我覺得好笑,想掙脫,掙不開,場面就有點狼狽了。女人背後有二十多個成年男人,叉著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個上來干預,場面就會失控。
好笑的感覺沒了,被扭住的時候,人本能地往下扯著臉,想喊「你要幹嘛」,不過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種挑釁,我克制著沒去掰她的手,說:「你要什麼吧?」
「不能採訪他們。」
談新聞平衡是沒用了,我只能說:「行,那就採訪你們。」她愣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鬆開了:「每個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來,要這麼采會沒完沒了,但不採訪走不了,我說:「好,把機器打開。」
「你們站好。」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幹嘛,但能感覺到他們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們莫名其妙地有些順從,不說話了。
「排成三排。」
沒人動,他們有些不滿。我說:「攝像機只能拍到一定的範圍,你們要想被拍進去,必須排成三排。」接著點了一下那個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對「最前面」這幾個字似乎很滿意,立刻站了過去,指揮其他的人排了起來。
我面對著他們,很奇怪,聲音沒有從喉嚨裡出來,是從胸腔裡來的,這個聲音比我平常的聲音要低要慢,像個三四十歲女人的聲音,有點像……我媽的聲音:「我們是中央電視台記者,客觀記錄這個村子裡的實際選舉情況,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有零散的聲音,其他人不說話。
「選舉是嚴肅的事情,請負責任地表達。」我用了書面語,再問:「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他們齊聲大喊。
「現在請你們舉手表決,支持王玉峰的請舉起手。」王玉峰是他們一方的候選人。
都舉起了手。
我緩慢地清點,在這種電視上才有的正式口氣裡,現場寂靜無聲:「……二十三,二十四,好,請把這個數字記錄下來,二まま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老窯頭村,二十四人參與,二十四人舉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當選。」
「現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這種口氣對人說話。
所有人馴順地放下。
「原地,」我說,「解散。」
「嘩」一下,都散了,帶著滿意的神情。
最練人的都是遭遇戰。
偷拍機派上了用場,但歲數跟我差不多,沒有專門的話筒,機身已經老得不行了,轉起來「嘎啦嘎啦」響,錄下來的都是它自己轉的聲音。用的是老式磁帶,過一會兒就得換帶子。磁頭接觸不良,只能拿膠布貼上,每過十分鐘,就得神經質地去看一趟到底錄上了沒有。偷拍的時候,我只要看到攝像席鳴臉色一變,站起身說「請問洗手間在哪裡」,就知道話筒又掉了,只能向對方解釋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產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鐘,回來一聽,只有電流聲,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見我,叫得很親熱:「姐,你怎麼又來了?」讓人難受的,不是冒風險,而是面對這個熱情,還得把問過的問題變著法再問一遍,還不能讓他起疑心——哪本教科書上教這個?
也有丟人的時候,有次去重慶調查公交車連續事故,拿著這機器去交警隊,他們說事故調查報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著,席鳴把報告拿過來,裝模作樣地看,拿夾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機晃著拍。
交警隊政委託著腮幫子看了我們一會兒,一臉憐憫,忍不住說:「你們這個機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們的借給你吧。」
但關鍵時候,它還是能頂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調查外貿詐騙公司,公司老總拖住我們,進屋打了個電話。十幾分鐘後上來七八個人,都是平頭,黑T恤,大金鏈子,肚子走在人前頭:「哪兒來的?」我跟老范對視一眼,想的一樣:老大,換換行頭嘛,這套已經過時了呀。
金鏈子問我:「你們幹嘛的?」
「記者。」
「來幹什麼?」
「接到新聞線索來調查。」我看了一眼攝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誰給你的線索?」他肚子快頂著人了。
「觀眾。」我問他:「您是誰?」
他愣了一下。
「誰讓您來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聞線索的人說過,這些黑社會背景的人有槍,他見過。但我知道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傷害我們,只是要趕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當場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來。
扯平
這一小會兒,經理已經在掩護下撤退了,他們也準備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盡主人之誼,客氣送他們到電梯口:「知道經理去了哪兒告訴我們一聲。」他們相互對視,哈哈大笑,電梯關上了。
以前這些可能被視為無關的花絮捨掉,老范編輯時把這段和《無間道》裡的電梯鏡頭對接,我問熬夜編片感覺如何,她說「太快樂了」。
做調查性報道,出發時能不能做成沒一點著落,回來後能不能播出沒一點把握,但出差回到辦公室圍坐一圈,攝像老陳強給我們泡鐵觀音,一把壺摸得油亮油亮,銀白的水高拋一線,燙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綠的茶葉在沸水下寸寸掙開赭紅的邊。他慢悠悠地說:「你看玩電腦遊戲的孩子,什麼時候說過自己累?有樂趣的人從不說累。」
這工作跟剝筍一樣,一層一層,把女學生式的怯弱剝掉了,你不得不作出決斷,躲開追趕,藏起帶子,坐在各種會議室裡,吹著塑料杯托裡綠茶上的內沫,互相摸虛實,探真假,連說帶笑語帶機鋒,還不能拉下臉。
在河北時有位副縣長,上來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靜吧。」
「喲,柴主任不給面子。」
「叫柴記者吧。」
「柴主任是央視名記呀,那就叫柴記吧。」
「名記」這兩個字加一個重音,桌上的幾個男人都撲哧笑了,擠眉弄眼。
到了採訪現場,我採訪的是他下屬,結束後,旁觀的他又上來按我的肩膀:「柴記,別起來別起來,坐在椅子上跟我合個影。」
他幾個下屬拿著相機說:「來來,美女,照一個。」我說:「請坐。」
他在對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記,別那麼嚴肅。」
我笑了一下,說:「把機器打開。」
他說:「對對,亮著燈,更像真的。」
我問他分管的領域在此事上的責任,他張口結舌。問了四五個問題,我說:「可以了,謝謝。」
我們坐車離開,他的車跟在後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記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剛才那段了……柴記者……」
調查性報道大旗一張,多來剛猛之士。
小項從安徽來,善良近於訥,線條至剛,兩隻大眼直視,走路也都是直線,走到折角處拐一個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辦公室最內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拋下一歲多的兒子來京只為做調查性報道,選的題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調查現任官員洗錢時,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裡門窗被砸爛,弟弟每天把斧頭放在枕邊睡覺,在與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打鬥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們去上海取證知情人當初曾被脅持的經歷,證據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說當地有人不久前說過,這個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現,要立刻通知他們來帶人。警察起身要打電話,一出門,小項拉著知情人噌地站起來,從後門走了。在最近的長途汽車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車。一直到夜裡,繞了百里路,才回到我們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歷史的飯店,層高四米,長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蠟。一到晚上地板開始變得吱吱呀呀的,遠遠的好像聽不清的人的呼叫,還有老房子裡奇奇怪怪的各種聲音。臨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讓人不能安心。
夜裡,我坐在床上,靠著牆,聽見知情人在隔壁沖洗的聲音,才覺得安心一些。突然水聲停了,一秒鐘後,我認為自己聽到了清楚的槍聲,又是一聲。
我陡然從床上坐起身,第一反應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覺得沒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乾的。我打電話給小項,他穩穩當當說了聲「我去看看」,核實她安全之後,我嘴裡的乾燥還久久不去。
這個節目挫磨得很。小項後來為了省經費,向領導要求自己花錢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濕淋淋地來台裡,問他才知道,連坐公共汽車的錢都不捨得了,就這樣他還帶樓下來反映情況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餃子,又買了十幾張大餅讓人家帶在路上吃,說:「調查這樣的節目,不能做得讓人汗顏。」
我偶爾路過機房,看見三十多盤帶子堆在床上,小項一臉濃鬍子,一杯殘茶,已經不眠不休熬了幾個通宵。那時候用的還是編輯機,屏幕上是採訪的畫面,為了把一句採訪剪輯好,得反覆用旋鈕擰來擰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臉和話就這麼前前後後,快退快進,很長時間才能剪好一句話。我正問到「那你認為哪裡安全」,坐我對面的知情人說:「你們的鏡頭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著這段採訪,能不能採訪準確,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樂趣這麼簡單,這事關人的性命,我要是問得不準確,不配坐在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她的採訪錄被我翻得軟塌塌,在我看來她是史達琳的現實版——一個從不害怕的女人。
二戰,美國飛機轟炸佛羅倫薩時,她還是個小孩子,蜷縮在一個煤箱裡,因為恐懼而放聲大哭。父親狠狠地摑了她一耳光,說:「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後寫:「生活就是嚴峻的歷險,學得越快越好,我永遠忘不了那記耳光,對我來說,它就像一個吻。」
採訪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談到婦女不能像男人一樣上學、工作,不能去海灘,不能穿泳衣時,她問:「順便問一句,您怎麼能穿著浴袍游泳呢?」
「這不關您的事,我們的風俗習慣與您無關,如果您不喜歡伊斯蘭服裝您可以不穿,因為這是為正當的年輕婦女準備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這麼說了,那麼我馬上就把這愚蠢的中世紀破布脫下來。」她扯掉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風,把它扔在他的腳下。
他勃然大怒,衝出房間。
她還不肯罷休:「您要去哪兒?您要去方便嗎?」她長坐不走,連霍梅尼的兒子乞求也沒用,直到霍梅尼以《可蘭經》的名義發誓他第二天會再次接見她,她才同意離去。
真帶勁。
她採訪以色列的沙龍,指控他轟炸平民:「我親身經歷了咱們這個時代所有的戰爭,包括八年的越戰,所以我可以告訴您,即使在順化或河內,我也沒有見過像在貝魯特發生的那麼慘無人道的轟炸。」
他抗辯說他的軍隊只轟炸了該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基地。
她說:「您不僅轟炸了那些地區,而且轟炸了鬧市區!」她拉開皮包,取出一張照片,是一堆從一歲到五歲兒童的屍體,「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沒有腳,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這只無主的手張開著,像在企求憐憫。」
沙龍在這次採訪結束時對她說:「您不好對付,極難對付,但是我喜歡這次不平靜的採訪,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您一樣帶著那麼多資料來採訪我,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您一樣只為準備一次採訪而甘冒槍林彈雨。」
張潔總擔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剛性調查。其實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剛性。
像天賀這樣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選,更願意待在家跟金剛鸚鵡一起聽交響樂,但他報道山西繁峙礦難,冒著漆黑的夜雨走山路進去,連個接應的人都沒有。三十八位礦工死亡,被瞞報成二死四傷,遺體被藏匿或者焚燬。此事中有十一個記者收了現金和金元寶幫助隱瞞事實,被披露出來後,開會時領導表揚大鬍子有職業操守,讓他談兩句感想。他胖胖地一樂:「沒人給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
事後他說起那個礦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籠到底時,一聲巨響,他的膝蓋一陣哆嗦,抬起頭,看不見洞口的藍光。「生和死真他媽脆弱,就這麼一百米,這些人天天這麼過,超負荷地工作。我難過的是,他們很知足,覺得這麼比在村裡種地強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屍體遺骸,聞了被燒過的裹屍布,「你要是真見過他們的樣子,就不可能為幾個錢把靈魂賣了。」
善良的人做「對抗性」採訪,不會躍躍欲試地好鬥,但當他決定看護真相的時候,是絕不撤步的對峙。
我倆去一個地級市採訪。一位民營企業家被雙規,因為他「不聽話」,在「市長和市場之間選擇市場」。企業家腿中間夾張白紙,對牆站著,紙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資金罪」,每天在監捨裡原地跑五千步來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著」。採訪的時候,天賀不像平常盯著鏡頭看,而是圓圓地窩在那裡,埋著頭聽。
去採訪市領導,說出差了,過兩天就回來,過了兩天還有兩天,知道我們等不了那麼久。
這種事情急不得,也無處發作。
大鬍子讓我去把樓裡每一層的門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樓下台階上,見著人就挨個兒問:「請問您見著書記了麼?我們找他,有這麼個事兒,我給您說說……」
這兩句相當有用,二十分鐘後,秘書來了:「領導請你們去辦公室。」這位企業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證據是一個複印的手寫材料。複印的證據是不能被採信的,但法官就這麼判了,我走進法官辦公室,鏡頭在我身後,我問:「這個案子,您明明知道這份意向書不是原件,為什麼還要採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嗚嚕嗚嚕說了幾句:「不是原件……有些沒有原件。也不是我們非要這個證據不可。」
我沒聽懂,問:「不是原件為什麼要採用它?」
「我認為它是原件。怎麼不是原件呢?」
我把紙放在桌上:「您認為它是原件?我們看到的明明是手寫的一個複印件。」
他嗓門高起來:「我沒有看到。你在哪裡看到手寫的?」
我指指二審的判決:「中院都說了,這不是原件。」
他把手揮得我臉上都是風:「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問:「那您為什麼採用一個不是原件的……」
「我沒有採用,我哪有採用了?」
我指指判決上的字:「法官,這兒,這兒,第六點。」
他急了:「我還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為什麼只查我第六點?」
「您別激動。」
他臉都扭曲了:「我沒激動啊。」
我讓聲音柔和一些:「您還是採用了它?」
他喊了出來:「我至今還認為他是有罪的。」他轉身往外走,一邊揮舞著手:「你不要成為別人的工具。」
我緊跟在他身後,鏡頭在我身後:「法庭辯論的時候,辯護律師說司法不要成為工具,您怎麼看?」
他跳得真高。
採訪完,張天賀叼個大煙斗,定了會兒神,說:「這溫柔的小刀兒,左一刀右一刀,一會兒就剩下骨頭了。」又歎氣:「一個姑娘家這麼厲害,誰敢娶?」
過了一陣子,就沒人說我厲害了,因為組裡來了新人。
第一次見面,霍,這姑娘,剪短髮,一條背帶牛仔褲。眼清如水,一點笑意沒有。
我倆下班回家,發現走的是一條路,租的房子緊挨著。過馬路的時候,她對我說:「以前你在湖南衛視的時候我挺喜歡的。」
我剛想扭捏一下,她接著說:「你在『東方時空』主持的那是什麼爛節目呀?」
「嗯……」
她轉過頭毫不留情地看著我:「那個時候,我很討厭你。」
姑娘叫老郝。後來對我比較容忍了,大概覺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領點錢,姚大姐千叮萬囑,逼著我當面裝在信封裡包好,又怕我掉,拿訂書機訂上,又怕包沒有拉鏈,讓我用手按著,臨走我還是把黃澄澄的信封丟在辦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錢帶給我,押著我在路上存進銀行。櫃檯小姐問,活期還是定期?
就那麼幾千塊錢,我裝模作樣地想了一會兒,說,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區別,醫療、保險……她都得惦記著,我和老范從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裡,廚房小得進不去人,老郝一條熱褲,兩條長腿,圍個圍裙,做泰國菜給我們吃,拿只小銀剪剪小紅尖椒圈,腳底下放著一盆鮮蝦:「今天好不容易買著魚露。」我和老范倒在籐搖椅上,喝著蜂蜜水,手邊水晶碗裡是金絲棗,硬紙疊的垃圾盒讓我倆放核。
「老郝。」
「嗯?」她在廚房應。
「我要娶你。」
「滾。」
採訪的時候她總冷眼看我,剛開機她就叫「停」。
「你那個——」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細一支的銀鐲子,我穿著白襯衣,想著沒人會看見。「你不戴,沒人不高興,」她說,「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歡。」
我摘下,之後不在工作時候戴首飾。
老郝眼底無塵,她來之後,選題就更硬更難。我們去江西找個失蹤的販賣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車熄火了,兩人凍得抖抖索索,在後頭推車,身上都是泥點子。滿天星斗亮得嚇人。找到嫌疑人家,一進家門,正對著桌板上放一個黑白鏡框,是個遺像。
家屬一攤手:「死了。」
這人是當地公安局長的弟弟,我們去了公安局。
局長戴一個大墨鏡,見面寒暄,拿出上百萬字文學作品集送我們,聊了半天文學,才開口說案子,說嫌疑人被山東警方帶走了,再沒見過,說可能在監獄裡病死了。
我狐疑:「聽說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說:「是啊,我大義滅親,親自把他交給山東警方的。」
我們打電話問山東警方,這死人到底怎麼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們。也是,隔著幾千里,打電話哪兒成啊。
五個人回到賓館,愁眉苦臉,像吃了個硬幣。
老郝說:「我去。」每次,她決心已定時,都是嘴往下一抿,一點表情沒有,眼裡寒意閃閃。
她看了下表,沒收拾行李,從隨身小黑包裡拿出個杯子,接了一杯熱水,擰緊蓋,插進側包,下樓打車,三小時後到了車站,一跳上去火車就開動了。到車上打電話跟我商量去了找誰,怎麼辦。一個多小時後,電話沒電了,突然斷掉,不知道車到了哪兒。
我放下「嘟嘟」空響的電話。那天是聖誕節,手機關了聲音,一閃一滅都是過節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遠在天邊的事兒,我對牆坐著,小縣城裡滿城漆黑,無聲無息。
滿是霉味的房間裡,深綠色地毯已經髒得看不出花紋,水龍頭隔一會兒就「卡啦啦」響一陣子,流一會兒銅黃色的水。我在紙上寫這件事的各種可能,如果真是局長私放了他弟弟,他會怎麼做?……這樣做需要什麼程序,誰能幫助他?這些程序會不會留下痕跡?……我亂寫乩畫,證據不夠,腦子裡像老汽車一遍遍拿鑰匙轟,就是差那麼一點兒打不著火,又興奮又痛苦。
不成,這麼想沒用。
我必須變成他。
我趴在桌上繼續在白紙上寫: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我會需要誰來幫助我?……我的弱點會是什麼?腦子裡像有燈打了一下閃,我打電話問公安局的同志,閒聊幾句後問:「你們局長平時戴眼鏡麼?」
他猶豫了一下:「不戴」
掛了電話,我繼續寫:「見記者的面要戴墨鏡遮自己的眼睛……是個寫詩的文學青年……他的弱點可能是什麼?」
我寫:「意志。」
陳虻有一次跟我講,日本橫綱級的相撲選手,上台的時候。兩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據說勝敗在那時候就決定了。兩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們沒有出賓館的門,敲門也不開,當天的日記裡我寫:「交戰之前,明知他腰裡有銀子,但被衣衫蓋著,不知道該怎麼出劍,但經驗告訴我,那就別動。風動,樹梢動,月光動,你別動,就會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來:「他向組織坦白了。」
再見局長的時候,他的眼鏡已經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紅絲,他說我想抽根煙。給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認了,他弟弟和另一個嫌疑人是他從山東警方手裡以江西有案底為由接回,之後私放,讓家屬對外宣稱死亡。
我問到跟他同去山東接的還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個人是不能辦這個手續的,我再問:「有沒有人跟你去山東?」
「沒有。」
膝蓋上的手機響了,是老郝發來的短信:山東警方提供了介紹信號碼。我把這個號碼寫下來,遞給對面的人:「這是你開的介紹信號碼,信上有兩個人的名字。」
他歎口氣:「他年輕,我不想他捲進這件事。」
我說:「那你當時為什麼讓他捲進來呢?」
他再長歎一聲。
採訪完,老郝正立在山東瀟瀟大雪裡,攥著手機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盡頭,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車去拍它,我給老郝發了一個短信:「贏了。」
這樣的節目做多了,有陣子我有點矯枉過正,用力過猛。我媽說:「跟你爸一樣,有股子牛黃丸勁兒。」
在深圳採訪詐騙案時,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體採訪得煩了,不讓我們進門。
窮途末路,錄音師小宏想起來他有個同學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聯繫還在。對方念舊,幫忙找來他的上級,端著一個玻璃瓶當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葉再吐回杯子裡:「跟你們走一趟吧。」
安排了經偵大隊一位警官接受採訪,黑瘦,兩眼精光四射,說話沒一個廢字。
我問:「為什麼這類案件當事人報警後警方不受理?」
警官說,因為合同糾紛和合同詐騙的區別,法學家都說不清楚。我追問:「不清楚?說不清楚你們怎麼判斷案件性質?」
他說:「這個公司之前沒有逃逸,就只能算經濟糾紛。」
我說:「你們不受理之後,他不就跑了麼?」
……一來一回,話趕話,忘了這採訪是靠人情勉強答應的,好歹表情語氣上和緩一點兒,我倒好,橫眉豎目,問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圓場,找補找補。
出來到車上,自己還神清氣爽的,小宏坐我右手邊,扭頭一看,他大拇指鮮血淋淋,我說:「喲,這是怎麼啦?」老范笑:「你剛才採訪太狠了,人家同學站邊上,上級繃著臉端著玻璃瓶一聲不吭,小宏哥哥沒法對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斷你採訪。你還一直問,一直問,他就把拇指放在門上夾,夾了一下又一下……」
慚愧。
《紅樓夢》裡寫賈寶玉討厭「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句話,覺得市儈。我原來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氣,講什麼人情世故?採訪時萬物由我驅使,自命正直裡有一種冷酷: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來自親人一樣的同事,我恐怕也不會在意,他對我一句責備沒有,也正因為這個,我隱隱有個感覺,為了一個目的——哪怕是一個正義的目的,就像車輪一樣狠狠輾過人的心,也是另一種戾氣。
節目播後,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來,我發短信謝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聞調查』,其實很多人心裡都明白,只是不太說話。不要客氣,一點心意,你們受之無愧。」
二まま六年,一家雜誌採訪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嚇一跳——怎麼變這樣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襯衫,捲著袖子,叉著胳膊,面無表情看著鏡頭。好傢伙,鐵血女便衣。底下標題是「新聞戲劇的主角」。崔永元勸過我一次:「你不適合調查,跟在別人後面追,那是瘋丫頭野小子幹的事,你去做個讀書節目吧。」他怕我有點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靜了這麼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點小世界裡頭,怕熱怕冷怕苦怕出門怕應酬,除了眼前,別無所見。有次看漫畫,查理·布朗得了抑鬱症,露西問:「你是怕貓麼?」
「不是。」
「是怕狗麼?」
「不是。」
「那你為什麼?」
「聖誕節要來了,可我就是高興不起來。」
「我知道了,」這姑娘說,「你需要參與進這個世界。」
是這意思。過去當主持人的時候,我爸天天看,從來沒誇過,到了「新聞調查」,做完山西賄選那期後,電話裡他說:「嗯,這節目反映了現實。」
長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裡採訪,小腿上全是刺癢,我以為是蟲子,後來發現是汗從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著你沒法磨嘰和抒情,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踩實了飛快往前走,採訪完滿臉通紅走到陰涼裡頭,光腳踩在槐樹底下青磚地上冰鎮著,從旁邊深井裡壓一桶水上來,胳膊浸進去撈一把出來洗臉,一激靈的清涼。
那幾年就是這種盛夏才有的乾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濕答答的勁兒一掃而空。
我一個猛子扎人這世界,一個接一個出差,連氣都不換,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邊的土牆上,等著天光暗一點錄串場,餓了,一個毛頭小男孩拿個大饃從我腳下經過,「小孩兒,給我們吃點兒。」
他掃我一眼,一步不停邊啃邊跑。
過了一陣子,墨綠的玉米地裡,遠遠兩個點兒,黑的是他,還有個紅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饃,還有一小袋豬頭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黃瓜。
我接住大饃一掰,熱氣一撲,長提一口氣,一口下去,手都顫了。那一下,像是水裡一抬頭,換氣一剎那看見自己,蹲在田地中間半垛窄土牆上,為爬牆脫了鞋,光腳上都是土。傍晚風暴快來滿天黑,只有長雲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鮮紅。